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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該關注的不是蘇聯與我們在武器方面誰更強，而必須將注意力轉向以下方面：（a）由於人文精神的極度缺失，人們總是以二元對立的觀念看待國際關係，懷著一種焦躁的情緒急於使用武器自保，完全不在乎這些武器可能會帶來自我毀滅甚至世界末日，仿佛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嚴重的災難一樣。
（b）我們如何去教育和引導美國公眾的觀念，讓美國用更加成熟老練的眼光去看待“常規”武器的均衡問題？考慮這個問題要兼顧假想敵的意圖和能力，還要基於這樣一個認識，即動用這樣的武器發動一場大戰，任何一方都不會成為贏家。在此，我們最終還是要搞清對手的意圖，而非其能力的高低，他們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軍事實力方面。
[凱南夫婦在巴貝多島度假。］
● 3月10日，巴貝多
像我這樣性格矛盾、優點和缺點同樣明顯的人，身邊沒有這樣一位堅定、穩重、明智、敏感、忠誠的妻子守護會是什麼樣？……
英國人自信地按照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的方式，堅持不懈地塑造黑人的生活，至少在兩三代人之前，這些黑人還是非洲的奴隸。英國人改變他們的信仰，讓他們皈依英國國教，為他們建立和傳承穩固、人道的司法制度和正規的教育機構，教他們打板球以儘可能多地吸收其罪惡本性，然後在無能總督的仁慈默許下放任他們自我管理。作為女王的代表，這樣的總督沒有凸顯英國王權無與倫比的光輝典範，而是以王權的名義任由這一切發生。當然了，什麼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不受現代社會的影響，誰又能避免呢？不過，如果要批判的話，只能用這樣的標準：“與什麼做比較？”
● 5月9日，去農場途中
我發現最難適應的就是接受自己的失敗，也就是說，我無法對美國政府思想和政策的主導趨勢產生任何有意義的影響；其次，我與當今主流思潮的疏離已經到了可怕而危險的程度。
最主要的失敗是，我無法阻止美國和北約政策的軍事化進程，特別是核武器的發展。從這些方面看，在里根執政期間，我所反對的美國政治共識中的這種趨勢一直在不斷得到強化。無論是在里根繼任政府的前景展望中，還是美國新聞媒體（很大程度上同樣適用於歐洲的新聞媒體）的觀點中，我都沒有看到領導層打算克服這種趨勢的任何跡象。同樣，我沒能在公眾和官方觀念中就處理和長期改善蘇美關係問題打下思想基礎。蘇聯方面採取行動改善蘇美關係的可能性很明顯，美國方面則見不到這樣的跡象。對美國國內政策背後的強勁推力，以及應該支配我們與世界其他地區關係的準則，我的理念和看法也沒有得到人們的理解和接受（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我並沒有竭盡全力）。
失敗了就是失敗了，每個人都會遭遇某種程度上的失敗，應該學會接受失敗……但是無論好壞，我還沒死去。我還活著，生活在一個在我看來需要交流和思想互動的人文環境中，疏離感也由此產生……
我沒指望避免核災難。至於蘇美關係，要是我能跟戈巴契夫先生坦誠相對，我會建議他不要對美蘇國關係抱希望，建議他的對外政策思想里不要有這樣的念頭，勸他不要損害雙方關係，也不要奢求美國為紛亂的世界做出積極貢獻，但也不要害怕美國（他們的宣傳力度大於實際傷害），不要去理它，而把眼光投向別處——主要是遠東地區，尋求對國際事務做出建設性的貢獻。
當然，在我看來，美國的領導在廣泛的全球事務中同樣起不了什麼作用。對這樣的國家我沒有信心：（a）無力應對外交關係軍事化的壓力；（b）外交政策受到少數族裔情感和偏見的嚴重影響。面對美國政府扭曲的視野，像我這樣一個站在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角度看待問題的人，還能做什麼有益的事情呢……
每天早晨我都在鄙視晨報和收音機里的某些新聞，希望就此寫點兒什麼。但是寫什麼？……理論上說，得寫一本書，書我會寫的，但我能做的不止於此。
[20世紀30年代以來，凱南強烈譴責他所見到的美國社會的極端個人主義、商業主義和過度的環境開發。他也抱怨外交政策的政治化。他對民主缺乏信心，提議建立一個廣受尊重的個人委員會，這些人能對行政和立法部門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議。這些理念以及其他建議，最終都寫入他於1993年出版的一本書：《崎嶇山路：個人與政治哲學》。］● 7月25日—26日，克里斯蒂安桑我用了一章來描述美國社會面臨的五個具體問題，都是很嚴重的問題。無視這些問題，美國社會生活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倒退。我提出（這事不難做）這幾個問題沒有一個是美國的憲政體制能夠解決的……
我推薦的唯一解決之道就是，通過國會法案，建立一種國家諮詢委員會，其成員是總統從一個由傑出公民組成的全國專家組中挑選的，他們不僅要為人正直、經驗豐富、判斷力強，還要完全遠離政治且毫無政治野心。我認為，如果能夠建立這樣一個不在常規政治體系之內的機構，為行政和立法部門提供諮詢，並且政府對其建議給予足夠尊重的話，那麼常規的政治體系才有可能得到加強，才能夠就我剛剛提到的幾個問題和其他類似問題給出成功的解決之道。但是，很明顯，這一切都需要時間，不要幾十年也要幾年。在此期間，我們充其量仍然是一個飽受國內問題考驗的國家，一個有能力應對北溫帶廣闊豐饒的陸地資源開發（儘管也很浪費）的國家，但是，我們還沒證明自己能夠應對高科技、核能、環境惡化等更尖銳和更微妙的挑戰……
（b）我們如何去教育和引導美國公眾的觀念，讓美國用更加成熟老練的眼光去看待“常規”武器的均衡問題？考慮這個問題要兼顧假想敵的意圖和能力，還要基於這樣一個認識，即動用這樣的武器發動一場大戰，任何一方都不會成為贏家。在此，我們最終還是要搞清對手的意圖，而非其能力的高低，他們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軍事實力方面。
[凱南夫婦在巴貝多島度假。］
● 3月10日，巴貝多
像我這樣性格矛盾、優點和缺點同樣明顯的人，身邊沒有這樣一位堅定、穩重、明智、敏感、忠誠的妻子守護會是什麼樣？……
英國人自信地按照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的方式，堅持不懈地塑造黑人的生活，至少在兩三代人之前，這些黑人還是非洲的奴隸。英國人改變他們的信仰，讓他們皈依英國國教，為他們建立和傳承穩固、人道的司法制度和正規的教育機構，教他們打板球以儘可能多地吸收其罪惡本性，然後在無能總督的仁慈默許下放任他們自我管理。作為女王的代表，這樣的總督沒有凸顯英國王權無與倫比的光輝典範，而是以王權的名義任由這一切發生。當然了，什麼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不受現代社會的影響，誰又能避免呢？不過，如果要批判的話，只能用這樣的標準：“與什麼做比較？”
● 5月9日，去農場途中
我發現最難適應的就是接受自己的失敗，也就是說，我無法對美國政府思想和政策的主導趨勢產生任何有意義的影響；其次，我與當今主流思潮的疏離已經到了可怕而危險的程度。
最主要的失敗是，我無法阻止美國和北約政策的軍事化進程，特別是核武器的發展。從這些方面看，在里根執政期間，我所反對的美國政治共識中的這種趨勢一直在不斷得到強化。無論是在里根繼任政府的前景展望中，還是美國新聞媒體（很大程度上同樣適用於歐洲的新聞媒體）的觀點中，我都沒有看到領導層打算克服這種趨勢的任何跡象。同樣，我沒能在公眾和官方觀念中就處理和長期改善蘇美關係問題打下思想基礎。蘇聯方面採取行動改善蘇美關係的可能性很明顯，美國方面則見不到這樣的跡象。對美國國內政策背後的強勁推力，以及應該支配我們與世界其他地區關係的準則，我的理念和看法也沒有得到人們的理解和接受（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說我並沒有竭盡全力）。
失敗了就是失敗了，每個人都會遭遇某種程度上的失敗，應該學會接受失敗……但是無論好壞，我還沒死去。我還活著，生活在一個在我看來需要交流和思想互動的人文環境中，疏離感也由此產生……
我沒指望避免核災難。至於蘇美關係，要是我能跟戈巴契夫先生坦誠相對，我會建議他不要對美蘇國關係抱希望，建議他的對外政策思想里不要有這樣的念頭，勸他不要損害雙方關係，也不要奢求美國為紛亂的世界做出積極貢獻，但也不要害怕美國（他們的宣傳力度大於實際傷害），不要去理它，而把眼光投向別處——主要是遠東地區，尋求對國際事務做出建設性的貢獻。
當然，在我看來，美國的領導在廣泛的全球事務中同樣起不了什麼作用。對這樣的國家我沒有信心：（a）無力應對外交關係軍事化的壓力；（b）外交政策受到少數族裔情感和偏見的嚴重影響。面對美國政府扭曲的視野，像我這樣一個站在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角度看待問題的人，還能做什麼有益的事情呢……
每天早晨我都在鄙視晨報和收音機里的某些新聞，希望就此寫點兒什麼。但是寫什麼？……理論上說，得寫一本書，書我會寫的，但我能做的不止於此。
[20世紀30年代以來，凱南強烈譴責他所見到的美國社會的極端個人主義、商業主義和過度的環境開發。他也抱怨外交政策的政治化。他對民主缺乏信心，提議建立一個廣受尊重的個人委員會，這些人能對行政和立法部門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議。這些理念以及其他建議，最終都寫入他於1993年出版的一本書：《崎嶇山路：個人與政治哲學》。］● 7月25日—26日，克里斯蒂安桑我用了一章來描述美國社會面臨的五個具體問題，都是很嚴重的問題。無視這些問題，美國社會生活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倒退。我提出（這事不難做）這幾個問題沒有一個是美國的憲政體制能夠解決的……
我推薦的唯一解決之道就是，通過國會法案，建立一種國家諮詢委員會，其成員是總統從一個由傑出公民組成的全國專家組中挑選的，他們不僅要為人正直、經驗豐富、判斷力強，還要完全遠離政治且毫無政治野心。我認為，如果能夠建立這樣一個不在常規政治體系之內的機構，為行政和立法部門提供諮詢，並且政府對其建議給予足夠尊重的話，那麼常規的政治體系才有可能得到加強，才能夠就我剛剛提到的幾個問題和其他類似問題給出成功的解決之道。但是，很明顯，這一切都需要時間，不要幾十年也要幾年。在此期間，我們充其量仍然是一個飽受國內問題考驗的國家，一個有能力應對北溫帶廣闊豐饒的陸地資源開發（儘管也很浪費）的國家，但是，我們還沒證明自己能夠應對高科技、核能、環境惡化等更尖銳和更微妙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