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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又是什麼原因最後使神宗寬恕了蘇東坡？據說此案也驚動了內宮，由於文才與名聲，宮中上下也早知蘇軾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際還想到此事，神宗原想為了祖母病情的好轉而進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卻說：“當初仁宗主持科舉，回宮曾高興地說：‘吾今又為子孫得到太平宰相兩人。’就指蘇軾兄弟。現在你難道要把他殺掉嗎？不需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足矣。”神宗只得聽命。
或說眾臣的救助與說情，也起了相當的作用。大臣張方平、范鎮曾上書援救。弟弟蘇轍為懇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書乞納在身官職，以贖兄之罪。變法派官員中也有不同態度者，如宰相吳充就對神宗說：“曹操尚能容忍禰衡，陛下為什麼不能容一蘇軾呢？”王安石的弟弟、中書舍人王安禮也勸神宗不要殺蘇軾。據說，連王安石也說了句“豈有盛世而殺才士乎”的話，傳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後決定寬恕蘇軾。
或說還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開本朝殺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後人指責。此外，神宗也頗賞識東坡的才華。據說蘇軾在獄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囑託後事，其第二首寫道：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其兄弟訣別之深情，使人讀了悽然淚下，神宗讀後也大動惻隱之心，加上本來並無殺意，所以最後的處分是：責受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這場冤獄雖然結束了，但蘇軾於其中所受的迫害與侮辱應是無法忘懷的。甚或後世士大夫提起這件詩案，都會談虎色變。由於它是王安石變法所引發的，那麼蘇軾與王安石是否進一步勢不兩立了呢？歷史的回答卻是否定的。
元豐三年（1080）二月，蘇東坡抵達黃州，過起謫居生活。這個富有理想、富有才華、更富事業心的知識分子，在困厄中艱難度日，其文學創作還走出了一個小高潮。四年後，神宗下詔：“蘇軾量移汝州（今河南臨汝）。”蘇軾只得別離黃州，坐船上路。經過江州、高安諸地，道過金陵，通過幾個朋友的斡旋與安排，在那裡會見了王安石。
這是元豐七年（1084）的七月，艷陽高照，氣候頗熱。蘇東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蔣山謁見王安石，已經六十四歲的王安石也熱情接待了這位比他小十六歲的後輩。有的說是王安石野服乘驢到船上與蘇軾相見，然後相游蔣山。十四年來，兩人各處異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壇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兩人在政壇中的地位都已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兩位過去曾經相互對立的政敵，如今拋卻了從前的不愉快，開始握手言歡。東坡與安石同游數日，共覽江山之勝，盡論文章學術，互作詩詞唱和，甚或談佛說禪，氣氛相當融洽。
王安石對蘇軾當然不無成見，不過也看好東坡的文學天才，愛讀蘇軾的詩文。如對東坡所作《錢氏表忠觀碑》一文，認為“絕似西漢”，“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在讀到東坡的詩句“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時，撫幾而嘆：“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讀完蘇軾在黃州所作《勝相院藏經記》後，稱讚道：“子瞻，人中龍也！”所以在文壇上，王安石也是當時最了解蘇軾的天份，並能給予高度評價的人物之一。
蘇軾反對新法，對王安石的一些詩文也時有揶揄，如安石《字說》謂：“坡者，土之皮也。”蘇軾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譏。但通過十幾年來的觀察，對王安石的個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學術方面的成就，還是能實事求是地給予肯定，曾說：“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當他讀到王安石的詞《桂枝香·金陵懷古》，也讚嘆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所以兩人在文章學術方面應是同路人，仍有相當多的共同語言。當時王安石大病初癒，就舍宅作寺，又約蘇軾卜居秦淮河邊，東坡也不無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詩中說：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看來此次會見，兩人在感情上有所溝通。王安石曾嘆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在離開金陵後，曾寫給王安石兩封信。王安石也給東坡回了信，勸他“跋涉自愛”。但兩人是否已盡釋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謝世後，由蘇軾替朝廷撰寫“制詞”《王安石贈太傅》，南宋還是有人以為：“此雖褒詞，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詞中對王安石變法諸事避而不談，說明蘇軾對此問題採取了保留的態度。蘇軾又作“制詞”《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對呂惠卿是持譴責和否定的態度，有人以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內加以指斥的。”不過，元祐更化時，司馬光欲全廢新法，而蘇東坡卻又主張對新法“較量利害，參用所長”，如對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與司馬光爭得面紅耳赤。
總之，蘇、王兩人的關係，確實極為微妙，迷霧不少，令人無法看透。
史官為何以曹彬為“宋良將第一”
或說眾臣的救助與說情，也起了相當的作用。大臣張方平、范鎮曾上書援救。弟弟蘇轍為懇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書乞納在身官職，以贖兄之罪。變法派官員中也有不同態度者，如宰相吳充就對神宗說：“曹操尚能容忍禰衡，陛下為什麼不能容一蘇軾呢？”王安石的弟弟、中書舍人王安禮也勸神宗不要殺蘇軾。據說，連王安石也說了句“豈有盛世而殺才士乎”的話，傳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後決定寬恕蘇軾。
或說還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開本朝殺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後人指責。此外，神宗也頗賞識東坡的才華。據說蘇軾在獄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囑託後事，其第二首寫道：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其兄弟訣別之深情，使人讀了悽然淚下，神宗讀後也大動惻隱之心，加上本來並無殺意，所以最後的處分是：責受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這場冤獄雖然結束了，但蘇軾於其中所受的迫害與侮辱應是無法忘懷的。甚或後世士大夫提起這件詩案，都會談虎色變。由於它是王安石變法所引發的，那麼蘇軾與王安石是否進一步勢不兩立了呢？歷史的回答卻是否定的。
元豐三年（1080）二月，蘇東坡抵達黃州，過起謫居生活。這個富有理想、富有才華、更富事業心的知識分子，在困厄中艱難度日，其文學創作還走出了一個小高潮。四年後，神宗下詔：“蘇軾量移汝州（今河南臨汝）。”蘇軾只得別離黃州，坐船上路。經過江州、高安諸地，道過金陵，通過幾個朋友的斡旋與安排，在那裡會見了王安石。
這是元豐七年（1084）的七月，艷陽高照，氣候頗熱。蘇東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蔣山謁見王安石，已經六十四歲的王安石也熱情接待了這位比他小十六歲的後輩。有的說是王安石野服乘驢到船上與蘇軾相見，然後相游蔣山。十四年來，兩人各處異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壇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兩人在政壇中的地位都已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兩位過去曾經相互對立的政敵，如今拋卻了從前的不愉快，開始握手言歡。東坡與安石同游數日，共覽江山之勝，盡論文章學術，互作詩詞唱和，甚或談佛說禪，氣氛相當融洽。
王安石對蘇軾當然不無成見，不過也看好東坡的文學天才，愛讀蘇軾的詩文。如對東坡所作《錢氏表忠觀碑》一文，認為“絕似西漢”，“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在讀到東坡的詩句“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時，撫幾而嘆：“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讀完蘇軾在黃州所作《勝相院藏經記》後，稱讚道：“子瞻，人中龍也！”所以在文壇上，王安石也是當時最了解蘇軾的天份，並能給予高度評價的人物之一。
蘇軾反對新法，對王安石的一些詩文也時有揶揄，如安石《字說》謂：“坡者，土之皮也。”蘇軾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譏。但通過十幾年來的觀察，對王安石的個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學術方面的成就，還是能實事求是地給予肯定，曾說：“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當他讀到王安石的詞《桂枝香·金陵懷古》，也讚嘆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所以兩人在文章學術方面應是同路人，仍有相當多的共同語言。當時王安石大病初癒，就舍宅作寺，又約蘇軾卜居秦淮河邊，東坡也不無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詩中說：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看來此次會見，兩人在感情上有所溝通。王安石曾嘆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在離開金陵後，曾寫給王安石兩封信。王安石也給東坡回了信，勸他“跋涉自愛”。但兩人是否已盡釋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謝世後，由蘇軾替朝廷撰寫“制詞”《王安石贈太傅》，南宋還是有人以為：“此雖褒詞，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詞中對王安石變法諸事避而不談，說明蘇軾對此問題採取了保留的態度。蘇軾又作“制詞”《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對呂惠卿是持譴責和否定的態度，有人以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內加以指斥的。”不過，元祐更化時，司馬光欲全廢新法，而蘇東坡卻又主張對新法“較量利害，參用所長”，如對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與司馬光爭得面紅耳赤。
總之，蘇、王兩人的關係，確實極為微妙，迷霧不少，令人無法看透。
史官為何以曹彬為“宋良將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