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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張東蓀和共產黨方面也保持著密切接觸，1952年他在《張東蓀檢討材料底稿》中說：“我後來所以見了蔣匪，是想在中共條件基礎上恢復和談，這事曾與董必武先生商量過。”張東蓀和董必武商量也好，去見蔣介石也好，和熟悉的“燕京大學之父”、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吃飯也好，都是在做“調人”，為和平斡旋，儘管沒有達到現實的效果。1947年1月10日通過的民盟一屆二中全會政治報告最後提出四個建議：“第一，努力促成和談”；“第二，重新舉行政治協商”；“第三，實行以往的政協決議”；“第四，成立聯合政府”。這四條都可以看出民盟當時並沒有意識到國共和談已“徹底破裂”，和談的大門已徹底關閉。張東蓀之所以想做“調人”，顯然也認為和談之門還有可能重開。
等到民盟“為和談正式破裂”發表宣言，已經是1947年3月8日，也就是當年3月1日南京政府“令京滬渝等地中共辦事人員限期一律撤退”一星期後，宣言說：“不幸今日國共兩黨，終於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痛心！”這個文獻寫得很清楚，在此之前，和談並沒有宣告“正式破裂”。張東蓀暫別燕京大學，南下奔走於南京、上海，做“調人”，就是想盡最後的努力。1948年9月5日，他在《中建》半月刊上發表《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如此解釋：“即在政協失敗以後，我一個人還奔走滬寧幾次，想謀挽回，不外乎忠告國民黨把這個幻想收起來罷，拿出真正的良心來以謀合作……”
民國的黨黨同伐異、結黨營私、君子不黨……透過這些古老的成語，我們不難想見在我國漫長的農業社會中，“黨”並不是什麼褒義詞，在繁體字中“黨”尚“黑”，世人忌諱分門結黨，“死黨”、“朋黨”也不是什麼好詞。“老派共產黨人”李銳先生晚年念茲在茲的就是把“黨”搞清楚，幾乎逢人便說。自19世紀以來，黨派逐漸在古老中國興起，開始各顯神通。1912年民國初創。一夜之間冒出數百個政治黨派。尤其是進人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黨成為時代的重心，可以說，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決定了古老民族的走向，一部中國政治史幾乎成了國共兩黨史。然而，長期以來，國人並不清楚，在風雲跌宕的20世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在國、共兩黨之外，除了我們熟悉的幾個民主黨派之外，還曾有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黨派，其中有些如曇花一現。比如1923年，留學美國的北大學生康白情痛感中國內憂外患、既無中心思想又無中心人物，與康紀鴻等留美學生籌組過一個新中國黨，提出“發揚中國特性，融會泰西文明”的“新中國主義”，制定了政治上主張國權統一、國民自治、四權分立（三權之外加上勞工），經濟上主張差別生產、中庸分配、惠僑保商，社會上主張文化獎勵、勞工保護、男女平等的黨綱。顯然，這些主張中不難看到“少年中國學會”早年的理想色彩，康等都是少中會員。
中國中和黨、中國少年勞動黨、中國大同黨、中國公利黨、中國民生共和黨、中國民主自由大同盟、中國國民自由黨、中國民主合眾黨、中國農工黨、中國民主急進黨、中國農民自由黨、中國勞工黨、中國和平黨、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國急進黨等，都是我們陌生的。其實，光是一個中國國民黨就黨內有黨、黨內有派，先後出現過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生產人民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中國國民黨再造派、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會、中國國民黨革命青年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組織，說它山頭林立、派系眾多當然可以，但也未嘗不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觀察。深受蘇俄建黨模式影響的國、共兩黨，經過一輪又一輪的反覆較量，最終以海峽兩岸的對峙暫告一段落。那些選擇中間道路的黨派則分別歸向兩岸，或消失在歷史的烽火硝煙中。
1947年6月21日，中國洪門自治黨、中國民生共和黨、中國國民自由黨等三黨在上海聯合組成中間黨聯盟，提出的政綱包括：要求國家秩序，實現和平統一；要求政治進步，實現多黨的政黨政治；要求民生安定。確立適應國情的經濟制度；要求國際合作，建立平等、互惠、友好的國際關係，並採取主動的外交政策。與大多數主張中間道路的黨派一樣，中間黨聯盟也消失在時局大變的前夜。
蔣介石回天無力
十幾年前，學界對於蔣介石是否真的有意推胡適為總統候選人，還有過爭議，有些人認為這不可能。其實，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層並不是什麼秘密，羅家倫日記提供了生動的細節，1948年4月4日。他在日記中說：今曰開國民黨臨時六中全會，上午九時在中央黨部舉行，蔣先生主席。……下午續開會，蔣先生自己提出彼不願競選總統，而主張讓與有下列五條件之社會賢達：（一）非國民黨員^二）忠於憲法並忠於憲政；（三）有民主風度；（四）有國家民族思想，勇於為國奮鬥；（五）對中國文化歷史有深刻認識；意在適之先生。蔣先生話畢，全場默然良久，因許多人看風色也。我登台說話，極力贊成，謂此舉蔣先生不但表現最高政治道德，且表現最高政略，本會當予贊成。最後又說，行憲後以立法院之龐大複雜，政局恐常動盪不安，吾人萬不能如第一次大戰前後之法國內閣，平均8個月13天一個，我的話是點明若蔣先生能長行政院，政局倒易於安定。吳稚暉先生亦有類似主張，但彼之無錫官話，懂者不多。鄒魯殺橫槍，叫道：“誰贊成總裁任總統者起立！”於是大家起立，未起者僅吳老先生、蔣夫人與我三人。蔣先生復懇切發言，謂“不能重對余之感情，而可當了解余之政策又謂“像你們這樣攪下去，政府命運不能出兩年”，至沉痛。（他之所以知道蔣所指的是胡適，不僅根據五個條件，早一天他就從王世傑那裡得中知。——筆者注）同一天，國民黨元老、司法院長居正的日記透露，早起出席六中全會臨時會，會前半小時蔣介石夫婦到黨部總裁室約幾個老頭談話，“內定總統暫不提名……開會一上午一下午尚不能決，交常會研究再開全會決定。推其意似怪大家未聽他話，不由他擺布”，日記中對蔣表示不滿：“假天下為公之名，讓總統於他人，並強由本黨提名。”只是未點出胡適之名。
等到民盟“為和談正式破裂”發表宣言，已經是1947年3月8日，也就是當年3月1日南京政府“令京滬渝等地中共辦事人員限期一律撤退”一星期後，宣言說：“不幸今日國共兩黨，終於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痛心！”這個文獻寫得很清楚，在此之前，和談並沒有宣告“正式破裂”。張東蓀暫別燕京大學，南下奔走於南京、上海，做“調人”，就是想盡最後的努力。1948年9月5日，他在《中建》半月刊上發表《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如此解釋：“即在政協失敗以後，我一個人還奔走滬寧幾次，想謀挽回，不外乎忠告國民黨把這個幻想收起來罷，拿出真正的良心來以謀合作……”
民國的黨黨同伐異、結黨營私、君子不黨……透過這些古老的成語，我們不難想見在我國漫長的農業社會中，“黨”並不是什麼褒義詞，在繁體字中“黨”尚“黑”，世人忌諱分門結黨，“死黨”、“朋黨”也不是什麼好詞。“老派共產黨人”李銳先生晚年念茲在茲的就是把“黨”搞清楚，幾乎逢人便說。自19世紀以來，黨派逐漸在古老中國興起，開始各顯神通。1912年民國初創。一夜之間冒出數百個政治黨派。尤其是進人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黨成為時代的重心，可以說，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決定了古老民族的走向，一部中國政治史幾乎成了國共兩黨史。然而，長期以來，國人並不清楚，在風雲跌宕的20世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在國、共兩黨之外，除了我們熟悉的幾個民主黨派之外，還曾有過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黨派，其中有些如曇花一現。比如1923年，留學美國的北大學生康白情痛感中國內憂外患、既無中心思想又無中心人物，與康紀鴻等留美學生籌組過一個新中國黨，提出“發揚中國特性，融會泰西文明”的“新中國主義”，制定了政治上主張國權統一、國民自治、四權分立（三權之外加上勞工），經濟上主張差別生產、中庸分配、惠僑保商，社會上主張文化獎勵、勞工保護、男女平等的黨綱。顯然，這些主張中不難看到“少年中國學會”早年的理想色彩，康等都是少中會員。
中國中和黨、中國少年勞動黨、中國大同黨、中國公利黨、中國民生共和黨、中國民主自由大同盟、中國國民自由黨、中國民主合眾黨、中國農工黨、中國民主急進黨、中國農民自由黨、中國勞工黨、中國和平黨、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國急進黨等，都是我們陌生的。其實，光是一個中國國民黨就黨內有黨、黨內有派，先後出現過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生產人民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中國國民黨再造派、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會、中國國民黨革命青年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組織，說它山頭林立、派系眾多當然可以，但也未嘗不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觀察。深受蘇俄建黨模式影響的國、共兩黨，經過一輪又一輪的反覆較量，最終以海峽兩岸的對峙暫告一段落。那些選擇中間道路的黨派則分別歸向兩岸，或消失在歷史的烽火硝煙中。
1947年6月21日，中國洪門自治黨、中國民生共和黨、中國國民自由黨等三黨在上海聯合組成中間黨聯盟，提出的政綱包括：要求國家秩序，實現和平統一；要求政治進步，實現多黨的政黨政治；要求民生安定。確立適應國情的經濟制度；要求國際合作，建立平等、互惠、友好的國際關係，並採取主動的外交政策。與大多數主張中間道路的黨派一樣，中間黨聯盟也消失在時局大變的前夜。
蔣介石回天無力
十幾年前，學界對於蔣介石是否真的有意推胡適為總統候選人，還有過爭議，有些人認為這不可能。其實，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層並不是什麼秘密，羅家倫日記提供了生動的細節，1948年4月4日。他在日記中說：今曰開國民黨臨時六中全會，上午九時在中央黨部舉行，蔣先生主席。……下午續開會，蔣先生自己提出彼不願競選總統，而主張讓與有下列五條件之社會賢達：（一）非國民黨員^二）忠於憲法並忠於憲政；（三）有民主風度；（四）有國家民族思想，勇於為國奮鬥；（五）對中國文化歷史有深刻認識；意在適之先生。蔣先生話畢，全場默然良久，因許多人看風色也。我登台說話，極力贊成，謂此舉蔣先生不但表現最高政治道德，且表現最高政略，本會當予贊成。最後又說，行憲後以立法院之龐大複雜，政局恐常動盪不安，吾人萬不能如第一次大戰前後之法國內閣，平均8個月13天一個，我的話是點明若蔣先生能長行政院，政局倒易於安定。吳稚暉先生亦有類似主張，但彼之無錫官話，懂者不多。鄒魯殺橫槍，叫道：“誰贊成總裁任總統者起立！”於是大家起立，未起者僅吳老先生、蔣夫人與我三人。蔣先生復懇切發言，謂“不能重對余之感情，而可當了解余之政策又謂“像你們這樣攪下去，政府命運不能出兩年”，至沉痛。（他之所以知道蔣所指的是胡適，不僅根據五個條件，早一天他就從王世傑那裡得中知。——筆者注）同一天，國民黨元老、司法院長居正的日記透露，早起出席六中全會臨時會，會前半小時蔣介石夫婦到黨部總裁室約幾個老頭談話，“內定總統暫不提名……開會一上午一下午尚不能決，交常會研究再開全會決定。推其意似怪大家未聽他話，不由他擺布”，日記中對蔣表示不滿：“假天下為公之名，讓總統於他人，並強由本黨提名。”只是未點出胡適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