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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歐公艷詞間或有他人偽作，不必疑其皆偽。當然哪些應為歐公真性情的反映，哪幾篇又是他人偽托，哪些是南宋書商搞錯，確實已難以斷定。
第四十五章
蘇軾與王安石烏台詩案蘇軾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風雲人物、文學大家。在政壇上他們是相互對立的政敵，在文壇上卻又有些惺惺相惜。由於反對王安石變法，蘇東坡遭際了變法派官員的殘酷迫害，烏台詩案後被貶謫黃州。然而就是在遭貶謫的日子裡，東坡卻道經金陵去謁見了安石，據說兩人握手言歡，同游唱和。兩人關係到底如何？確令後人頗為難解。
元豐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緝拿知州蘇軾。蘇軾這時剛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還不到兩個月，就遭到一場兇狠的暴風雨襲擊。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辦事，就被兩個獄卒像驅逐雞犬一樣，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蘇東坡這次受到四個變法派官員的彈劾：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國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後四次上書，罪證是別人為蘇東坡所刻的一部詩集，諸御史擇其要害部分彙編成冊，在神宗面前大進讒言，而導火線還在於蘇軾到湖州上任後所上的《謝表》。罪名便是在“謝表”和“詩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對新法肆意詆毀，無所忌憚。此案牽涉到東坡的許多作品，也牽涉到一些朋友，其後都受到不同的懲處。
在蘇東坡的作品中，確有一些是攻擊和嘲諷王安石變法的。然而反對王安石變法，早在熙寧變法開始之初，蘇軾就已表明了態度。寫出《上神宗皇帝萬言書》，先後兩次，極論新法之不便，對新法進行了比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擊。如要求撤銷制置三司條例司，反對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和農田水利法等，以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藉口批評商鞅，指責王安石“懷詐挾術，以欺其君”，詆毀新黨中“新進小生”是“小人招權”，並把新法比作毒藥。實行後“四海騷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亡隨之”，就是說新法將會招致國家的敗亡。因此，他勸神宗不要急於求成，欲速則不達，提出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徐徐求進，積十年之功，何事不立。
蘇東坡與反對變法的官員司馬光、歐陽修、張方平、曾鞏、劉摯、劉恕、孫覺等人交往日深，成為反對派陣營中敢於從正面出擊而直面敵人的一員勇將。如在送官員劉恕的詩中，東坡就直接攻擊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張湯，而把與王安石絕交的劉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貶反差強烈。在王安石提出科舉新法，神宗下詔討論時，東坡又獨持異論，公開加以反對。開封府考試進士，蘇軾主考，又發策問影射王安石變法獨斷專行，將敗壞國事。後來司馬光曾回憶說，與新黨作戰，蘇軾最為勇敢。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與其父蘇洵寫《辨奸論》，對他有一定影響。
王安石在這種情況下，也給蘇軾以牙還牙般的回擊。范縝曾推薦東坡擔任諫官，如果推薦成功，那將對變法派十分不利。王安石就通過他擔任御史的姻家謝景溫，彈劾蘇東坡在回四川奔父喪之時，多占船位，販賣私鹽和蘇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諸路轉運司，嚴加調查，搜集證據，並逮捕篙工水卒，進行刑訊窮治。但由於這是個莫須有的罪名，所以調查很久，結果一無所獲。蘇軾對這種誣陷沒有進行任何辯解，但已感到在京壓力的沉重，處境的困難，就堅決請求外補，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蘇軾抵達杭州上任。三年後移知密州（治今山東諸城），再過三年，改知徐州。其間，王安石曾於熙寧七年罷相，次年復相，由於變法派內部傾軋，年余又再次罷相，判江寧府（今江蘇南京），退居半山園。總之，在烏台詩案發生的時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樞執政。然而當政的變法派還是對東坡的譏嘲心存宿怨，決心要除掉蘇軾，便上書攻擊蘇東坡包藏禍心，訕上罵下，嘲諷新法，“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甚至要求將蘇東坡正法，以正風俗民心。
蘇東坡確有一些嘲諷新法的作品，表達了對某些問題的個人感慨和內心牢騷，其中往往夾雜著對人民的某些同情，及憂國憂民之情懷。而有些加在東坡身上的罪名，純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誣陷。如東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中有“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一句，諸御史指斥為反對農田水利法。東坡《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中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宰相王璉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撥道：“陛下飛龍在天，蘇軾以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蟄龍，非造反而何？”可以說純粹在捕風捉影，枉加罪名。
蘇東坡從七月十八號入獄，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五個多月的時間裡，不斷受到審問和各種重刑折磨，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變法派也只是為了加給蘇軾一個“譏諷朝政”的罪名。最後，蘇軾寫了長達兩萬多字的“供狀”，承認了有關罪名，表示“甘服朝典”。由於寫作而惹出這樣的大禍，這是東坡所始料不及的。期間，詩人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屢次想自殺以結束生命。那麼為什麼神宗這時要懲治蘇軾呢？當然對蘇軾這樣有影響的官員以文字攻擊新法，他不無惱怒，但問題是蘇軾反對新法的態度早已表明，嘲諷王安石的詩作也早已有過，為什麼過了八九年，神宗才嚴懲蘇軾？
第四十五章
蘇軾與王安石烏台詩案蘇軾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風雲人物、文學大家。在政壇上他們是相互對立的政敵，在文壇上卻又有些惺惺相惜。由於反對王安石變法，蘇東坡遭際了變法派官員的殘酷迫害，烏台詩案後被貶謫黃州。然而就是在遭貶謫的日子裡，東坡卻道經金陵去謁見了安石，據說兩人握手言歡，同游唱和。兩人關係到底如何？確令後人頗為難解。
元豐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緝拿知州蘇軾。蘇軾這時剛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還不到兩個月，就遭到一場兇狠的暴風雨襲擊。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辦事，就被兩個獄卒像驅逐雞犬一樣，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蘇東坡這次受到四個變法派官員的彈劾：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國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後四次上書，罪證是別人為蘇東坡所刻的一部詩集，諸御史擇其要害部分彙編成冊，在神宗面前大進讒言，而導火線還在於蘇軾到湖州上任後所上的《謝表》。罪名便是在“謝表”和“詩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對新法肆意詆毀，無所忌憚。此案牽涉到東坡的許多作品，也牽涉到一些朋友，其後都受到不同的懲處。
在蘇東坡的作品中，確有一些是攻擊和嘲諷王安石變法的。然而反對王安石變法，早在熙寧變法開始之初，蘇軾就已表明了態度。寫出《上神宗皇帝萬言書》，先後兩次，極論新法之不便，對新法進行了比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擊。如要求撤銷制置三司條例司，反對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和農田水利法等，以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藉口批評商鞅，指責王安石“懷詐挾術，以欺其君”，詆毀新黨中“新進小生”是“小人招權”，並把新法比作毒藥。實行後“四海騷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亡隨之”，就是說新法將會招致國家的敗亡。因此，他勸神宗不要急於求成，欲速則不達，提出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徐徐求進，積十年之功，何事不立。
蘇東坡與反對變法的官員司馬光、歐陽修、張方平、曾鞏、劉摯、劉恕、孫覺等人交往日深，成為反對派陣營中敢於從正面出擊而直面敵人的一員勇將。如在送官員劉恕的詩中，東坡就直接攻擊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張湯，而把與王安石絕交的劉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貶反差強烈。在王安石提出科舉新法，神宗下詔討論時，東坡又獨持異論，公開加以反對。開封府考試進士，蘇軾主考，又發策問影射王安石變法獨斷專行，將敗壞國事。後來司馬光曾回憶說，與新黨作戰，蘇軾最為勇敢。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與其父蘇洵寫《辨奸論》，對他有一定影響。
王安石在這種情況下，也給蘇軾以牙還牙般的回擊。范縝曾推薦東坡擔任諫官，如果推薦成功，那將對變法派十分不利。王安石就通過他擔任御史的姻家謝景溫，彈劾蘇東坡在回四川奔父喪之時，多占船位，販賣私鹽和蘇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諸路轉運司，嚴加調查，搜集證據，並逮捕篙工水卒，進行刑訊窮治。但由於這是個莫須有的罪名，所以調查很久，結果一無所獲。蘇軾對這種誣陷沒有進行任何辯解，但已感到在京壓力的沉重，處境的困難，就堅決請求外補，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寧四年（1071）十一月，蘇軾抵達杭州上任。三年後移知密州（治今山東諸城），再過三年，改知徐州。其間，王安石曾於熙寧七年罷相，次年復相，由於變法派內部傾軋，年余又再次罷相，判江寧府（今江蘇南京），退居半山園。總之，在烏台詩案發生的時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樞執政。然而當政的變法派還是對東坡的譏嘲心存宿怨，決心要除掉蘇軾，便上書攻擊蘇東坡包藏禍心，訕上罵下，嘲諷新法，“無尊君之義，虧大忠之節”，甚至要求將蘇東坡正法，以正風俗民心。
蘇東坡確有一些嘲諷新法的作品，表達了對某些問題的個人感慨和內心牢騷，其中往往夾雜著對人民的某些同情，及憂國憂民之情懷。而有些加在東坡身上的罪名，純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誣陷。如東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中有“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一句，諸御史指斥為反對農田水利法。東坡《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中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宰相王璉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撥道：“陛下飛龍在天，蘇軾以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蟄龍，非造反而何？”可以說純粹在捕風捉影，枉加罪名。
蘇東坡從七月十八號入獄，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五個多月的時間裡，不斷受到審問和各種重刑折磨，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變法派也只是為了加給蘇軾一個“譏諷朝政”的罪名。最後，蘇軾寫了長達兩萬多字的“供狀”，承認了有關罪名，表示“甘服朝典”。由於寫作而惹出這樣的大禍，這是東坡所始料不及的。期間，詩人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屢次想自殺以結束生命。那麼為什麼神宗這時要懲治蘇軾呢？當然對蘇軾這樣有影響的官員以文字攻擊新法，他不無惱怒，但問題是蘇軾反對新法的態度早已表明，嘲諷王安石的詩作也早已有過，為什麼過了八九年，神宗才嚴懲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