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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些“艷詞”是什麼人所偽作的呢？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認為：“歐陽公詞多有與《花間》、《陽春》相混，亦有鄙褻之語廁其中，當是仇人無名子所為也。”蔡條的《西清詩話》則直接指出，其作偽的“仇人”、“小人”是劉輝。《名臣言行錄》載：歐陽修“復知貢舉，為下第劉輝等所忌，以《醉蓬萊》、《望江南》誣之。”南宋末年，羅泌在整理歐陽修的詞作，校訂《近體樂府》時，也說：“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其問有誤人《六一詞》者。今柳三變詞亦有雜之《平山集》中。則其浮艷者，殆亦非皆公少作也。”“公嘗致意於詩，為之本義，溫柔寬厚，所得深矣。今詞之淺近者，前輩多謂是劉輝偽作。”
這“劉輝”又是怎樣的人呢？劉輝原名幾，字子道，後改字之道，信州鉛山（今屬江西）人。宋仁宗後期，他寫文章“好為險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氣”，人稱“太學體”。歐陽修正倡導文風改革，對此深惡之。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主持進士考試，劉幾前來應試，其文寫得奇奇怪怪，似通非通，歐陽修在他的試卷上批上斗大一個“謬”字，毫不客氣地將他刷下榜來。歐陽修排抑險怪奇澀的“太學體”，文風為之一變。嘉祐四年（1059），歐陽修再度主考，劉輝易名再試，並一改險怪文風，寫得務實通暢，歐陽修讀其文，大加讚賞，擢為狀元。放榜後歐陽修才知，劉輝原來就是劉幾。因為劉輝與歐陽修有這段瓜葛，好事者便把這作偽的“仇人”、“小人”附會為劉輝。
應該說這一附會並沒有什麼確鑿的根據，相反從劉輝的為人來看，似乎並不會做這樣鄙劣之事。據有關記載，劉輝是一位誠實磊落、寬厚仁道之人士。進士及第後，授官大理評事，曾乞歸侍養祖母。在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任上，祖母沒，辭官歸行喪禮。回家鄉後，曾置田數百畝，作為救濟族人中貧困人家之義田。又建住屋設義學，接待遠方前來求學的士人。由於這些善行，官府改稱其鄉里日義榮社，名其學館日義榮齋。如此善良之輩，會因一次考試落第而嫌恨，而寫些“猥褻之詞”嫁禍於歐公嗎？所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雖說歐公艷詞是“仇人無名子所為”，但並不同意這“仇人”便是劉烊。更何況據考證，歐陽修的詞集《近體樂府》編定時，歐陽修仍健在。這時劉輝如何作偽呢？
不過，歐公艷詞即使不是劉輝偽作，也不排除有其他人偽作的可能。據葉夢得《石林詩話》載，歐陽修嘉祐知貢舉時，為力革其浮文之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平日一些小有名氣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不滿之情向歐公報復，“因造為醜語”。可見當時落第的一些士人都有作偽的可能。南宋末年羅泌校訂的歐陽修《近體樂府》就已相當混雜，估計混有馮延巳、柳永等人的作品，由於無法斷定。羅泌不敢將有疑問的作品悉行刪去。據後人考訂，其中其實雜有白居易、吳融、韋莊、馮延巳、柳永、張先、晏殊、黃庭堅等人的作品，達二十七首之多。歐陽修的另一本詞集《醉翁琴趣外編》凡六卷，不知何人所輯，收詞二○二首，比《近體樂府》多八十三首。這八十三首詞作中，有數首見於詞總集《花間集》、《尊前集》和《樂府雅詞》，有數首分別見於馮延巳的《陽春集》和張先的《張子野詞》等詞集中。可見歐公詞集的確有點混亂。
有學者認為，《醉翁琴趣外編》是歐陽修手輯，其中包括北宋民間流行的歌詞，及馮延巳、晏殊、柳永、張先等詞人的作品，當然也有自己的作品。編這樣的集子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種風尚，用來讓相識的官妓和家裡的家妓們習唱，以便花問尊前遣興娛賓。其中許多作品收入之時並未標出作者姓名，許多本為無名氏之作，但經南宋書商的數次編纂，又偽制蘇軾之序，便署撰人為“文忠公歐陽修永叔”，刊印以廣為流傳。致使許多原為北宋無名氏的作品，後人都認作是歐公所作，如《望江南》、《醉蓬萊》諸艷詞都是當時民間流行的俚俗之詞，而別有用心者甚至將其與歐公的“盜甥”案聯繫起來，進行誹謗。總之，《醉翁琴趣外編》中的七十餘首艷詞，均非歐陽修所作，他不過搜集編輯而已。
也有學者認為，歐公詞集中可能有少數偽作，但說“庸俗”、“浮艷”者全屬偽作，未免太過。其實，宋代許多文人都是既寫雅詩，又作艷詞，非獨歐陽修為然。這也反映出他們的生活存在公、私兩個部分，“志”和“情”的兩個側面。史料記載有歐陽修玩妓、賞妓，及為妓女作詞等日常瑣事，作為其真實生活的反映，歐陽修作些艷詞也毫不為怪。其實寫艷詞，倒往往是詞人真性情的流露，真生活的享受，何必諱言其事。此外，如確有人作艷詞相誣，歐陽修的兒子、門生，豈有不辯之理？而恰恰是他們並未提出過這一問題。到南宋時有人提出懷疑，主要原因是理學逐漸盛行，士人們開始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尤其是道學家將這些“艷詞”視為有害儒學文明之作，而百般貶責之。當然，歐陽修這一代儒宗的形象，怎麼能和這些“柔媚嬌艷”的詞作聯繫在一起呢？由此為之詭辯，實乃一廂情願。
這“劉輝”又是怎樣的人呢？劉輝原名幾，字子道，後改字之道，信州鉛山（今屬江西）人。宋仁宗後期，他寫文章“好為險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氣”，人稱“太學體”。歐陽修正倡導文風改革，對此深惡之。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主持進士考試，劉幾前來應試，其文寫得奇奇怪怪，似通非通，歐陽修在他的試卷上批上斗大一個“謬”字，毫不客氣地將他刷下榜來。歐陽修排抑險怪奇澀的“太學體”，文風為之一變。嘉祐四年（1059），歐陽修再度主考，劉輝易名再試，並一改險怪文風，寫得務實通暢，歐陽修讀其文，大加讚賞，擢為狀元。放榜後歐陽修才知，劉輝原來就是劉幾。因為劉輝與歐陽修有這段瓜葛，好事者便把這作偽的“仇人”、“小人”附會為劉輝。
應該說這一附會並沒有什麼確鑿的根據，相反從劉輝的為人來看，似乎並不會做這樣鄙劣之事。據有關記載，劉輝是一位誠實磊落、寬厚仁道之人士。進士及第後，授官大理評事，曾乞歸侍養祖母。在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任上，祖母沒，辭官歸行喪禮。回家鄉後，曾置田數百畝，作為救濟族人中貧困人家之義田。又建住屋設義學，接待遠方前來求學的士人。由於這些善行，官府改稱其鄉里日義榮社，名其學館日義榮齋。如此善良之輩，會因一次考試落第而嫌恨，而寫些“猥褻之詞”嫁禍於歐公嗎？所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雖說歐公艷詞是“仇人無名子所為”，但並不同意這“仇人”便是劉烊。更何況據考證，歐陽修的詞集《近體樂府》編定時，歐陽修仍健在。這時劉輝如何作偽呢？
不過，歐公艷詞即使不是劉輝偽作，也不排除有其他人偽作的可能。據葉夢得《石林詩話》載，歐陽修嘉祐知貢舉時，為力革其浮文之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平日一些小有名氣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不滿之情向歐公報復，“因造為醜語”。可見當時落第的一些士人都有作偽的可能。南宋末年羅泌校訂的歐陽修《近體樂府》就已相當混雜，估計混有馮延巳、柳永等人的作品，由於無法斷定。羅泌不敢將有疑問的作品悉行刪去。據後人考訂，其中其實雜有白居易、吳融、韋莊、馮延巳、柳永、張先、晏殊、黃庭堅等人的作品，達二十七首之多。歐陽修的另一本詞集《醉翁琴趣外編》凡六卷，不知何人所輯，收詞二○二首，比《近體樂府》多八十三首。這八十三首詞作中，有數首見於詞總集《花間集》、《尊前集》和《樂府雅詞》，有數首分別見於馮延巳的《陽春集》和張先的《張子野詞》等詞集中。可見歐公詞集的確有點混亂。
有學者認為，《醉翁琴趣外編》是歐陽修手輯，其中包括北宋民間流行的歌詞，及馮延巳、晏殊、柳永、張先等詞人的作品，當然也有自己的作品。編這樣的集子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種風尚，用來讓相識的官妓和家裡的家妓們習唱，以便花問尊前遣興娛賓。其中許多作品收入之時並未標出作者姓名，許多本為無名氏之作，但經南宋書商的數次編纂，又偽制蘇軾之序，便署撰人為“文忠公歐陽修永叔”，刊印以廣為流傳。致使許多原為北宋無名氏的作品，後人都認作是歐公所作，如《望江南》、《醉蓬萊》諸艷詞都是當時民間流行的俚俗之詞，而別有用心者甚至將其與歐公的“盜甥”案聯繫起來，進行誹謗。總之，《醉翁琴趣外編》中的七十餘首艷詞，均非歐陽修所作，他不過搜集編輯而已。
也有學者認為，歐公詞集中可能有少數偽作，但說“庸俗”、“浮艷”者全屬偽作，未免太過。其實，宋代許多文人都是既寫雅詩，又作艷詞，非獨歐陽修為然。這也反映出他們的生活存在公、私兩個部分，“志”和“情”的兩個側面。史料記載有歐陽修玩妓、賞妓，及為妓女作詞等日常瑣事，作為其真實生活的反映，歐陽修作些艷詞也毫不為怪。其實寫艷詞，倒往往是詞人真性情的流露，真生活的享受，何必諱言其事。此外，如確有人作艷詞相誣，歐陽修的兒子、門生，豈有不辯之理？而恰恰是他們並未提出過這一問題。到南宋時有人提出懷疑，主要原因是理學逐漸盛行，士人們開始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尤其是道學家將這些“艷詞”視為有害儒學文明之作，而百般貶責之。當然，歐陽修這一代儒宗的形象，怎麼能和這些“柔媚嬌艷”的詞作聯繫在一起呢？由此為之詭辯，實乃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