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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月3日

  周末基本都浪費了,大部分時間都在看貝克爾先生、埃德伯格先生和麥克恩羅先生[51]打網球。與此同時,共產主義在東歐和中歐部分地區的主導地位正在崩塌,戈巴契夫先生和布希先生在地中海要地馬爾他舉行會議。我之所以沒太留意這次會議,是因為過去兩個星期來健康狀況不佳,為此心情頗為沉鬱。

  我知道,從現在開始必須認真了解近日來蘇聯和歐洲發生的事件,為這個月底的外交委員會會議發言做準備。共產主義世界的革命失敗了,出於某種原因,這讓我感到非常高興。公正地說,此前我已經預見了這一天的到來。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我就竭力告誡政府,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已經完全喪失了對蘇聯人民的控制。多年以前,在戈巴契夫登上世界舞台之前,我就已經開始努力說服很多人,蘇聯對東歐的掌控能力已經嚴重削弱,它一旦受到挑戰,是承受不住任何壓力的。(我經常把這種統治比喻成池塘里的薄冰,看起來很結實,踩上去卻無法承受任何力量。)不過,我當然預見不到它什麼時候瓦解,或者如何突然瓦解。

  這種瓦解來得猝不及防,在我看來實在有些遺憾。它突然降臨到這一代人身上,這雖然不是他們的錯誤,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準備好去建立屬於自己的政府,甚至沒有一個有力的政黨從共產主義者手中接管政權。不僅如此,這些亢奮的人似乎沒有學到他們本可以從明智的芬蘭人那裡學到的東西,那就是獲得獨立的唯一安全方式,就是對蘇聯的安全利益表現出該有的尊重。如果他們認識不到這一點,要尋求獨立卻挑戰了蘇聯的安全保障,那麼結果只能是毀掉戈巴契夫,那個剛剛給予他們更大獨立性(比如波羅的海國家的自治)的人。

  ● 12月16日

  未來四天,我必須在外交委員會的會議上發表演講,通常這是一個正式、嚴肅的場合,不過照我理解,這實際上是給與會的老孩童們舉辦的一場特別聖誕聚會。有關這次會議的消息傳播開來,人們會把那裡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都希望我能爆出大新聞。我確信大家期待的就是那十分鐘至十五分鐘的即席演說,然後是自由提問環節。你可能覺得這沒什麼可苦惱的,但實際上遠非如此。自從二戰之後,歐洲處於劇變的煎熬之中,很多方面都在急速變化,十幾分鐘能說什麼?

  我日復一日地婉言謝絕以各種方式發來的邀約,偶爾屈服於個別無法拒絕的請求,卻又導致新一輪的請求紛至沓來。在這些日子裡,我愈發全神貫注地思考實施一次迫不得已的終極行動,讓自己從這種徒勞且令人精疲力盡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我這樣想,也這樣說,我非常清楚之前已經說過多少遍這樣的話了。現在的問題是,最終的解放要麼是我主動爭取,要麼是通過死亡來實現。既然時日所剩無多,為什麼不主動爭取一下呢?

  1990年

  幾十年來,凱南一直懷疑他即將向死亡屈服,至少是將要老朽不堪。但是,這位八十六歲的老人依然頭腦清晰,思維活躍,他的壽命還會延續十五年。

  對於動盪的蘇聯帝國和南非的種種劇變,凱南深感不安。建立在無可置疑的國家主權之上的舊國際體系的衰敗,以及建立在——至少是理論上的——普遍人權之上的新國際制度也讓他高興不起來。

  大白鷺[52]

  為那傲慢的大白鷺,

  此刻請稍候一旁。

  這修長雙腿的美人,

  他是公認的領袖。

  如果你對他的尊重,

  未按其所想給予,

  或許他會不予理睬,

  但是,

  他不會忘記。

  ● 1月21日,普林斯頓

  新年的頭三個星期,一直忙著完成之前所受的囑託和要求,現在總算有時間過我的老年生活了。

  就在聖誕節前,我參加了外交關係協會的一個會議[因為與會人員數量龐大,開會地點改到亨特學院(Hunter College)的劇場])。從各方反應來看,這是一場極為成功的大會。1月5日,新澤西州也舉辦了一次規模很大的集會,在這次集會上我再次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三天前,在查閱資料、撰寫講稿、充分準備後——要是沒有這次會議催促,我永遠不會閱讀也不會撰寫這樣的東西——我出席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會議(參議員中只有拜登先生出席了會議,從某種程度看,這大大降低了外界對這次會議的重視程度),無論其他與會者、新聞媒體和公眾的感想如何,我對自己的表現非常滿意。這一切讓我感到,我對公共生活的貢獻基本告一段落了。

  我做出這些貢獻的時間跨度比較清晰,大概有四十四年。現在結束了,以後自然是一個全新的開始。對於新時期,即便我還能有所貢獻,時間也是極為短暫的,意義也不會很重大。

  ● 1月25日

  全世界都在發生奇怪和悲哀的事情:蘇聯解體,傳統的俄羅斯帝國崩潰,經歷了經濟改革失敗和戈巴契夫的毀滅之後,進入一個動盪混亂的新時期,這個國家正處在經濟災難的邊緣,後果無法估量。

  ● 2月4日

  前天晚上,電視播放了南非首相在憂慮而沉默的議會上,宣布解除對非洲國民代表大會的禁令,並承諾儘早釋放曼德拉先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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