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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機會重活這幾十年，我還是極有可能重複同樣的做法。不僅僅是因為即使沒有引起思想界的共鳴，我多年的努力也為我贏得了眾人的尊重（也很可能是基於誤解）；更因為我說過的很多話，能有機會在我百年之後被重新發現（要是有人重新發現的話），成為某種經典的衡量標準進而喚起人們的理解。人類性格當中有一種逆反的特性，他們常常喜歡回應那些久已離世的人，對當代人的作品卻嗤之以鼻。
[凱南參加蘇聯和美國歷史學家會議，其間住在大使官邸斯巴索大廈。］● 6月20日，莫斯科我看到這座古老的建築仍然佇立在那裡，一如六十年前一樣沉默而堅韌。大使換了一任又一任，在靜默無聲的圍牆內履行著他們短暫而自視不凡的職責，然後帶著自己的隨身用品，收拾行囊離開，也帶走了其曾經駐留於此的大多數痕跡，甚至抹掉了對這裡的所有記憶。留在這裡的，除了偶爾遺落的讓下一任大使不知如何處理的東西，只有一絲惹人好奇的氣味（當然只能藉助你的想像力和感受力體會），吸引著後來者追尋和回味這棟建築曾經見證的瑣碎平凡，以及間或不那麼平凡的曲折和激動。這就是難以形容的、充滿悲情、讓人同情的短暫外交官生涯！在莫斯科駐留期間，我留下了什麼？
會議在一棟高度現代化的建築里舉行，叫作遊客之家或者類似什麼名字。房間很大，以至於我有時候都搞不清桌子另一頭是誰在講話。我們的蘇聯同行在會上提交了（毫無疑問經過了無數個委員會的層層篩選）實在差強人意的論文之後，表現出溫和、友好的態度，以及想和我們建立起私人關係的急切願望，遠比他們被允許創作的論文精明博學……
當然，無論走到哪裡，記憶的幽靈都伴隨著我。但是我一直很清楚，一場巨大的災難已經將我眼前看到的一切與這些回憶割裂開了，而我曾經熟悉的大部分生活都在這場災難中毀掉了。我看到的是倖存者的後代，一道鴻溝將他們與父輩祖輩分隔開來，從很多方面來看，它就像當年將我這個外國人與他們父輩祖輩分隔開的鴻溝一樣，甚至比那時的還要深。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下，這種改變的力量比地緣和民族血統的力量強大得多。
我在里加待了一天，黯然神傷。上一次駐留里加還是五十四年前。我總有一種感覺，像是死而復生一樣又回到這裡，在隔了半個世紀之後，看看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場景所剩幾何。城市擁擠不堪，人口比那時翻了兩倍多。令人愉快的舒適感基本上難以尋覓了，不過，公園和其他公共場所的條件有所改善……
對於那時候手足無措、魯莽、敏感而年輕的我來說，這裡的視野、這裡的風貌，曾經充滿著無盡的神秘，簡直無以言表。當年的一切眼下還剩下什麼，我自己還剩下什麼，只有上帝知道，或許二者皆有一些吧……
訪問全程都非常愉快，因為從前——也就是兩三年前所特有的沉默和緊張現在已經蕩然無存，大家都認為這種變化該歸功於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勇氣和判斷力，這一點我可以肯定……
不過，當時公使館的古怪人物，唯一在世的就剩我了：那時候一部分人是革命前在聖彼得堡美國大使館工作屆滿後留任的，還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樣，是一戰以後派駐在此的職業外交人員，我們享受了里加的舒適生活，雖然這種生活有些鄙俗，但是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精力都傾注在東方兩百英里之外那個充滿動盪的國家上，它的政府深懷敵意、目中無人，它的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幅駭人聽聞、充滿戲劇性和無窮魅力的圖景。
● 8月5日，索倫霍斯
要批判戈巴契夫並非難事，但此時此刻，他很難被取代。與他的個人命運一樣備受關注的是他的政策對蘇聯的非俄羅斯族以及衛星國的影響。此刻我們面對的是極為複雜的局面，矛盾衝突和困境比比皆是。蘇聯的很多非俄羅斯族居民，尤其是波羅的海國家居民、喬治亞人以及亞美尼亞人，比俄羅斯人更擅長利用戈巴契夫的思想和政策。在某些實例中，他們也的確比俄羅斯人更加平靜地對這些變化做出了預期。也就是說，與俄羅斯相比，他們能更有效地通過這種方式增強經濟實力，這將提升他們在蘇聯帝國內的地位，讓他們進一步疏遠與俄羅斯中心的聯繫，從而強化他們的離心趨勢，這種離心趨勢與造成1917年沙皇俄國崩潰的離心趨勢基本如出一轍。
更重要的還是戈巴契夫政策對莫斯科與衛星國之間關係的影響。這些衛星國的政權本身仍然通過虛誇華麗但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意識形態紐帶受到莫斯科的約束，只有羅馬尼亞除外，它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繫基於極為穩固和重要的軍事關係。但是，在其他方面，這些國家甚至在戈巴契夫改革之前，就已經開始以各種大相逕庭的方式從蘇聯嚴格的監管下解放自己了，其中有幾個國家甚至比蘇聯的非俄羅斯民族還要擁護這些改革。它們對蘇聯的“公開化”和“經濟改革”的進一步反應各不相同。有些政權感覺自己與人民緊密聯繫，擁有充分的安全感，它們歡迎並充分利用了改革，以此作為本國自由化的正當理由；另一些國家，尤其是捷克和羅馬尼亞將要——實際上已經——認識到自己面臨的形勢極為尷尬。改革的壓力只能加深和擴大華約組織各成員國之間業已存在的顯著差別，進一步削弱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一致性和整體性……
[凱南參加蘇聯和美國歷史學家會議，其間住在大使官邸斯巴索大廈。］● 6月20日，莫斯科我看到這座古老的建築仍然佇立在那裡，一如六十年前一樣沉默而堅韌。大使換了一任又一任，在靜默無聲的圍牆內履行著他們短暫而自視不凡的職責，然後帶著自己的隨身用品，收拾行囊離開，也帶走了其曾經駐留於此的大多數痕跡，甚至抹掉了對這裡的所有記憶。留在這裡的，除了偶爾遺落的讓下一任大使不知如何處理的東西，只有一絲惹人好奇的氣味（當然只能藉助你的想像力和感受力體會），吸引著後來者追尋和回味這棟建築曾經見證的瑣碎平凡，以及間或不那麼平凡的曲折和激動。這就是難以形容的、充滿悲情、讓人同情的短暫外交官生涯！在莫斯科駐留期間，我留下了什麼？
會議在一棟高度現代化的建築里舉行，叫作遊客之家或者類似什麼名字。房間很大，以至於我有時候都搞不清桌子另一頭是誰在講話。我們的蘇聯同行在會上提交了（毫無疑問經過了無數個委員會的層層篩選）實在差強人意的論文之後，表現出溫和、友好的態度，以及想和我們建立起私人關係的急切願望，遠比他們被允許創作的論文精明博學……
當然，無論走到哪裡，記憶的幽靈都伴隨著我。但是我一直很清楚，一場巨大的災難已經將我眼前看到的一切與這些回憶割裂開了，而我曾經熟悉的大部分生活都在這場災難中毀掉了。我看到的是倖存者的後代，一道鴻溝將他們與父輩祖輩分隔開來，從很多方面來看，它就像當年將我這個外國人與他們父輩祖輩分隔開的鴻溝一樣，甚至比那時的還要深。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下，這種改變的力量比地緣和民族血統的力量強大得多。
我在里加待了一天，黯然神傷。上一次駐留里加還是五十四年前。我總有一種感覺，像是死而復生一樣又回到這裡，在隔了半個世紀之後，看看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場景所剩幾何。城市擁擠不堪，人口比那時翻了兩倍多。令人愉快的舒適感基本上難以尋覓了，不過，公園和其他公共場所的條件有所改善……
對於那時候手足無措、魯莽、敏感而年輕的我來說，這裡的視野、這裡的風貌，曾經充滿著無盡的神秘，簡直無以言表。當年的一切眼下還剩下什麼，我自己還剩下什麼，只有上帝知道，或許二者皆有一些吧……
訪問全程都非常愉快，因為從前——也就是兩三年前所特有的沉默和緊張現在已經蕩然無存，大家都認為這種變化該歸功於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勇氣和判斷力，這一點我可以肯定……
不過，當時公使館的古怪人物，唯一在世的就剩我了：那時候一部分人是革命前在聖彼得堡美國大使館工作屆滿後留任的，還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樣，是一戰以後派駐在此的職業外交人員，我們享受了里加的舒適生活，雖然這種生活有些鄙俗，但是我們的思想和我們的精力都傾注在東方兩百英里之外那個充滿動盪的國家上，它的政府深懷敵意、目中無人，它的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幅駭人聽聞、充滿戲劇性和無窮魅力的圖景。
● 8月5日，索倫霍斯
要批判戈巴契夫並非難事，但此時此刻，他很難被取代。與他的個人命運一樣備受關注的是他的政策對蘇聯的非俄羅斯族以及衛星國的影響。此刻我們面對的是極為複雜的局面，矛盾衝突和困境比比皆是。蘇聯的很多非俄羅斯族居民，尤其是波羅的海國家居民、喬治亞人以及亞美尼亞人，比俄羅斯人更擅長利用戈巴契夫的思想和政策。在某些實例中，他們也的確比俄羅斯人更加平靜地對這些變化做出了預期。也就是說，與俄羅斯相比，他們能更有效地通過這種方式增強經濟實力，這將提升他們在蘇聯帝國內的地位，讓他們進一步疏遠與俄羅斯中心的聯繫，從而強化他們的離心趨勢，這種離心趨勢與造成1917年沙皇俄國崩潰的離心趨勢基本如出一轍。
更重要的還是戈巴契夫政策對莫斯科與衛星國之間關係的影響。這些衛星國的政權本身仍然通過虛誇華麗但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意識形態紐帶受到莫斯科的約束，只有羅馬尼亞除外，它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繫基於極為穩固和重要的軍事關係。但是，在其他方面，這些國家甚至在戈巴契夫改革之前，就已經開始以各種大相逕庭的方式從蘇聯嚴格的監管下解放自己了，其中有幾個國家甚至比蘇聯的非俄羅斯民族還要擁護這些改革。它們對蘇聯的“公開化”和“經濟改革”的進一步反應各不相同。有些政權感覺自己與人民緊密聯繫，擁有充分的安全感，它們歡迎並充分利用了改革，以此作為本國自由化的正當理由；另一些國家，尤其是捷克和羅馬尼亞將要——實際上已經——認識到自己面臨的形勢極為尷尬。改革的壓力只能加深和擴大華約組織各成員國之間業已存在的顯著差別，進一步削弱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一致性和整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