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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巴契夫是一個傑出的人物，這一點很難用他廣為人知的專業背景來解釋。在他看來，他要著手做的，無疑就是將蘇聯的社會和經濟從史達林主義長期恐怖統治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打擊腐敗的特權制度，多年來，老邁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幕僚正是依靠這種制度來控制一切的。然而，這些頑疾已經深入蘇聯社會的各個層面，混雜糾葛，還摻雜著1917年共產主義革命給俄羅斯帝國生活帶來的嚴重扭曲……
無論戈巴契夫是否認識到，從本質上來說，他在著手修正他認為史達林主義和勃列日涅夫主義對蘇聯所造成的長期弊害時，遇到的正是上文所言的狀況。或許，他認為這就是他要解決的全部問題。但是，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前，他或許會發現，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必須糾正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權時忽略的盲點和犯下的錯誤，甚至還要肩負起舊沙皇俄國未竟的一些事業。如果戈巴契夫去了解俄羅斯社會中他想要理解的那部分，他將發現俄羅斯有太多太多亟待糾正或今後需要糾正的痼疾。
● 11月26日，普林斯頓，感恩節
戈巴契夫先生的來訪[32]讓我深感憂慮。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同意來美國。在這裡，他不僅要被幾千名記者和攝影師圍追堵截，還要遭受里根政府當權派的侮辱。在目睹了這個國家的一文不值後，他將兩手空空地回去，除了對所見的一切由衷憎恨之外什麼也帶不走。
● 11月30日，華盛頓
令我驚訝的是，從這次會談和華盛頓早報上的消息來看，華盛頓對即將到來的峰會抱持的態度比我樂觀得多。我自問，如果蘇聯一直拒絕里根先生提議的中程飛彈條約，還能期待此次峰會有什麼更大的收穫嗎？即使雙方同意簽署這一紙條約，文字上的較量會毀掉此次峰會有望在彼此間創造的好感嗎？[33]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戈巴契夫比我想像的要軟弱。或許，他的做法更勝一籌？沒有什麼比突然出人意料地同意他們離譜的要求更讓包括里根先生在內的北約保守派們煩惱不已了。
● 12月17日，普林斯頓
幾周前我去了紐約，交給哈麗特·瓦瑟曼[34]五捆文檔，裡面是我的日記和描述風物的信件。將這些東西收錄成集出版的設想是約翰·盧卡奇提出來的，他強烈建議我這樣做……
[出版社的審稿人威廉·肖恩］很擔心也很焦慮，因為他在我的著述中沒有找到二戰時期我在德國的生活記述。[35]我想（非常不確定），他是懷疑我肯定隱藏了那個時期的一些東西。瓦瑟曼不想在電話里多說，而是堅持在18日，也就是明天過來與我談談這件事。
我不知道她本意如何，但是能感覺到這多少與我對德國猶太人的觀點，或者說毫無觀點，抑或是具有懷疑性質的觀點有關。不管怎麼說，明天就知道了。但是，無論是什麼麻煩，我今天都要做些準備。我一整天都在馬德圖書館閱讀我在那一時期寫下的日記和信件，其中很多東西我都想不起來了，因為都是四十多年前寫的了。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體驗：突然之間被帶回那個時代，重溫當時的緊張、情緒、期待、夢想和情感的煎熬……
四十五年前的自己與這些筆記和信件中反映出來的自己讓我感到悲傷，感到不滿。我想，這部分是因為我無法將自己與之完全分割開來（到今天還有諸多影響揮之不去），部分是因為通過這些筆記和信件，我可以從外部審視自己，並對看到的東西感到厭惡。我想大家能比較容易地記住我的特徵、背景和經歷，比我更容易寬容那個遙遠的人物身上的缺點。
● 12月20日
啊，前天哈麗特·瓦瑟曼來到普林斯頓，她堅持要來，並且跟我說起這個小插曲，與我猜測的差不多。書稿中缺少我在德國履職期間的內容似乎讓肖恩感到非常苦惱。他現在就職的法勒公司（The Farrar company）拒絕了我的手稿，現在手稿已經退給瓦瑟曼了。她覺得稿子被退與早期日記中（順便說一句，記錄的都是我在德國和波羅的海國家任職那些年的事情，那時候納粹還沒有上台）提到“猶太人”有關係。她對此非常憤怒，但是，我想（也可以理解）她同樣擔心這個問題對她本人和她的生意會造成影響。她會與他們協商，肖恩也說他會找時間給我打電話商量這件事。（我應該留意到，法勒公司的主管之前跟她說過凱南“事關德國的問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對整個小插曲很關心，不過這是出於對哈麗特的擔憂而非為我自己。
1988年
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已經開始單方面退出各種冷戰競賽，但凱南頗有先見之明地預感到，美國不會從全球各前沿軍事戰略要地撤回。華盛頓政府既不會大幅削減武器訂單，也不會打消發展更精密、威力更大的武器的野心。總之，長達十年的過渡期已經具備相應基礎，美國將從全面的冷戰狀態轉變為聚焦全球的“反恐戰爭”。
● 1月10日，普林斯頓
戈巴契夫發表的聲明、做出的行動、提出的建議幫了我們所有人一個大忙，證明了對於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歐最重要的三國政府首腦以及我國許多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來說，將核武器規模維持在目前這樣駭人聽聞的高水平，並不是真的出於與蘇聯核武器規模保持平衡的需要。這種冠冕堂皇的說法只不過是一個藉口。蘇聯持有和進一步研發核武器的行為，以及它在各種軍備談判和協商中所展現的立場，實際上與這些態度沒有太大關係；人們在討論問題時太看重核武器的因素，完全忽略了蘇聯人可能會發展核武器，也可能放棄它……
無論戈巴契夫是否認識到，從本質上來說，他在著手修正他認為史達林主義和勃列日涅夫主義對蘇聯所造成的長期弊害時，遇到的正是上文所言的狀況。或許，他認為這就是他要解決的全部問題。但是，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前，他或許會發現，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必須糾正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權時忽略的盲點和犯下的錯誤，甚至還要肩負起舊沙皇俄國未竟的一些事業。如果戈巴契夫去了解俄羅斯社會中他想要理解的那部分，他將發現俄羅斯有太多太多亟待糾正或今後需要糾正的痼疾。
● 11月26日，普林斯頓，感恩節
戈巴契夫先生的來訪[32]讓我深感憂慮。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同意來美國。在這裡，他不僅要被幾千名記者和攝影師圍追堵截，還要遭受里根政府當權派的侮辱。在目睹了這個國家的一文不值後，他將兩手空空地回去，除了對所見的一切由衷憎恨之外什麼也帶不走。
● 11月30日，華盛頓
令我驚訝的是，從這次會談和華盛頓早報上的消息來看，華盛頓對即將到來的峰會抱持的態度比我樂觀得多。我自問，如果蘇聯一直拒絕里根先生提議的中程飛彈條約，還能期待此次峰會有什麼更大的收穫嗎？即使雙方同意簽署這一紙條約，文字上的較量會毀掉此次峰會有望在彼此間創造的好感嗎？[33]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戈巴契夫比我想像的要軟弱。或許，他的做法更勝一籌？沒有什麼比突然出人意料地同意他們離譜的要求更讓包括里根先生在內的北約保守派們煩惱不已了。
● 12月17日，普林斯頓
幾周前我去了紐約，交給哈麗特·瓦瑟曼[34]五捆文檔，裡面是我的日記和描述風物的信件。將這些東西收錄成集出版的設想是約翰·盧卡奇提出來的，他強烈建議我這樣做……
[出版社的審稿人威廉·肖恩］很擔心也很焦慮，因為他在我的著述中沒有找到二戰時期我在德國的生活記述。[35]我想（非常不確定），他是懷疑我肯定隱藏了那個時期的一些東西。瓦瑟曼不想在電話里多說，而是堅持在18日，也就是明天過來與我談談這件事。
我不知道她本意如何，但是能感覺到這多少與我對德國猶太人的觀點，或者說毫無觀點，抑或是具有懷疑性質的觀點有關。不管怎麼說，明天就知道了。但是，無論是什麼麻煩，我今天都要做些準備。我一整天都在馬德圖書館閱讀我在那一時期寫下的日記和信件，其中很多東西我都想不起來了，因為都是四十多年前寫的了。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體驗：突然之間被帶回那個時代，重溫當時的緊張、情緒、期待、夢想和情感的煎熬……
四十五年前的自己與這些筆記和信件中反映出來的自己讓我感到悲傷，感到不滿。我想，這部分是因為我無法將自己與之完全分割開來（到今天還有諸多影響揮之不去），部分是因為通過這些筆記和信件，我可以從外部審視自己，並對看到的東西感到厭惡。我想大家能比較容易地記住我的特徵、背景和經歷，比我更容易寬容那個遙遠的人物身上的缺點。
● 12月20日
啊，前天哈麗特·瓦瑟曼來到普林斯頓，她堅持要來，並且跟我說起這個小插曲，與我猜測的差不多。書稿中缺少我在德國履職期間的內容似乎讓肖恩感到非常苦惱。他現在就職的法勒公司（The Farrar company）拒絕了我的手稿，現在手稿已經退給瓦瑟曼了。她覺得稿子被退與早期日記中（順便說一句，記錄的都是我在德國和波羅的海國家任職那些年的事情，那時候納粹還沒有上台）提到“猶太人”有關係。她對此非常憤怒，但是，我想（也可以理解）她同樣擔心這個問題對她本人和她的生意會造成影響。她會與他們協商，肖恩也說他會找時間給我打電話商量這件事。（我應該留意到，法勒公司的主管之前跟她說過凱南“事關德國的問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對整個小插曲很關心，不過這是出於對哈麗特的擔憂而非為我自己。
1988年
戈巴契夫領導下的蘇聯已經開始單方面退出各種冷戰競賽，但凱南頗有先見之明地預感到，美國不會從全球各前沿軍事戰略要地撤回。華盛頓政府既不會大幅削減武器訂單，也不會打消發展更精密、威力更大的武器的野心。總之，長達十年的過渡期已經具備相應基礎，美國將從全面的冷戰狀態轉變為聚焦全球的“反恐戰爭”。
● 1月10日，普林斯頓
戈巴契夫發表的聲明、做出的行動、提出的建議幫了我們所有人一個大忙，證明了對於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歐最重要的三國政府首腦以及我國許多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來說，將核武器規模維持在目前這樣駭人聽聞的高水平，並不是真的出於與蘇聯核武器規模保持平衡的需要。這種冠冕堂皇的說法只不過是一個藉口。蘇聯持有和進一步研發核武器的行為，以及它在各種軍備談判和協商中所展現的立場，實際上與這些態度沒有太大關係；人們在討論問題時太看重核武器的因素，完全忽略了蘇聯人可能會發展核武器，也可能放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