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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南京友人的家中，我與陳亞先老人有過一面之緣，但沒有交談。兒子9歲那年獨自到南京友人家住了一段•倒是與老人成了忘年交，他回家時帶回了老人給他的臨別贈詩，筆跡秀雅，詩意清新，一派民國的氣息。此時通讀《此生此家》，發現其中一些文字似曾相識，隱約覺得在哪裡讀到過，查看《老照片》目錄，驀然發現《杭州頭髮巷一號》和我的一篇小文《蔡鍔與袁世凱》刊在同一期，只是一直以來人與文沒有對上號。我喜歡這樣的文字，歷經歲月沉澱、樸素自在的文字，忠於生活本身的文字，如此的安詳無憂，如此的從容不迫，一如深水靜流，那水從她記憶的深處依依而來，汩汩淌出，沒有誇飾，沒有抒情，沒有任何的躁動不安，仿佛將塵世的所有浮華、紛擾都過濾盡了。那水是活水，從民國流淌至今，無論時代的風浪如何翻湧不定，無論不可抗的外部環境如何變遷，都擋不住生命中那些暖暖的回憶。民國生活，一戶尋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一個普通人的回憶，帶著我回到那個時代，回到那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場景，那裡並不滿是春天般的誘人，但那裡有永存的溫暖細節，有任何外在力量都奪不去的生活。也因此，老人的大部分記憶停留在了民國時代，其實民國生活終結時她不過33歲。民國生活的誘人處。從來都不是物質的豐盈，不是十字街頭的燈光爛漫，而是普通人在日常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體現出來的平常心，是對生活本身始終如一的肯定。
陳果夫沒錢出國治病
—陳果夫1949年的一封私信。所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說法，自1946年11月13日陳伯達的《中國四大家族》在延安《解放日報》上連載之時起。就漸漸流行，等到單行本出版，更是一版再版。
發行量巨大，成為擊垮國民黨政權的重磅炸彈之一。歲月滄桑，“四大家族’’似乎早已鐵板釘釘，誰曾想“四大家族”之一陳果夫在山河改易之際竟無錢出國治病。他於1948年12月6日抵達台灣，1949年4月在台中突然喉頭髮炎、喑不成聲D雖經診 A陳果夫治，病情卻日益加重，8月初查明結核菌已由肺部侵人喉頭，成喉結核。親友聞訊，都認為當時台灣良醫良藥皆缺，紛紛勸他出國治療。時在廣州的何仲蕭（曾為他的秘書）也寫信勸他出國，並認為“區區出國費用為微不足道矣”。當月15日，他給何仲蕭回信表示自己無力出國、也無意出國。
又像我這樣一個人，如何可以到外國去住呢？不但言語不通，生活不習慣，即將我帶台之物盡行變賣，充個人在外國的生活醫藥之費，恐怕不能達到一年之用。如果帶個翻譯，像三叔之意見，還要帶家眷，那麼這筆錢從哪裡來呢？假使像共產黨的宣傳，把我所管的都變成我所有的，真把我變成一個豪門，那麼可以為保產保命而出國。
我之為人，你所深知。我從來不裝窮，也不裝闊。我的一切均從平淡中過去，因為平時平淡，所以苦時不覺苦，闊時不要闊。病時不得不撐，能夠不求人，總是不求人。在上面的人，總以為你做了金融界的領導人，自己一定有辦法；友朋們還以為你是管了兩個金融機關、一個財務委員會，一定在經濟上很活躍；在這個機關里的人，一定當作你得到其他機關的幫助；那個機關也是＿樣。其實我只是一份薪水，以及其他的少數馬費。但是開支不能不大，生病的醫藥費就無所出。誰也不能體諒我。假使我不做這些事，個人的生活當然要好得多；就是和人家合夥做點生意也可以。因為我現在還是一個公人，公私又不能不分的。從民國二十年至今，沒有做過一筆生意。自己愛惜羽毛，也是為公人爭這＿點體面。
陳氏兄弟長期掌握國民黨黨務，號稱“蔣家天下陳家黨”，確實權勢煊赫，頗為黨內外所側目。在南京國民政府垮台前的幾年，陳果夫擔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中央合作金庫理事長、中國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三職，主管金融機構和黨營事業，過他之手的金錢何止萬萬，陳伯達恐怕正是據此將陳家列人“四大家族”之一，與孔、宋並列。當時，他名義上還是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的主委，次年1月19日他才寫信給蔣介石要求辭職。
他已病成那樣，與親密的舊部在私信中當然無須哭窮裝假。僅僅兩年後，1951年8月25日，他病歿於台北，身後沒有留下什麼財產。在他寄託了全部生命的國民黨一敗塗地，從大陸敗退後的日子裡，他臥病孤島，心情之落寞與淒涼可以想見。然而他在病中仍能保持美好的想像，他在一篇隨筆《抹布畫》中說，整日臥床，看著玻璃窗，傭人用抹布抹過玻璃後，灰塵沒了，但抹布留下的痕跡，透過光線，卻變成了一幅幅圖畫，有像山水，有像人物，有像蟲魚的。
許多時候，歷史也如同抹布過處留下的痕跡，變成了各種各樣並不真實的畫面尤其在20世紀風雲激盪的劇變中，許多人物都被臉譜化甚至妖魔化了，亦真亦幻。在政治宣傳的驅動之下，真實與否已無足輕重，重要的是有效。陳果夫在給何仲蕭的信中最後稱：大家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我要說：不盡然！不管人家怎樣，我總是這樣；不管環境怎樣，我永遠這樣；人家冤我也好，罵我也好，笑我也好，我還是這樣。所以我個人在外國沒有一分存款。我在台灣之生活費，本來動身時籌一年，現在估計下來，還可以有過六個月以上之用。若到外國去，實在不可能，也不願借醫病而去。台灣如何，現在不去想，亦不願想到壞處去。完了。®“沈氏三姐妹”
陳果夫沒錢出國治病
—陳果夫1949年的一封私信。所謂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說法，自1946年11月13日陳伯達的《中國四大家族》在延安《解放日報》上連載之時起。就漸漸流行，等到單行本出版，更是一版再版。
發行量巨大，成為擊垮國民黨政權的重磅炸彈之一。歲月滄桑，“四大家族’’似乎早已鐵板釘釘，誰曾想“四大家族”之一陳果夫在山河改易之際竟無錢出國治病。他於1948年12月6日抵達台灣，1949年4月在台中突然喉頭髮炎、喑不成聲D雖經診 A陳果夫治，病情卻日益加重，8月初查明結核菌已由肺部侵人喉頭，成喉結核。親友聞訊，都認為當時台灣良醫良藥皆缺，紛紛勸他出國治療。時在廣州的何仲蕭（曾為他的秘書）也寫信勸他出國，並認為“區區出國費用為微不足道矣”。當月15日，他給何仲蕭回信表示自己無力出國、也無意出國。
又像我這樣一個人，如何可以到外國去住呢？不但言語不通，生活不習慣，即將我帶台之物盡行變賣，充個人在外國的生活醫藥之費，恐怕不能達到一年之用。如果帶個翻譯，像三叔之意見，還要帶家眷，那麼這筆錢從哪裡來呢？假使像共產黨的宣傳，把我所管的都變成我所有的，真把我變成一個豪門，那麼可以為保產保命而出國。
我之為人，你所深知。我從來不裝窮，也不裝闊。我的一切均從平淡中過去，因為平時平淡，所以苦時不覺苦，闊時不要闊。病時不得不撐，能夠不求人，總是不求人。在上面的人，總以為你做了金融界的領導人，自己一定有辦法；友朋們還以為你是管了兩個金融機關、一個財務委員會，一定在經濟上很活躍；在這個機關里的人，一定當作你得到其他機關的幫助；那個機關也是＿樣。其實我只是一份薪水，以及其他的少數馬費。但是開支不能不大，生病的醫藥費就無所出。誰也不能體諒我。假使我不做這些事，個人的生活當然要好得多；就是和人家合夥做點生意也可以。因為我現在還是一個公人，公私又不能不分的。從民國二十年至今，沒有做過一筆生意。自己愛惜羽毛，也是為公人爭這＿點體面。
陳氏兄弟長期掌握國民黨黨務，號稱“蔣家天下陳家黨”，確實權勢煊赫，頗為黨內外所側目。在南京國民政府垮台前的幾年，陳果夫擔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中央合作金庫理事長、中國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三職，主管金融機構和黨營事業，過他之手的金錢何止萬萬，陳伯達恐怕正是據此將陳家列人“四大家族”之一，與孔、宋並列。當時，他名義上還是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的主委，次年1月19日他才寫信給蔣介石要求辭職。
他已病成那樣，與親密的舊部在私信中當然無須哭窮裝假。僅僅兩年後，1951年8月25日，他病歿於台北，身後沒有留下什麼財產。在他寄託了全部生命的國民黨一敗塗地，從大陸敗退後的日子裡，他臥病孤島，心情之落寞與淒涼可以想見。然而他在病中仍能保持美好的想像，他在一篇隨筆《抹布畫》中說，整日臥床，看著玻璃窗，傭人用抹布抹過玻璃後，灰塵沒了，但抹布留下的痕跡，透過光線，卻變成了一幅幅圖畫，有像山水，有像人物，有像蟲魚的。
許多時候，歷史也如同抹布過處留下的痕跡，變成了各種各樣並不真實的畫面尤其在20世紀風雲激盪的劇變中，許多人物都被臉譜化甚至妖魔化了，亦真亦幻。在政治宣傳的驅動之下，真實與否已無足輕重，重要的是有效。陳果夫在給何仲蕭的信中最後稱：大家說：天下烏鴉一般黑，我要說：不盡然！不管人家怎樣，我總是這樣；不管環境怎樣，我永遠這樣；人家冤我也好，罵我也好，笑我也好，我還是這樣。所以我個人在外國沒有一分存款。我在台灣之生活費，本來動身時籌一年，現在估計下來，還可以有過六個月以上之用。若到外國去，實在不可能，也不願借醫病而去。台灣如何，現在不去想，亦不願想到壞處去。完了。®“沈氏三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