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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普林斯頓
布希先生讓我們捲入了可怕的波斯灣戰爭，我無法從中看到或哪怕想像出任何積極的結果。另外，他迫使聯合國通過一項決議，將1月15日規定為相關行動的最後期限。[56]現在，就讓我們等待即將降臨的軍事和政治災難吧，此外別無其他。
[1] 小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 Jr.）是國務院蘇聯問題專家，1987年—1991年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
[2] 尼古拉·卡爾洛維奇·吉爾斯（Nikolay Karlovich Giers）是沙皇俄國時期的外交大臣，他促成了俄法結盟。凱南計劃撰寫的《改變世界的結盟》一書研究的正是俄法結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歷史。
[3] 《先決條件：1938年美國問題筆記》（The Prerequisites： Note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8），凱南文件，第240盒。
[4] 《如此和平：雅爾達的根源與餘燼》（Such a Peace： The Roots and Ashesof Yalta），1982年。
[5] 海倫·寇蒂卡（Helen Caldicott）是澳大利亞內科醫生，同時也是一位反核活動家。
[6] 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常駐美國的蘇聯大使。
[7] 勞倫斯·伊戈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是外交官，後來成為赫伯特·沃克·布希（H. W. Bush）總統的國務卿。
[8]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美國實用主義法學、社會法學和現實主義法學的奠基人，1902年—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漫長的司法生涯中提出過許多與大多數法官不同的意見，被譽為“偉大的異議者”。——譯者注[9] 《亨利·詹姆斯的一生》（Henry James： The Master， 1901-1916），1972年。
[10]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喬治·凱南：冷戰之父的一生》，第662—663頁。
[11] 凱南日記，1984年1月28日。
[12] “破除魔咒”（Breaking the Spell），《紐約客》，第49期，1983年10月3日，第44—53頁。儘管馬特洛克讀過凱南的作品，但里根很可能沒有讀過。約翰·加迪斯：《喬治·凱南：冷戰之父的一生》，第664頁。
[13] 冷戰結束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共和國（主要為波西米亞地區）和斯洛伐克共和國（主要為摩拉維亞地區）。
[14] 凱南日記，1984年5月9日。
[15] 帕梅拉·迪戈比·邱吉爾·哈里曼（Pamela Digby Churchill Harriman）是埃夫里爾的妻子，溫斯頓·邱吉爾的前兒媳。
[16] 凱南：《改變世界的結盟：法蘭西、俄羅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84年。
[17] 小約翰·賽柏林（John F. Seiberling Jr.），俄亥俄州民主黨議員。
[18] 埃文·托馬斯和沃爾特·艾薩克森：《智者：六個朋友和他們締造的世界》（Evan Thomas and Walter Isaacson， 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1986年。
[19] 1月28日，“挑戰者”號太空梭在升空不久之後爆炸。
[20] 1933年—1934年，威廉·布里特和凱南在莫斯科建立了美國駐蘇聯大使館。
[21] 見凱南1986年3月9日的日記。
[22] “les mani ères”指根深蒂固的行為、風俗、文化。
[23] 凱南指的是這些要求放寬或終結南非白人政府種族隔離制度。
[24] 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
[25] 高教會派（High church）是基督新教的派別之一，與“低教會派”相對。該派主張在教義、禮儀和規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傳統，並要求維護教會較高的權威地位，因此得名。——譯者注[26] 瓊是凱南和安娜莉絲的女兒。
[27] 克萊頓·弗里奇（Clayton Fritchey）是前政府官員和新聞專欄作家。
[28] 在雷克雅未克峰會上，里根和戈巴契夫討論了能否銷毀所有核武器的問題。這項議題因為里根拒絕終止“星球大戰計劃”反飛彈防禦系統的開發而告吹。
[29]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是凱南的朋友，《紐約時報雜誌》駐莫斯科資深記者。
[30] 理察·派普斯（Ri插rd Pipes）和亞當·烏拉姆（Adam Ulam）都是哈佛大學研究俄羅斯歷史的波蘭裔美國教授。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是波蘭裔國際關係問題專家，他在吉米·卡特總統任職期間曾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修韋林·畢亞勒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者，當時已經離開波蘭。
[31] 為了給反對尼加拉瓜左派激進政府的反叛力量提供經費，白宮協助里根總統授權出售武器給伊朗。因為此舉違反美國法律，所以是秘密進行的，這件醜聞直到1986年11月才被揭露出來。
[32] 戈巴契夫要來華盛頓與里根舉行高峰會談。
[33] 12月7日—10日的峰會期間，里根和戈巴契夫簽訂了一項協議，同意銷毀美國和蘇聯核武庫的中程核飛彈。與凱南的預測恰恰相反，1988年5月，這個協議在參議院以93票對5票獲得通過。
[34] 哈麗特·瓦瑟曼（Harriet Wasserman）是凱南的出版經紀人。
布希先生讓我們捲入了可怕的波斯灣戰爭，我無法從中看到或哪怕想像出任何積極的結果。另外，他迫使聯合國通過一項決議，將1月15日規定為相關行動的最後期限。[56]現在，就讓我們等待即將降臨的軍事和政治災難吧，此外別無其他。
[1] 小傑克·馬特洛克（Jack Matlock Jr.）是國務院蘇聯問題專家，1987年—1991年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
[2] 尼古拉·卡爾洛維奇·吉爾斯（Nikolay Karlovich Giers）是沙皇俄國時期的外交大臣，他促成了俄法結盟。凱南計劃撰寫的《改變世界的結盟》一書研究的正是俄法結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歷史。
[3] 《先決條件：1938年美國問題筆記》（The Prerequisites： Note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8），凱南文件，第240盒。
[4] 《如此和平：雅爾達的根源與餘燼》（Such a Peace： The Roots and Ashesof Yalta），1982年。
[5] 海倫·寇蒂卡（Helen Caldicott）是澳大利亞內科醫生，同時也是一位反核活動家。
[6] 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常駐美國的蘇聯大使。
[7] 勞倫斯·伊戈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是外交官，後來成為赫伯特·沃克·布希（H. W. Bush）總統的國務卿。
[8]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美國實用主義法學、社會法學和現實主義法學的奠基人，1902年—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漫長的司法生涯中提出過許多與大多數法官不同的意見，被譽為“偉大的異議者”。——譯者注[9] 《亨利·詹姆斯的一生》（Henry James： The Master， 1901-1916），1972年。
[10]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喬治·凱南：冷戰之父的一生》，第662—663頁。
[11] 凱南日記，1984年1月28日。
[12] “破除魔咒”（Breaking the Spell），《紐約客》，第49期，1983年10月3日，第44—53頁。儘管馬特洛克讀過凱南的作品，但里根很可能沒有讀過。約翰·加迪斯：《喬治·凱南：冷戰之父的一生》，第664頁。
[13] 冷戰結束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共和國（主要為波西米亞地區）和斯洛伐克共和國（主要為摩拉維亞地區）。
[14] 凱南日記，1984年5月9日。
[15] 帕梅拉·迪戈比·邱吉爾·哈里曼（Pamela Digby Churchill Harriman）是埃夫里爾的妻子，溫斯頓·邱吉爾的前兒媳。
[16] 凱南：《改變世界的結盟：法蘭西、俄羅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84年。
[17] 小約翰·賽柏林（John F. Seiberling Jr.），俄亥俄州民主黨議員。
[18] 埃文·托馬斯和沃爾特·艾薩克森：《智者：六個朋友和他們締造的世界》（Evan Thomas and Walter Isaacson， 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1986年。
[19] 1月28日，“挑戰者”號太空梭在升空不久之後爆炸。
[20] 1933年—1934年，威廉·布里特和凱南在莫斯科建立了美國駐蘇聯大使館。
[21] 見凱南1986年3月9日的日記。
[22] “les mani ères”指根深蒂固的行為、風俗、文化。
[23] 凱南指的是這些要求放寬或終結南非白人政府種族隔離制度。
[24] 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
[25] 高教會派（High church）是基督新教的派別之一，與“低教會派”相對。該派主張在教義、禮儀和規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傳統，並要求維護教會較高的權威地位，因此得名。——譯者注[26] 瓊是凱南和安娜莉絲的女兒。
[27] 克萊頓·弗里奇（Clayton Fritchey）是前政府官員和新聞專欄作家。
[28] 在雷克雅未克峰會上，里根和戈巴契夫討論了能否銷毀所有核武器的問題。這項議題因為里根拒絕終止“星球大戰計劃”反飛彈防禦系統的開發而告吹。
[29]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是凱南的朋友，《紐約時報雜誌》駐莫斯科資深記者。
[30] 理察·派普斯（Ri插rd Pipes）和亞當·烏拉姆（Adam Ulam）都是哈佛大學研究俄羅斯歷史的波蘭裔美國教授。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是波蘭裔國際關係問題專家，他在吉米·卡特總統任職期間曾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修韋林·畢亞勒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者，當時已經離開波蘭。
[31] 為了給反對尼加拉瓜左派激進政府的反叛力量提供經費，白宮協助里根總統授權出售武器給伊朗。因為此舉違反美國法律，所以是秘密進行的，這件醜聞直到1986年11月才被揭露出來。
[32] 戈巴契夫要來華盛頓與里根舉行高峰會談。
[33] 12月7日—10日的峰會期間，里根和戈巴契夫簽訂了一項協議，同意銷毀美國和蘇聯核武庫的中程核飛彈。與凱南的預測恰恰相反，1988年5月，這個協議在參議院以93票對5票獲得通過。
[34] 哈麗特·瓦瑟曼（Harriet Wasserman）是凱南的出版經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