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頁
是什麼促使英格蘭人民如此暴跳如雷？在某個層面上，這個問題很容易解答。1377年至1381年，朝廷徵收了三次人頭稅，這是一種革命性的試驗，因為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對國民財富徵收過直接稅。以前是對財產和土地進行評估，並以此為基礎徵稅，如今卻是按人頭徵稅。儘管第二次人頭稅是根據納稅人的社會地位分級徵收的，富人繳稅最多，窮人負擔最小；但是第一和第三次卻是統一稅率的，而且顯然是累退稅，窮人受到的打擊比富人要嚴重得多。起初人頭稅就招致了群眾的不滿，後來朝廷派人調查非常普遍的逃稅現象，對逃稅者加以嚴懲，於是人們愈發怒不可遏。
自14世紀中葉以來，英格蘭城鄉就在積累怨恨的情緒，而人頭稅激發了國民的憤怒。1379年，黑死病再次橫掃英格蘭，這次瘟疫一直持續了四年。此次黑死病爆發，再加上1348年和1349年的第一波赫死病，以及1361年和1362年的兒童疫病，撼動了中世紀社會的整個結構。在這個曾經人口過剩的國家，勞動力變得稀少而昂貴。為了應對地主受到的威脅，愛德華三世的政府通過了約束性的勞工法律，制定工資限額，嚴懲那些索取或接受超過法定工資水平薪金的人，不管其從事的工作是給農田除草、收割莊稼、修理屋頂還是裝馬蹄鐵。
這些法律的執行者是地區性的法律委員會，其成員中有很多人屬於富裕的鄉紳階層，也就是勞工法律的受益者。他們懲罰那些僱傭鄰人為自己工作的中富農，還要懲罰這些工人，罪名就是收取非法的工資。為了保障農村精英階層保有自己的特權地位，律師和王室官吏忙得不可開交。勞工法律委員會的成員往往同時也擔任郡長、議員和治安法官。人們真切地感到，整個腐敗的階級在壓迫英格蘭的平頭百姓。14世紀末，農奴製作為一種制度已經瀕臨滅絕，但在1381年揭竿而起的很多人看來，新的制度和農奴制一樣具有極強的剝削性，律師和法官利用這種新制度殘酷地壓榨窮苦農民，他們的生活和之前作為依附於土地的農奴時一樣悽慘。
對窮人打擊最大的人頭稅；阻止窮人獲得合理工資的勞工法律；對瘟疫的恐懼；慘敗的戰爭，其間艾賽克斯和肯特郡的老百姓直接遭到游弋在海峽的法蘭西海盜艦隊的威脅；人們普遍擔心，原本應成為英格蘭救世主的年輕國王被其身邊的奸臣腐蝕了。這一切，足以在1381年掀起一場撼動英格蘭根基的起義。理查二世站在倫敦塔目睹英格蘭燃起熊熊大火的時候，對起義的根本原因究竟理解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他的確感到自己受到了鞭策，要採取行動，承擔起國王（何況他還是金雀花王朝的國王）的責任。驅散農民起義軍的過程告訴我們，這個面色蒼白的十四歲男孩擁有極大的個人勇氣，以及對統治的胃口。但此事也對他的一生造成了負面影響。
隨後發生的事件極富戲劇性，超乎人們的想像。6月14日，星期五上午，理查二世說服了起義軍的一大群代表，讓他們離開倫敦，前往麥爾安德的原野，他許諾將在那裡與他們面談，商討他們的請求。起義軍散去後，國王一行立刻穿過仍然處於動盪中的城市，召開會議。陪伴理查二世騎行的有他的同母異父哥哥們（他的母親肯特的瓊與托馬斯·霍蘭的兒子們）、他的年輕叔叔伍德斯托克的托馬斯（現在是白金漢伯爵）、沃里克伯爵、牛津伯爵、倫敦市長威廉·沃爾沃思、老將羅伯特·諾爾斯爵士，還有其他一些人。太后肯特的瓊坐著馬車跟在他後面。她在倫敦城頗得民心，在國王親政之前一般能夠起到促進和解的政治作用，但即便是她，面對暴民也束手無策。在他們周圍，激動不安的起義軍和市民們叫嚷著，呼喊著，但國王一行人穩步奔向麥爾安德。他們知道，起義軍希望殺掉薩德伯里大主教、財政大臣黑爾斯和幾名王室官吏，於是把他們留在倫敦塔內。他們打算以國王的出行轉移起義軍的注意力，掩護這些人從河上逃命。
這個想法落空了。躲在倫敦塔內的人膽戰心驚地從塔門處登上一艘小船，準備逃跑，卻被岸邊的一名老婦發現。老婦發出了警報，於是他們不得不撤回要塞。與此同時，在麥爾安德，理查二世答應了起義軍的所有要求。他命令發布特許狀，保證絕不會重新回到農奴制，勞動力將獲得自由，並且土地租金不得超過每英畝4便士。他還天真地答應泰勒及其部下，允許他們自由地抓捕他們鄙夷的所有賣國賊，並將他們押到國王面前審判。
薩德伯里和黑爾斯的命運就這麼註定了。他們未能逃出倫敦塔，後來暴民衝進要塞，將他們殺死。他們的首級被挑在長竿上，於倫敦各地示眾，然後被插在倫敦橋上，俯視城門數天之久。薩德伯里的紅色主教冠被野蠻地釘在他的頭骨上。還有另外八人被暴民殺死，包括岡特的約翰的私人醫生和理查二世的保鏢約翰·萊格。岡特的約翰的兒子——博林布羅克的亨利當時也在倫敦塔內，幸虧一名機智的士兵將他藏在壁櫥內，他才逃脫了起義軍的屠刀。此事將對王國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據編年史家托馬斯·沃爾辛厄姆說，暴民的吵嚷“不像人類的喧譁，而遠遠超過所有的人聲，只能與地獄居民的哭號相提並論”。
倫敦塔陷落後，都城一片混亂。在齊普賽大街，幾年前曾有葡萄酒之河流淌的地方，現在樹立起了一座木製刑台，地面浸透了被暴民殺害的犧牲者業已凝結的血液。在溫特里區的聖馬丁，超過一千名佛蘭芒商人被殺害，屍體被堆積在大街上。他們曾在教堂避難，但也無濟於事，被暴民拖出來屠戮。暴民們認為佛蘭芒人從朝廷那裡得到了特殊待遇，因此對外國人非常憎恨。整座城市淹沒在燒殺搶掠的狂潮中。有目標、有選擇的暴動很快蛻化成了普遍騷亂。“暴亂持續了整個白天和隨後的夜晚，醜惡的呼喊此起彼伏，動盪不安，非常恐怖。”《阿諾尼瑪萊編年史》的作者如此寫道。
自14世紀中葉以來，英格蘭城鄉就在積累怨恨的情緒，而人頭稅激發了國民的憤怒。1379年，黑死病再次橫掃英格蘭，這次瘟疫一直持續了四年。此次黑死病爆發，再加上1348年和1349年的第一波赫死病，以及1361年和1362年的兒童疫病，撼動了中世紀社會的整個結構。在這個曾經人口過剩的國家，勞動力變得稀少而昂貴。為了應對地主受到的威脅，愛德華三世的政府通過了約束性的勞工法律，制定工資限額，嚴懲那些索取或接受超過法定工資水平薪金的人，不管其從事的工作是給農田除草、收割莊稼、修理屋頂還是裝馬蹄鐵。
這些法律的執行者是地區性的法律委員會，其成員中有很多人屬於富裕的鄉紳階層，也就是勞工法律的受益者。他們懲罰那些僱傭鄰人為自己工作的中富農，還要懲罰這些工人，罪名就是收取非法的工資。為了保障農村精英階層保有自己的特權地位，律師和王室官吏忙得不可開交。勞工法律委員會的成員往往同時也擔任郡長、議員和治安法官。人們真切地感到，整個腐敗的階級在壓迫英格蘭的平頭百姓。14世紀末，農奴製作為一種制度已經瀕臨滅絕，但在1381年揭竿而起的很多人看來，新的制度和農奴制一樣具有極強的剝削性，律師和法官利用這種新制度殘酷地壓榨窮苦農民，他們的生活和之前作為依附於土地的農奴時一樣悽慘。
對窮人打擊最大的人頭稅；阻止窮人獲得合理工資的勞工法律；對瘟疫的恐懼；慘敗的戰爭，其間艾賽克斯和肯特郡的老百姓直接遭到游弋在海峽的法蘭西海盜艦隊的威脅；人們普遍擔心，原本應成為英格蘭救世主的年輕國王被其身邊的奸臣腐蝕了。這一切，足以在1381年掀起一場撼動英格蘭根基的起義。理查二世站在倫敦塔目睹英格蘭燃起熊熊大火的時候，對起義的根本原因究竟理解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他的確感到自己受到了鞭策，要採取行動，承擔起國王（何況他還是金雀花王朝的國王）的責任。驅散農民起義軍的過程告訴我們，這個面色蒼白的十四歲男孩擁有極大的個人勇氣，以及對統治的胃口。但此事也對他的一生造成了負面影響。
隨後發生的事件極富戲劇性，超乎人們的想像。6月14日，星期五上午，理查二世說服了起義軍的一大群代表，讓他們離開倫敦，前往麥爾安德的原野，他許諾將在那裡與他們面談，商討他們的請求。起義軍散去後，國王一行立刻穿過仍然處於動盪中的城市，召開會議。陪伴理查二世騎行的有他的同母異父哥哥們（他的母親肯特的瓊與托馬斯·霍蘭的兒子們）、他的年輕叔叔伍德斯托克的托馬斯（現在是白金漢伯爵）、沃里克伯爵、牛津伯爵、倫敦市長威廉·沃爾沃思、老將羅伯特·諾爾斯爵士，還有其他一些人。太后肯特的瓊坐著馬車跟在他後面。她在倫敦城頗得民心，在國王親政之前一般能夠起到促進和解的政治作用，但即便是她，面對暴民也束手無策。在他們周圍，激動不安的起義軍和市民們叫嚷著，呼喊著，但國王一行人穩步奔向麥爾安德。他們知道，起義軍希望殺掉薩德伯里大主教、財政大臣黑爾斯和幾名王室官吏，於是把他們留在倫敦塔內。他們打算以國王的出行轉移起義軍的注意力，掩護這些人從河上逃命。
這個想法落空了。躲在倫敦塔內的人膽戰心驚地從塔門處登上一艘小船，準備逃跑，卻被岸邊的一名老婦發現。老婦發出了警報，於是他們不得不撤回要塞。與此同時，在麥爾安德，理查二世答應了起義軍的所有要求。他命令發布特許狀，保證絕不會重新回到農奴制，勞動力將獲得自由，並且土地租金不得超過每英畝4便士。他還天真地答應泰勒及其部下，允許他們自由地抓捕他們鄙夷的所有賣國賊，並將他們押到國王面前審判。
薩德伯里和黑爾斯的命運就這麼註定了。他們未能逃出倫敦塔，後來暴民衝進要塞，將他們殺死。他們的首級被挑在長竿上，於倫敦各地示眾，然後被插在倫敦橋上，俯視城門數天之久。薩德伯里的紅色主教冠被野蠻地釘在他的頭骨上。還有另外八人被暴民殺死，包括岡特的約翰的私人醫生和理查二世的保鏢約翰·萊格。岡特的約翰的兒子——博林布羅克的亨利當時也在倫敦塔內，幸虧一名機智的士兵將他藏在壁櫥內，他才逃脫了起義軍的屠刀。此事將對王國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據編年史家托馬斯·沃爾辛厄姆說，暴民的吵嚷“不像人類的喧譁，而遠遠超過所有的人聲，只能與地獄居民的哭號相提並論”。
倫敦塔陷落後，都城一片混亂。在齊普賽大街，幾年前曾有葡萄酒之河流淌的地方，現在樹立起了一座木製刑台，地面浸透了被暴民殺害的犧牲者業已凝結的血液。在溫特里區的聖馬丁，超過一千名佛蘭芒商人被殺害，屍體被堆積在大街上。他們曾在教堂避難，但也無濟於事，被暴民拖出來屠戮。暴民們認為佛蘭芒人從朝廷那裡得到了特殊待遇，因此對外國人非常憎恨。整座城市淹沒在燒殺搶掠的狂潮中。有目標、有選擇的暴動很快蛻化成了普遍騷亂。“暴亂持續了整個白天和隨後的夜晚，醜惡的呼喊此起彼伏，動盪不安，非常恐怖。”《阿諾尼瑪萊編年史》的作者如此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