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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談的是1987年12月關於選摘日記出版成書的爭論。］要是我沒記錯的話，哈麗特覺得猶太色彩濃厚的施特勞斯與法勒（Straus & Farrar）公司會出版我這本書，肖恩先生……當時是這家公司的顧問。但是施特勞斯與法勒公司拒絕了我的手稿，他們（在給哈麗特的一封信中）給出的理由是認為我的作品裡有些“德國人的東西”。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排猶主義者，不過我必須承認，這次的事件讓我差不多變成反猶人士了。二戰期間伯林在大使館任職時，我們都對納粹不抱任何幻想，一直在跟他們周旋，一些人非常辛苦，筋疲力盡。為什麼法勒公司認為我應該以散文表達自己對納粹的恐懼呢？我不是媒體職員，而是美國政府官員。我寫這些東西寄給誰看？給政府？怎麼給？通過我在大使館裡的上級？他們會以為我瘋了。他們和我一樣清楚納粹是什麼東西，我們的政府也清楚。誰還需要被警醒呢？這樣做對我有什麼好處？這個時代的評論家們對40年代駐外事務處的工作和生活缺乏認識，他們的想法真是莫名其妙。
● 2月16日
今天是我八十五歲的生日。昨天去了紐約，就是為了跟亞瑟·施萊辛格一起高高興興地吃個午飯。沒有壓力，沒有覺得特別疲憊……但是我感到精力耗盡，一無所成。我翻看過去幾天寫的兩篇草稿，感覺詞不達意，必須重寫，時間很緊迫。我一生中第一次產生這樣的想法：如果我就是寫不出來了怎麼辦？我的才思全部耗盡了怎麼辦？果真如此怎麼辦？怎麼把這種境況告知他人？我要說，我此刻並非如你們所期待的那樣，我必須走自己的路：不查郵件，不接電話，不參與周圍的生活，不參加社交活動。可以這樣嗎？一定要這樣嗎？
● 4月3日，華盛頓
考慮到華盛頓政府正在換屆，以及我的表態可能對新政府產生影響，我儘量讓自己的話聽起來順當一些。畢竟，這是一個關鍵時期，白宮內外新任命了許多有頭腦的人，戈巴契夫先生單邊削減常規武器產生的轟動效應也餘波未了。我想如果現在不說些什麼，等新人踏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就永遠不會知道我想說卻沒說出口的話是否會對他們產生影響了。所以我接受了《麥克尼爾-萊勒》（McNeill-Lehrer）節目的兩次訪談邀約，為《紐約時代周刊》寫了一篇文章，還在別處發表了一篇關於德國的文章。我希望接受邀請，於4月4日——也就是明天，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關於蘇美關係未來走向的一系列聽證會上率先發言。以上種種，再加上即將面世的旅行日記[43]，讓情況更加複雜了。尤其是幾天前《大西洋月刊》登載了其中一些選段，我後悔做了這件事，但是也沒法阻止了。
聽證會將在明天上午舉行。我已經儘可能地做了充分準備。不過，我不敢抱樂觀的態度。我一直感覺身體不太好，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時候。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問詢，恐怕我的發揮不會太精彩。
[凱南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發表了兩個半小時的闡述，在座的每個人，甚至連現場的攝影師，都為他的精彩演說鼓掌。記者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評論說：“如果有人有權叫停冷戰，那個人就是喬治·凱南，是他首先提出了令西方贏得冷戰勝利的策略。”[44]］● 4月9日，普林斯頓當天早晨，《華盛頓郵報》用兩個版面報導了參議院聽證會，黑色的大標題和照片有些戲劇化了……《大西洋月刊》也選登了聽證會紀要，還談到了我即將出版的那本書……雖然影響不及《紐約時報》（相對而言），但是也引起了華盛頓對我本人不小的關注。持續兩個半小時的聽證會結束了，出乎意料甚至讓我有些尷尬的是，參議員們長時間起立鼓掌。後來我才聽說，這在外交委員會歷史上前所未有。
我務必謹慎，不能過高估計這一非常事件的意義。與會的大多數參議員是民主黨人[雖然包括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在內，與會的共和黨人都相當禮貌，很尊重我］。《紐約時報》一如既往，完全無視這次聽證會。除了一個有線電視頻道外，其他電視媒體都沒有報導此事，箇中原因他們自己再清楚不過了。不過，第二天早晨的《華盛頓郵報》對此事進行了大篇幅的報導。《新聞周刊》（Newsweek）通知我說下一期將對這次聽證會予以重點報導。《紐約時報》似乎感到有些愧疚，（與外交委員會而非我本人商定後）在今天周日版的專欄報導了聽證會的消息，並刊登了我發言的大部分內容，就放在各方竭力敦促布希總統闡明如何應對蘇聯變化的大篇幅報導之後。因此，我感覺自己至少成功地給自滿的新政府當頭一棒……
然而，這一切或許讓我陷入了更深的泥潭……我接到北約最高指揮官約翰·加爾文將軍（John Galvin）的電話，他邀請我到比利時的蒙斯（Mons）參加北約組織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SHAPEX）年會。這是一個閉門會議（不對報社或者訪客開放），與會的是北約成員國全體高級代表。
● 4月16日，農場
我拿到了厚厚的一摞資料，都是關於戈巴契夫政府的，我想研究一下它對美國政策可以或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埋首其中一天後（才剛剛開始閱讀資料），我就驚詫地發現，不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自以為精妙的觀點已經過時，與目前莫斯科和歐洲出現的形勢完全脫節，而且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就是為什麼我對北約觀點一直深惡痛絕的原因。目前我們正陷入一種新的危險形勢而不能自拔，結局難以預料。當我們探討自己從冷戰時期學到了什麼東西時，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我們已經在談論過去了。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排猶主義者，不過我必須承認，這次的事件讓我差不多變成反猶人士了。二戰期間伯林在大使館任職時，我們都對納粹不抱任何幻想，一直在跟他們周旋，一些人非常辛苦，筋疲力盡。為什麼法勒公司認為我應該以散文表達自己對納粹的恐懼呢？我不是媒體職員，而是美國政府官員。我寫這些東西寄給誰看？給政府？怎麼給？通過我在大使館裡的上級？他們會以為我瘋了。他們和我一樣清楚納粹是什麼東西，我們的政府也清楚。誰還需要被警醒呢？這樣做對我有什麼好處？這個時代的評論家們對40年代駐外事務處的工作和生活缺乏認識，他們的想法真是莫名其妙。
● 2月16日
今天是我八十五歲的生日。昨天去了紐約，就是為了跟亞瑟·施萊辛格一起高高興興地吃個午飯。沒有壓力，沒有覺得特別疲憊……但是我感到精力耗盡，一無所成。我翻看過去幾天寫的兩篇草稿，感覺詞不達意，必須重寫，時間很緊迫。我一生中第一次產生這樣的想法：如果我就是寫不出來了怎麼辦？我的才思全部耗盡了怎麼辦？果真如此怎麼辦？怎麼把這種境況告知他人？我要說，我此刻並非如你們所期待的那樣，我必須走自己的路：不查郵件，不接電話，不參與周圍的生活，不參加社交活動。可以這樣嗎？一定要這樣嗎？
● 4月3日，華盛頓
考慮到華盛頓政府正在換屆，以及我的表態可能對新政府產生影響，我儘量讓自己的話聽起來順當一些。畢竟，這是一個關鍵時期，白宮內外新任命了許多有頭腦的人，戈巴契夫先生單邊削減常規武器產生的轟動效應也餘波未了。我想如果現在不說些什麼，等新人踏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就永遠不會知道我想說卻沒說出口的話是否會對他們產生影響了。所以我接受了《麥克尼爾-萊勒》（McNeill-Lehrer）節目的兩次訪談邀約，為《紐約時代周刊》寫了一篇文章，還在別處發表了一篇關於德國的文章。我希望接受邀請，於4月4日——也就是明天，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關於蘇美關係未來走向的一系列聽證會上率先發言。以上種種，再加上即將面世的旅行日記[43]，讓情況更加複雜了。尤其是幾天前《大西洋月刊》登載了其中一些選段，我後悔做了這件事，但是也沒法阻止了。
聽證會將在明天上午舉行。我已經儘可能地做了充分準備。不過，我不敢抱樂觀的態度。我一直感覺身體不太好，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時候。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問詢，恐怕我的發揮不會太精彩。
[凱南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發表了兩個半小時的闡述，在座的每個人，甚至連現場的攝影師，都為他的精彩演說鼓掌。記者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評論說：“如果有人有權叫停冷戰，那個人就是喬治·凱南，是他首先提出了令西方贏得冷戰勝利的策略。”[44]］● 4月9日，普林斯頓當天早晨，《華盛頓郵報》用兩個版面報導了參議院聽證會，黑色的大標題和照片有些戲劇化了……《大西洋月刊》也選登了聽證會紀要，還談到了我即將出版的那本書……雖然影響不及《紐約時報》（相對而言），但是也引起了華盛頓對我本人不小的關注。持續兩個半小時的聽證會結束了，出乎意料甚至讓我有些尷尬的是，參議員們長時間起立鼓掌。後來我才聽說，這在外交委員會歷史上前所未有。
我務必謹慎，不能過高估計這一非常事件的意義。與會的大多數參議員是民主黨人[雖然包括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在內，與會的共和黨人都相當禮貌，很尊重我］。《紐約時報》一如既往，完全無視這次聽證會。除了一個有線電視頻道外，其他電視媒體都沒有報導此事，箇中原因他們自己再清楚不過了。不過，第二天早晨的《華盛頓郵報》對此事進行了大篇幅的報導。《新聞周刊》（Newsweek）通知我說下一期將對這次聽證會予以重點報導。《紐約時報》似乎感到有些愧疚，（與外交委員會而非我本人商定後）在今天周日版的專欄報導了聽證會的消息，並刊登了我發言的大部分內容，就放在各方竭力敦促布希總統闡明如何應對蘇聯變化的大篇幅報導之後。因此，我感覺自己至少成功地給自滿的新政府當頭一棒……
然而，這一切或許讓我陷入了更深的泥潭……我接到北約最高指揮官約翰·加爾文將軍（John Galvin）的電話，他邀請我到比利時的蒙斯（Mons）參加北約組織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SHAPEX）年會。這是一個閉門會議（不對報社或者訪客開放），與會的是北約成員國全體高級代表。
● 4月16日，農場
我拿到了厚厚的一摞資料，都是關於戈巴契夫政府的，我想研究一下它對美國政策可以或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埋首其中一天後（才剛剛開始閱讀資料），我就驚詫地發現，不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自以為精妙的觀點已經過時，與目前莫斯科和歐洲出現的形勢完全脫節，而且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就是為什麼我對北約觀點一直深惡痛絕的原因。目前我們正陷入一種新的危險形勢而不能自拔，結局難以預料。當我們探討自己從冷戰時期學到了什麼東西時，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我們已經在談論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