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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二年（1070），御史中丞呂公著向神宗推薦張載，神宗召見他，向他詢問治國之道，張載認為應該效法三代，神宗聽後很滿意，讓他任崇文院校書。後來張載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調到明州（今浙江寧波）處理苗振一案。案件處理完畢後，他就稱病辭官了。在此後六年多的時間裡，他一天到晚坐在房間裡，把書和筆放在身邊，一會兒低頭讀書，一會兒抬頭思索，有心得就提筆記下來，有時半夜還要起來點著蠟燭寫書，到熙寧九年他終於完成了學術著作《正蒙》。
熙寧十年張載被召入朝，朝中有些官員與他議禮的見解不合，他又身患重病，於是再次辭官，死在回鄉的路上。他一生清貧，棺木還是門徒們湊錢買的。
張載以為世界的本體是“氣”，萬事萬物的變化是氣的變化，每個人都有“天地之性”，但“氣質之性”的不同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為了成為聖人和君子，人們應該通過學習改變自己的“氣質之性”。張載的學術又稱為橫渠之學，他創立了關學，是“關中士人宗師”。
“鵝湖之會”是怎麼回事孝宗朝是南宋思想最活躍的時代，南宋的著名學派幾乎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朱熹就是在孝宗時期逐漸創建起了系統的理學體系，形成了集理學大成的學派。由於他出生於尤溪，主要活動於建陽（今福建建陽）、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地區，因此他這一派也被稱為閩學派。這一時期理學的另外一個重要學派，是陸九淵創立的心學學派。陸九淵（1139～1193），字子靜，號存齋，世稱象山先生。因為他是撫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所以心學學派又稱為江西學派。兩派在宇宙觀、心性論、方法論上都有嚴重的分歧。在宇宙觀上，陸九淵認為“宇宙一理”，主張唯理一元論；朱熹則認為“理先氣後”，有理氣二元論的傾向。在心性論方面，朱熹把人心分為天理、物慾兩部分；陸九淵則認為心理是完全合一的。在方法論上，朱熹主張“格物致知”；陸九淵則提倡頓悟式的內省道德修養。為了調和朱、陸兩家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呂祖謙邀請陸九淵、陸九齡兄弟和朱熹在信州鵝湖寺（今江西鉛山鵝湖寺）進行了一場哲學辯論會，與會的還有臨川太守趙景明以及劉子澄、趙景昭等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在會上，朱、陸雙方各持己見，並賦詩明志。陸氏兄弟主張先發明本心，然後加以博覽，認為本心之性千古不變，明心功夫終究久大，譏諷朱熹的格物功夫支離，免不了要浮沉。朱熹對此非常不滿，主張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雙方辯論了三天，到最後觀點也沒有得到統一。
為什麼說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之所以能夠成為理學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於他具備廣博的學問和探究事理的“窮理”精神。他不僅總結了北宋以來各派學說並融會貫通，同時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義思想，將之納入了自己的理學體系；對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於封建倫理的觀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對自然科學知識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認為它雖是“小道”，卻不是“異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在理學家中是無人能及的。
朱熹理學思想體系的核心是天理論，以理氣說為中心內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範疇，以“理”作為宇宙的根本，“氣”是第二性的，強調理本氣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學說是為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做論證，而萬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體現。另外，他肯定了張載“一物兩體”的說法，指出“凡事無不相反相成”，認為質變是在漸變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種觀點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一個新貢獻。
關於知行學說，朱熹強調知先行後，但又認為“知行相須”，注意行在認識中的作用。性命之說也是朱熹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他認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類稟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義禮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質的形體，稟受的氣有清濁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惡之分。朱熹從先天氣稟的不同來論證人的賢愚善惡，從而說明了封建社會善惡是非的先天根據。對於“理”和“欲”的問題，他提出“人慾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慾，同情異行”，認為道德意識與物質欲望是不可分的。他認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則規定的人慾，就是與“天理”對立的，所以說“天理人慾，不容並立”。在歷史觀上，他認為堯、舜、禹的時代“天理”流行，體現為“王道”政治；三代後就“人慾橫行”，體現為“霸道”政治。
總之，朱熹的學說可以說集理學之大成。他一生著作豐富，對理學的基本問題幾乎都有論述，他是理學的最後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後對儒學貢獻最大的思想家，他創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獨特的理學思想體系，成了元、明、清時代占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通志》是誰所著《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和《通典》、《文獻通考》合稱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鄭樵編著的。
熙寧十年張載被召入朝，朝中有些官員與他議禮的見解不合，他又身患重病，於是再次辭官，死在回鄉的路上。他一生清貧，棺木還是門徒們湊錢買的。
張載以為世界的本體是“氣”，萬事萬物的變化是氣的變化，每個人都有“天地之性”，但“氣質之性”的不同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為了成為聖人和君子，人們應該通過學習改變自己的“氣質之性”。張載的學術又稱為橫渠之學，他創立了關學，是“關中士人宗師”。
“鵝湖之會”是怎麼回事孝宗朝是南宋思想最活躍的時代，南宋的著名學派幾乎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朱熹就是在孝宗時期逐漸創建起了系統的理學體系，形成了集理學大成的學派。由於他出生於尤溪，主要活動於建陽（今福建建陽）、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地區，因此他這一派也被稱為閩學派。這一時期理學的另外一個重要學派，是陸九淵創立的心學學派。陸九淵（1139～1193），字子靜，號存齋，世稱象山先生。因為他是撫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所以心學學派又稱為江西學派。兩派在宇宙觀、心性論、方法論上都有嚴重的分歧。在宇宙觀上，陸九淵認為“宇宙一理”，主張唯理一元論；朱熹則認為“理先氣後”，有理氣二元論的傾向。在心性論方面，朱熹把人心分為天理、物慾兩部分；陸九淵則認為心理是完全合一的。在方法論上，朱熹主張“格物致知”；陸九淵則提倡頓悟式的內省道德修養。為了調和朱、陸兩家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呂祖謙邀請陸九淵、陸九齡兄弟和朱熹在信州鵝湖寺（今江西鉛山鵝湖寺）進行了一場哲學辯論會，與會的還有臨川太守趙景明以及劉子澄、趙景昭等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在會上，朱、陸雙方各持己見，並賦詩明志。陸氏兄弟主張先發明本心，然後加以博覽，認為本心之性千古不變，明心功夫終究久大，譏諷朱熹的格物功夫支離，免不了要浮沉。朱熹對此非常不滿，主張先博覽而後歸之約。雙方辯論了三天，到最後觀點也沒有得到統一。
為什麼說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之所以能夠成為理學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於他具備廣博的學問和探究事理的“窮理”精神。他不僅總結了北宋以來各派學說並融會貫通，同時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義思想，將之納入了自己的理學體系；對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於封建倫理的觀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對自然科學知識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認為它雖是“小道”，卻不是“異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在理學家中是無人能及的。
朱熹理學思想體系的核心是天理論，以理氣說為中心內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範疇，以“理”作為宇宙的根本，“氣”是第二性的，強調理本氣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學說是為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做論證，而萬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體現。另外，他肯定了張載“一物兩體”的說法，指出“凡事無不相反相成”，認為質變是在漸變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種觀點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一個新貢獻。
關於知行學說，朱熹強調知先行後，但又認為“知行相須”，注意行在認識中的作用。性命之說也是朱熹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他認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類稟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義禮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質的形體，稟受的氣有清濁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惡之分。朱熹從先天氣稟的不同來論證人的賢愚善惡，從而說明了封建社會善惡是非的先天根據。對於“理”和“欲”的問題，他提出“人慾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慾，同情異行”，認為道德意識與物質欲望是不可分的。他認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則規定的人慾，就是與“天理”對立的，所以說“天理人慾，不容並立”。在歷史觀上，他認為堯、舜、禹的時代“天理”流行，體現為“王道”政治；三代後就“人慾橫行”，體現為“霸道”政治。
總之，朱熹的學說可以說集理學之大成。他一生著作豐富，對理學的基本問題幾乎都有論述，他是理學的最後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後對儒學貢獻最大的思想家，他創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獨特的理學思想體系，成了元、明、清時代占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通志》是誰所著《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和《通典》、《文獻通考》合稱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鄭樵編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