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頁
[9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凱南感覺自己不堪重負，不是因為被喜悅所淹沒，而是因為各界請他就此發表評論的壓力令他難以招架。儘管他不願意放棄對公眾發言的機會，但還是希望能夠集中精力做學術研究。他正在思考繼續撰寫“一戰”前法俄同盟史的第三卷。］● 11月14日，普林斯頓在我的歷史研究工作中斷近兩年後，這兩三個星期以來，我終於擺脫了日常的煩事雜務，回到書桌旁。幾天來，我都在研究所的圖書館埋頭於歷史研究。
我喜歡這種感覺，每分每秒都開心愉快，我真的是樂在其中。但這是一場戰鬥。過去種種繁雜瑣事的羈絆一直壓在我心頭。在圖書館的每一天每一個小時，我都必須擺脫這種羈絆，抓緊時間是一門絕技。在東歐，尤其是德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使我壓力倍增。[47]我孤注一擲、幾近絕望地掙扎。伊莉莎白[48]打來電話，覺得必須打一場漂亮仗，甚至比我還堅決。電話鈴一整天都在響，請我做評論，參加電視訪談，撰寫文章，發表聲明，等等，都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 11月15日
好吧。同意了，他們贏了，我失敗了。我被打敗不是因為缺少實力或才華，而是被總統幕僚的勢力打敗，他們對嚴肅的事情幾乎沒有興趣，在他們的標準中，“速成品”遠比持久的努力有價值，情緒化的反應遠高于思考，想像遠高於現實。他們想要的是表演者，而不是學者。他們的權力無處不在，即便在高級研究所內的電話另一端也是如此，在我這個位置上，無法反抗，除非以將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家人捲入真正的暴力作為代價。
那麼，此刻我們該往何處去？
昨天晚上，我一個人走在空蕩蕩的普林斯頓大街上，孤獨地走了很遠，努力思考問題的答案。我想了很久，我能夠看見自己以這裡為起點，漫無目的、心煩意亂地在生活中四處徘徊，順其自然，觀察瑣事並自得其樂，不時記下我的觀點——主要是為了這本日記，我無所期待，無所指望。
然而，仔細一想，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樣或者那樣的請求需要我做出回應，我必須選擇。但是，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如果事情本身就沒有意義，又如何從中進行選擇？
● 11月18日
我接到華盛頓的電話，大意是總統想召見我以及其他三位前駐蘇聯大使，電話時間是星期五（昨天）下午兩點。
就這樣，我坐上熟悉的列車前往華盛頓，準時到達白宮（多虧上帝恩典，因為美國鐵路公司的車晚點了近半個小時），碰到了以前的老同事托馬斯·沃森、亞瑟·哈特曼和馬爾科姆·圖恩。[49]我們被領進橢圓辦公室，總統在那裡接待了我們。一同參加會議還有四五個人，我認識其中三位，分別是國務卿、副總統[50]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的名字總是在我嘴邊，老是記不起來。不過，噢，對，現在想起來了，應該是布倫特·斯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接下來大家各抒己見，包括我自己在內，闡述的觀點既沒用又瑣碎（但是，我這樣做是事出有因）。
布希先生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人。你跟他交談，他很謙恭，無拘無束，話不多但公道，富有魅力。等你離開後，他對公眾講話時絲毫不受你的影響，雖然他之前似乎畢恭畢敬地傾聽了你說的話。無論如何，我對他的印象很不錯，儘管活動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但是，看到晨報上他演講的內容，我想他哪怕讀到我上星期日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文章，或者對我昨天所說的話留下一丁點兒的印象，都不會在演講中說出那樣的話。
● 11月23日，感恩節
我感到有必要說說自己過去一個星期來的變化，這是一個不甚愉快的變化，我想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變化。怎麼描述呢？不光是身體虛弱、神經過敏、步履不穩，等等，還有情緒上的反應，心緒難以平復，總是感覺不耐煩、易怒，其他時候則陷入莫名的憂慮，我感覺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反應和行為。
啊哈，我對自己說，這是衰老來臨了。但是，這就帶來了相互矛盾的問題和思考。如果你能覺出衰老將近，那麼你是真的衰老了嗎？或者說當你覺察出你處於衰老狀態，卻無法控制衰老的各種表徵，你就真的衰老了嗎？哎呀，恐怕我感覺到了。
這類行為說明了什麼？
我建議做一些小小的改變，幅度不要太大……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參加大規模集會將自己暴露在眾人面前。
● 11月29日
雖然竭力避免，但我還是感覺到生活中那些隱秘的羈絆在日益加重，而我越來越無力應對。當前的重大事件更加重了我的這種負擔：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突然脫離共產主義統治（對此我的興趣不大，但是相關報導鋪天蓋地，新聞界的各位先生都興奮異常）。此後的兩三天裡，布希先生和戈巴契夫先生在馬爾他附近的軍艦上開會。因此，這裡和辦公室的電話鈴一直響個不停，都是採訪我和邀請我露面的。這些請求我都婉言拒絕了，只接受了一個特別的邀請：明年一月再次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會議。或許，我不該接受這個邀請……但是，我可能是他們相信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我想，或許有那麼幾件事我可以幫助他們，所以就這樣定了。
我喜歡這種感覺，每分每秒都開心愉快，我真的是樂在其中。但這是一場戰鬥。過去種種繁雜瑣事的羈絆一直壓在我心頭。在圖書館的每一天每一個小時，我都必須擺脫這種羈絆，抓緊時間是一門絕技。在東歐，尤其是德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使我壓力倍增。[47]我孤注一擲、幾近絕望地掙扎。伊莉莎白[48]打來電話，覺得必須打一場漂亮仗，甚至比我還堅決。電話鈴一整天都在響，請我做評論，參加電視訪談，撰寫文章，發表聲明，等等，都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 11月15日
好吧。同意了，他們贏了，我失敗了。我被打敗不是因為缺少實力或才華，而是被總統幕僚的勢力打敗，他們對嚴肅的事情幾乎沒有興趣，在他們的標準中，“速成品”遠比持久的努力有價值，情緒化的反應遠高于思考，想像遠高於現實。他們想要的是表演者，而不是學者。他們的權力無處不在，即便在高級研究所內的電話另一端也是如此，在我這個位置上，無法反抗，除非以將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家人捲入真正的暴力作為代價。
那麼，此刻我們該往何處去？
昨天晚上，我一個人走在空蕩蕩的普林斯頓大街上，孤獨地走了很遠，努力思考問題的答案。我想了很久，我能夠看見自己以這裡為起點，漫無目的、心煩意亂地在生活中四處徘徊，順其自然，觀察瑣事並自得其樂，不時記下我的觀點——主要是為了這本日記，我無所期待，無所指望。
然而，仔細一想，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樣或者那樣的請求需要我做出回應，我必須選擇。但是，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如果事情本身就沒有意義，又如何從中進行選擇？
● 11月18日
我接到華盛頓的電話，大意是總統想召見我以及其他三位前駐蘇聯大使，電話時間是星期五（昨天）下午兩點。
就這樣，我坐上熟悉的列車前往華盛頓，準時到達白宮（多虧上帝恩典，因為美國鐵路公司的車晚點了近半個小時），碰到了以前的老同事托馬斯·沃森、亞瑟·哈特曼和馬爾科姆·圖恩。[49]我們被領進橢圓辦公室，總統在那裡接待了我們。一同參加會議還有四五個人，我認識其中三位，分別是國務卿、副總統[50]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的名字總是在我嘴邊，老是記不起來。不過，噢，對，現在想起來了，應該是布倫特·斯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接下來大家各抒己見，包括我自己在內，闡述的觀點既沒用又瑣碎（但是，我這樣做是事出有因）。
布希先生是一個好奇心很強的人。你跟他交談，他很謙恭，無拘無束，話不多但公道，富有魅力。等你離開後，他對公眾講話時絲毫不受你的影響，雖然他之前似乎畢恭畢敬地傾聽了你說的話。無論如何，我對他的印象很不錯，儘管活動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但是，看到晨報上他演講的內容，我想他哪怕讀到我上星期日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的文章，或者對我昨天所說的話留下一丁點兒的印象，都不會在演講中說出那樣的話。
● 11月23日，感恩節
我感到有必要說說自己過去一個星期來的變化，這是一個不甚愉快的變化，我想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變化。怎麼描述呢？不光是身體虛弱、神經過敏、步履不穩，等等，還有情緒上的反應，心緒難以平復，總是感覺不耐煩、易怒，其他時候則陷入莫名的憂慮，我感覺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反應和行為。
啊哈，我對自己說，這是衰老來臨了。但是，這就帶來了相互矛盾的問題和思考。如果你能覺出衰老將近，那麼你是真的衰老了嗎？或者說當你覺察出你處於衰老狀態，卻無法控制衰老的各種表徵，你就真的衰老了嗎？哎呀，恐怕我感覺到了。
這類行為說明了什麼？
我建議做一些小小的改變，幅度不要太大……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參加大規模集會將自己暴露在眾人面前。
● 11月29日
雖然竭力避免，但我還是感覺到生活中那些隱秘的羈絆在日益加重，而我越來越無力應對。當前的重大事件更加重了我的這種負擔：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突然脫離共產主義統治（對此我的興趣不大，但是相關報導鋪天蓋地，新聞界的各位先生都興奮異常）。此後的兩三天裡，布希先生和戈巴契夫先生在馬爾他附近的軍艦上開會。因此，這裡和辦公室的電話鈴一直響個不停，都是採訪我和邀請我露面的。這些請求我都婉言拒絕了，只接受了一個特別的邀請：明年一月再次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會議。或許，我不該接受這個邀請……但是，我可能是他們相信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我想，或許有那麼幾件事我可以幫助他們，所以就這樣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