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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進人《大公報》，能在這家人才濟濟的報館中脫穎而出。做到編輯主任，一度主持編輯事務，並主編內刊《大公園地》，與他務實、認真、負責的態度有關，也與他筆下的獨有個性有關。胡政之他們畢竟是能識人、用人的。在他悼念張季鸞、胡政之的那些文章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他們的深情和敬意。他回憶自己的新聞生涯，認為《大公報》也有缺點，但它的優點卻比別的報紙多，成就了報業領軍的地位，其中一個優點就是《大公報》能培養人才。這是辦報成功的資本之一。他說：“一個全才的新聞記者，實在應該具備文學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條件，頭腦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鋒利，交際手腕要靈活。”他在北大受教育，在《大公報》得到成長，很多方面，他都堅守著張季鸞留下的傳統，特別是不站在某個黨派、集團的立場上，而是保持報紙自身的獨立性。1947年，國民黨製造了“北塔山事件”，全國其他報紙都登在要聞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版《大公報》竟然只當作普通消息來處理。第二天，國民黨特務包圍了編輯部，辱罵了半天，還在牆上寫下大字：“大義何在，公理何在，報格何在！”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責他失職。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個報紙的編輯事務交給他。等“王芸生們”重返上海接管《大公報》時，又把“為國民黨服務的罪惡”加在他一個人頭上，他只能去資料室。
從許君遠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民國養育出來的知識分子是一種什麼狀態，他們的眼光、心態、氣度，他們對世界和社會人生的看法，處處都能令我們感受到民國的氣息。那是民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特質，在沒有走上激進革命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們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許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裡，我們也能依稀感受到。血與火的廝殺、你死我活的政治紛爭、此起彼伏的動盪，都沒有改變他們，讓他們隨波逐流，或浮躁不安。在亂世表象之下，掩蓋不住民國骨子裡的那種安靜；在極不確定的時代，他們身上有一種確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處處能聞見一種平靜、冷靜而富有人的氣息的氣味，就是典型的民國氣味。
深水靜流
一陳亞先追憶民國生活
民國是一個動盪的亂世，不斷的政治變局，不斷的內外戰爭，將國人的正常生活一次次打斷。然而，無論多麼殘酷的戰爭也折不斷平常人過平常生活的意願，民國生活在許多過來人的記憶里常常是溫暖、親切的。哪怕物質匱乏、遷徙流離的生活，他們也一樣過得有滋有味，而且內心總是有一種不可遏止的念頭，要尋求更好的生活，不光是物質的，還有精神的。這樣的民國生活當然是值得追憶的。
我覺得，歷史不僅是由帝王將相、偉人梟雄、政客名流們書寫的，歷史更是由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書寫的，每個人都是歷史這張大網上的一個節點，每個節點都不是可有可無的，在造物主眼裡都堪為寶貴，而且不可替代。那些單純由大人物書寫的歷史是殘缺、不完整的，也是冷冰冰的，缺少生活的質感，這就需要普通人的私人記錄來填補，這不是一種簡單的補充，敘事者本身也是主體。我們以往的史官文化留下了一個好的傳統。也有許多負面的影響，就是眼光未免狹隘，對普通人、對每個個體生命的重視不夠，或者說缺乏人的意識。日記、書信、回憶錄，所有這些私人記錄因此就成為歷史敘事的重要部分，與偏重政權更迭、權力得失的官方敘事相比，私人記錄關注的往往是人的本身。個體生命對自己親歷的時代的記錄，這樣的敘事總是帶著生命的體溫，有著與時代血肉相連的感覺，也真正能深人“生活的底里”，與生活本身完全融為一體。一個時代的面目在其底部正是每個生命所經歷的生活，他們的記錄同樣是不可忽略的歷史，那是一個人的“史記”。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的名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就是由普通人的日常物質生活入手，尋找歐洲近代歷史變化的脈絡，另闢歷史研究的新途徑，受到世人的推崇。
《此生此家》只是一個普通人晚年對民國生活的追憶，在93歲的陳亞先老人筆下，沒有什麼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沒有什麼大起大落、扣人心弦的情節，然而。正是這些平凡而瑣細的日常生活，更真實地呈現出民國生活的本來面目，讓我們依稀找到民國生活的感覺。老人出生的1916年正當袁世凱稱帝失敗，在舉國唾罵聲中棄世之時，軍閥爭競的帷幕就在這一年拉開。國民革命、北伐戰爭的風雲翻卷在她的少女時代。抗日戰爭的滾滾硝煙曾經遮沒她的青春年華，國共角逐的結果決定了她大半生的生活……與那些成王敗寇、充滿殺戮與陰謀的大歷史不同，這裡沒有喧囂，沒有躁動，在沉重、壯闊的大背景下。人們仍然要有自己的生活，即使陷在不可抗拒的苦難中也總有無價的陽光灑在身上。
她回憶自己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生活，那些同學、那些老師，國民黨執政的年代，左、右分野涇渭分明，她的小學老師中就有“教養院出來的”左翼青年。在她成長的年代，她可以讀到不同思想傾向的讀物，小學時讀過左翼作家蔣光慈的作品，大學的課外書中就有斯諾的《西行漫記》等。“西安事變”發生，她正在杭州女子中學求學，事後，每個同學人手一冊蔣介石的《西安蒙難記》，而且要求人人寫讀後感，她在作文中認為“西安事變”真相究竟如何，“倘若單憑一方之言而作出結論，或許永遠也解不開其中之謎了”。如此的“大逆不道”，老師也只是要她重寫了事，並沒有將她打人另冊。抗戰爆發，她進人上海租界的大同大學，課餘做家教，先後輔導過張元濟先生的孫女、張自忠將軍的後人。在那個國土淪喪、強寇人境的年代，她教讀《詩經》中的詩篇，心中點亮的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線燈火，那種感受更非平時可比。“孤島”淪陷，她由衡陽、獨山一路到重慶，在銀行工作，經歷了民族抗戰的艱難歲月，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同事跑警報時的歌聲。在敘述這些往事時，老人的筆觸無比平靜。這是回憶錄應有的樣式。也是我心目中的民國風範。
從許君遠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民國養育出來的知識分子是一種什麼狀態，他們的眼光、心態、氣度，他們對世界和社會人生的看法，處處都能令我們感受到民國的氣息。那是民國知識分子的一種特質，在沒有走上激進革命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們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許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裡，我們也能依稀感受到。血與火的廝殺、你死我活的政治紛爭、此起彼伏的動盪，都沒有改變他們，讓他們隨波逐流，或浮躁不安。在亂世表象之下，掩蓋不住民國骨子裡的那種安靜；在極不確定的時代，他們身上有一種確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處處能聞見一種平靜、冷靜而富有人的氣息的氣味，就是典型的民國氣味。
深水靜流
一陳亞先追憶民國生活
民國是一個動盪的亂世，不斷的政治變局，不斷的內外戰爭，將國人的正常生活一次次打斷。然而，無論多麼殘酷的戰爭也折不斷平常人過平常生活的意願，民國生活在許多過來人的記憶里常常是溫暖、親切的。哪怕物質匱乏、遷徙流離的生活，他們也一樣過得有滋有味，而且內心總是有一種不可遏止的念頭，要尋求更好的生活，不光是物質的，還有精神的。這樣的民國生活當然是值得追憶的。
我覺得，歷史不僅是由帝王將相、偉人梟雄、政客名流們書寫的，歷史更是由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書寫的，每個人都是歷史這張大網上的一個節點，每個節點都不是可有可無的，在造物主眼裡都堪為寶貴，而且不可替代。那些單純由大人物書寫的歷史是殘缺、不完整的，也是冷冰冰的，缺少生活的質感，這就需要普通人的私人記錄來填補，這不是一種簡單的補充，敘事者本身也是主體。我們以往的史官文化留下了一個好的傳統。也有許多負面的影響，就是眼光未免狹隘，對普通人、對每個個體生命的重視不夠，或者說缺乏人的意識。日記、書信、回憶錄，所有這些私人記錄因此就成為歷史敘事的重要部分，與偏重政權更迭、權力得失的官方敘事相比，私人記錄關注的往往是人的本身。個體生命對自己親歷的時代的記錄，這樣的敘事總是帶著生命的體溫，有著與時代血肉相連的感覺，也真正能深人“生活的底里”，與生活本身完全融為一體。一個時代的面目在其底部正是每個生命所經歷的生活，他們的記錄同樣是不可忽略的歷史，那是一個人的“史記”。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的名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就是由普通人的日常物質生活入手，尋找歐洲近代歷史變化的脈絡，另闢歷史研究的新途徑，受到世人的推崇。
《此生此家》只是一個普通人晚年對民國生活的追憶，在93歲的陳亞先老人筆下，沒有什麼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沒有什麼大起大落、扣人心弦的情節，然而。正是這些平凡而瑣細的日常生活，更真實地呈現出民國生活的本來面目，讓我們依稀找到民國生活的感覺。老人出生的1916年正當袁世凱稱帝失敗，在舉國唾罵聲中棄世之時，軍閥爭競的帷幕就在這一年拉開。國民革命、北伐戰爭的風雲翻卷在她的少女時代。抗日戰爭的滾滾硝煙曾經遮沒她的青春年華，國共角逐的結果決定了她大半生的生活……與那些成王敗寇、充滿殺戮與陰謀的大歷史不同，這裡沒有喧囂，沒有躁動，在沉重、壯闊的大背景下。人們仍然要有自己的生活，即使陷在不可抗拒的苦難中也總有無價的陽光灑在身上。
她回憶自己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生活，那些同學、那些老師，國民黨執政的年代，左、右分野涇渭分明，她的小學老師中就有“教養院出來的”左翼青年。在她成長的年代，她可以讀到不同思想傾向的讀物，小學時讀過左翼作家蔣光慈的作品，大學的課外書中就有斯諾的《西行漫記》等。“西安事變”發生，她正在杭州女子中學求學，事後，每個同學人手一冊蔣介石的《西安蒙難記》，而且要求人人寫讀後感，她在作文中認為“西安事變”真相究竟如何，“倘若單憑一方之言而作出結論，或許永遠也解不開其中之謎了”。如此的“大逆不道”，老師也只是要她重寫了事，並沒有將她打人另冊。抗戰爆發，她進人上海租界的大同大學，課餘做家教，先後輔導過張元濟先生的孫女、張自忠將軍的後人。在那個國土淪喪、強寇人境的年代，她教讀《詩經》中的詩篇，心中點亮的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線燈火，那種感受更非平時可比。“孤島”淪陷，她由衡陽、獨山一路到重慶，在銀行工作，經歷了民族抗戰的艱難歲月，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同事跑警報時的歌聲。在敘述這些往事時，老人的筆觸無比平靜。這是回憶錄應有的樣式。也是我心目中的民國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