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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國民黨中常會為昨天的議案討論很久,到下午1點,“說來說去還沒結論”,討論之激烈從居正日記不難看出,最後結果是擁護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這一天羅家倫在日記中說:聞至傍晚蔣先生讓步,並托人告適之先生,謂彼之主張通不過,心中難過,恐對適之先生不起云云。(中午蔣曾分別接見元老)聞蔣先生讓步原因,乃因如彼不作總統候選人,則現在競選副總統者皆將提升一級,從事競選總統,彼之原來目的仍達不到。更見李(宗仁)態度之驕橫,遂犧牲原來主張也。好題目竟做出壞文章來,可惜可惜。

  蔣先生眼光實高出他人,但其左右部屬不了解,亦多為自私也。羅家倫為北大“新潮社”健將、“五四”風雲人物,留學歸來,先後做過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敬重老師輩的胡適,對當政者蔣介石也有“知遇之感”,對蔣的評價很高。當天他的日記里不僅提到胡適當天換了住處,而且提到在翁文灝處吃晚飯時遇到胡適,這些信息不是憑空想像的。蔣介石不願做總統的想法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早在1948年2月10日王世傑曰記中就說,蔣在上廬山休息前對他所信賴的張群就說:“彼是否做總統尚須考慮。憲法中有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語;因此總統如過分干涉行政院,則與憲法精神不合;但時局如此危險,蔣先生無充分權力,將不能應付一切。此當在蔣先生考慮之中,蔣有意推胡適這樣的清流為總統,自為行政院院長,就是出於這樣的考慮。可惜他的黨內同志理解不了。

  相距不過一年,“望天低吳楚,眼空無物”的石頭城,已是金陵王氣黯然收。1949年5月5日,時為駐印度大使的羅家倫在日記中寫道:“去年今天,我在南京,正是蔣先生就總統職的一天,何等熱鬧。又回想到我於4月間贊成他不競選總統的時候,大家只知盲目的擁戴,奴性的奉承。他自己倒說:‘你們不聽我的話,要我做總統,照你們的做法,我想不到兩年,這局面就完了。’他是看到了的,那知道他於今年1月下野,竟不出一年。當時所可惜的,是他見到了而不曾堅持他的主張。可惜之至!”

  此前,同年1月22日,得知蔣介石引退離開南京的消息,遠在印度的他曾在日記中寫下:“感觸萬端,國事恐更不可聞矣。為國家前途悲,非徒為知遇之感已也。設介公於去年選舉總統時引退,其為公為私之佳妙為何如。乃當年介公有此主張。(我是在會場公開贊成者)而群小包圍,不任其變一作風。介公最後亦不幸讓步,致成今日之僵局。可痛孰甚。”

  當蔣介石在國民黨六中全會臨時會上脫口而出“像你們這樣攪下去,政府命運不能出兩年”,恐怕沒有人把這句話當真,不幸一語成讖,而且只有一年出頭,就要面對“一片降幡出石頭”。高處不勝寒的蔣氏預感到了大廈將傾、江山易手的危機,卻已回天無力,只能到海峽對岸去守望大陸。時局的演變已不在他掌握之中,即使胡適勉強當上總統候選人,變數仍然很大,國民黨內各種勢力未必買帳,蔣的謀劃也未必能成。

  許君遠的民國氣味

  許君遠曾是《大公報》上海版編輯主任,1928年畢業於北大,先後在北平《晨報》、天津《庸報》、上海版《大公報》、《文匯報》等報紙任職,1945年在美國見證了聯合國第一屆大會召開。他大半生事業的成就都在民國時代,可以說是典型的民國人。民國不是神話,也沒有被神化。北大不是神話,清華不是神話,燕京不是神話,西南聯大不是神話,南開、春暉也不是神話,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從國立、私立到教會辦的學校,那個時代的教育不是神話,教育出來的人更不是神話。那個時代的媒體不是神話,《大公報》不是神話,《獨立評論》、《觀察》周刊不是神話,那些挺立在動盪亂世中的報人更不是神話,他們認真地生活過、工作過,他們是那個時代具體的活的見證。許君遠就是當中的一個人,他出身北大,是周作人、徐志摩、葉公超等人的學生。他投身新聞界,尤其在《大公報》工作多年,在胡政之、張季鸞他們身邊親身體會過做報人的喜與憂。他沒有顯赫的名聲,今天的許多讀者也許連他的名字都沒聽過,也正因為如此,作為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他更具代表性,更能代表民國時代本土教育出來的知識分子。

  他曾寫過一個北大系列,回憶北大的師長、同學,北大的生活,真實感人。那時蔡元培先生已不在校,是蔣夢麟先生在苦苦支撐,老師中有許多學術界的精英,但“老一輩的同學都在嘆息於拖小辮子的辜鴻銘輩之不能存留,而悲悼學術精神之逐漸消逝”。他說自己只趕上北大全盛時期的尾巴,“雖然是一個尾巴,北大卻始終維持著一貫的寬宏大量的校風,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個專門,你可以選擇你的導師,圖書館陳列著你所應當參考的書籍。在表面看來是雜亂無章,實際上很造就了許多專家學者”。他的興趣在文藝方面,對西方文學有很深的理解,雖未出洋留學,他實際上卻已窺見西方文化的真諦,他翻譯的文字也清新耐讀。他的文字貫通中西,舒緩自如,不急不忙,有他自己的風格,是那個激盪時代中保持著內心寧靜的一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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