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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顧先生的影響，我也一改以前多愁善感的詩風，寫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禪不借隱為名。伐茅蓋頂他年事，生計如斯總未更”的詩句，來表達我直面苦難不求逃避的態度。古人說：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須從烈火中鍛來。苦難的打擊是一種挫傷，但同時也是一種鍛鍊。我想這種體悟，大概可以說是我在第一次打擊的考驗下，所經歷的一段心路歷程。
第二次打擊對我其實是最重的，它幾乎影響了我一生。陶淵明說“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說“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蓆”，當第一次打擊到來時，衣食雖然艱苦，但生活基本上是穩定的，我不僅可以不改常規地讀書上學，在學業上有師友的鼓勵支持，在生活上還有伯父、伯母的關懷照顧。所以苦難對於我才能夠成為一種鍛鍊，而沒有造成多大的傷害。但是第二次打擊到來時完全不是這樣了。那時我已遠離家人師友，身在台灣。我先生被海軍拘捕死生未卜，當我經過拘審帶著女兒從警察局出來以後，不僅沒有一間可以棲身的“敝廬”，而且連一張可以安眠的“床蓆”也沒有。這還不算最大的痛苦，其實最大的痛苦是來自於我先生本身的問題。
關於我的先生，多少年來我一直不願意提起。1978年我在《王國維及其文學評論》的後敘里也簡單說過一點，但那都是非常表面的、非常膚淺的，真正的情況我沒有寫，我所說的其實已經隱藏了很多難以訴說的事情。我說他從監獄出來以後性情發生變異，實際上是一個藉口，我不願意只說他的不好，就歸罪於多年的監禁使他變成這樣。其實不然，是他本來就是如此的。我不肯說，是因為我一向不願意說別人的壞話，何況是自己家裡的事情，所以一直替他隱瞞了很多，現在有些事我以為也還是不說為好。
這麼多年，我雖然一直不對人說這些事，但是我的詩里其實還是有些流露。在我的詩詞稿里，收了三首，1976年，我大女兒去世時，我寫了哭女詩十首，其中最後一首曾經說：
從來天壤有深悲，滿腹辛酸說向誰。痛哭吾兒躬自悼，一生勞瘁竟何為。
“從來天壤有深悲，滿腹辛酸說向誰”，說真的，我人生最傷痛的就是這件事，但是我沒有辦法說。後兩句“痛哭吾兒躬自悼，一生勞瘁竟何為”。我吃苦耐勞地什麼都做，忍受著精神上的痛苦，承擔著經濟上的壓力。當然我是為了我們的家，也為了兩個孩子。我的大女兒當初跟我一起被關，趙鍾蓀被關了將近四年，是我一個人帶著她，雖然吃了很多苦，但也是相依為命度過的那幾年啊！所以大女兒逝世後我說“一生勞瘁竟何為”。
後邊我還寫了一首《天壤》：
逝盡韶華不可尋，空餘天壤蘊悲深。投爐鐵鑄終生錯，食蓼蟲悲一世心。蕭艾欺蘭偏共命，鴟貪鼠嚇禽。回頭三十年間事，腸斷哀感不禁。
這首詩不解釋的話，其實一般人也還是看不出來，而我當時之所以這樣寫，也就是不想讓人家看出來。因為中國的舊傳統，對於婚姻的事情是不說的。做妻子的無論有什麼樣的不幸，一般都是不說出來的，這是中國傳統做女子的一種婦德。
這首詩的題目是摘取第二句里的兩個字。李商隱的很多詩都是這樣做的，《詩經》里也有這樣的例子，所以摘取一首詩里的兩個字做題目是可以的，這個題目不會有人注意。“天壤”其實有個典故：是說謝道韞嫁給了王羲之的兒子，她覺得王家有不少的才智之士，而她嫁的這個丈夫沒有那麼好的才華；所以她結婚以後，常常說他們王家的子弟都有這樣那樣的才華，“不意天壤之間竟有王郎”，就是說，沒想到天地之間有像王郎這樣的人，她的意思是對她的丈夫不滿意。所以如果有心人看到“天壤”這兩個字，知道這個典故，就能看出來我這是寫婚姻的不如意。只不過謝道韞還只是因為丈夫才華不夠好而生的感慨，而我與她則完全不同，因為我所遇到的人是一個完全無法理喻的人，是你們一般人所難以想像出來的一種人。
我這個人還是比較寬厚、容讓的，一個人但凡有點感情、有點理性，我也是能夠跟他相處的。而且我平生也從來不會因為一個人沒有才能，沒有工作，或者學問低就看不起人家。我從來不這樣想，我儘量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東西毀掉。1971年的時候，嚴復的女兒請我去西雅圖大學教書，因為我已經被U.B.C.大學聘為終身教授，就介紹我先生去了。可是一年以後他就回來了。為什麼人家不聘他了，我也不知道，因為凡是他不如意的事，從來不許我問。他回來以後，就又開始整天發脾氣。那時候過聖誕節，我不願意在我們艱苦的時候，讓孩子們覺得人家過聖誕節都挺高興的，我們家怎麼不同。我的愁苦從來不跟孩子說，總是願意她們都好好的。我就買了聖誕樹，而且裝飾得漂漂亮亮的。我還給每一個人都買了禮物，讓大家高興高興。可是不知為什麼，他上去就把它毀了，把樹上的裝飾扔了一地。他這個人的美感經驗、品位也都跟人家不一樣，比如溫哥華我家的院子裡有很多樹，對於樹木我們一般人都喜歡它枝葉扶蘇的樣子，但我不在家的時候，他就找人把那些樹的枝子都給剪了，那些大樹，枝子、葉子沒有了，只剩下光禿禿的很粗的樹幹。人家都很奇怪，問我你們家這是什麼樹，怎麼都這樣子。我真是沒有辦法回答，我也爭不過他，為了避免跟他吵架，我就把一切都放棄了。所以我們家一切的事情，都是他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
第二次打擊對我其實是最重的，它幾乎影響了我一生。陶淵明說“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說“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蓆”，當第一次打擊到來時，衣食雖然艱苦，但生活基本上是穩定的，我不僅可以不改常規地讀書上學，在學業上有師友的鼓勵支持，在生活上還有伯父、伯母的關懷照顧。所以苦難對於我才能夠成為一種鍛鍊，而沒有造成多大的傷害。但是第二次打擊到來時完全不是這樣了。那時我已遠離家人師友，身在台灣。我先生被海軍拘捕死生未卜，當我經過拘審帶著女兒從警察局出來以後，不僅沒有一間可以棲身的“敝廬”，而且連一張可以安眠的“床蓆”也沒有。這還不算最大的痛苦，其實最大的痛苦是來自於我先生本身的問題。
關於我的先生，多少年來我一直不願意提起。1978年我在《王國維及其文學評論》的後敘里也簡單說過一點，但那都是非常表面的、非常膚淺的，真正的情況我沒有寫，我所說的其實已經隱藏了很多難以訴說的事情。我說他從監獄出來以後性情發生變異，實際上是一個藉口，我不願意只說他的不好，就歸罪於多年的監禁使他變成這樣。其實不然，是他本來就是如此的。我不肯說，是因為我一向不願意說別人的壞話，何況是自己家裡的事情，所以一直替他隱瞞了很多，現在有些事我以為也還是不說為好。
這麼多年，我雖然一直不對人說這些事，但是我的詩里其實還是有些流露。在我的詩詞稿里，收了三首，1976年，我大女兒去世時，我寫了哭女詩十首，其中最後一首曾經說：
從來天壤有深悲，滿腹辛酸說向誰。痛哭吾兒躬自悼，一生勞瘁竟何為。
“從來天壤有深悲，滿腹辛酸說向誰”，說真的，我人生最傷痛的就是這件事，但是我沒有辦法說。後兩句“痛哭吾兒躬自悼，一生勞瘁竟何為”。我吃苦耐勞地什麼都做，忍受著精神上的痛苦，承擔著經濟上的壓力。當然我是為了我們的家，也為了兩個孩子。我的大女兒當初跟我一起被關，趙鍾蓀被關了將近四年，是我一個人帶著她，雖然吃了很多苦，但也是相依為命度過的那幾年啊！所以大女兒逝世後我說“一生勞瘁竟何為”。
後邊我還寫了一首《天壤》：
逝盡韶華不可尋，空餘天壤蘊悲深。投爐鐵鑄終生錯，食蓼蟲悲一世心。蕭艾欺蘭偏共命，鴟貪鼠嚇禽。回頭三十年間事，腸斷哀感不禁。
這首詩不解釋的話，其實一般人也還是看不出來，而我當時之所以這樣寫，也就是不想讓人家看出來。因為中國的舊傳統，對於婚姻的事情是不說的。做妻子的無論有什麼樣的不幸，一般都是不說出來的，這是中國傳統做女子的一種婦德。
這首詩的題目是摘取第二句里的兩個字。李商隱的很多詩都是這樣做的，《詩經》里也有這樣的例子，所以摘取一首詩里的兩個字做題目是可以的，這個題目不會有人注意。“天壤”其實有個典故：是說謝道韞嫁給了王羲之的兒子，她覺得王家有不少的才智之士，而她嫁的這個丈夫沒有那麼好的才華；所以她結婚以後，常常說他們王家的子弟都有這樣那樣的才華，“不意天壤之間竟有王郎”，就是說，沒想到天地之間有像王郎這樣的人，她的意思是對她的丈夫不滿意。所以如果有心人看到“天壤”這兩個字，知道這個典故，就能看出來我這是寫婚姻的不如意。只不過謝道韞還只是因為丈夫才華不夠好而生的感慨，而我與她則完全不同，因為我所遇到的人是一個完全無法理喻的人，是你們一般人所難以想像出來的一種人。
我這個人還是比較寬厚、容讓的，一個人但凡有點感情、有點理性，我也是能夠跟他相處的。而且我平生也從來不會因為一個人沒有才能，沒有工作，或者學問低就看不起人家。我從來不這樣想，我儘量希望把事情做好，可是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東西毀掉。1971年的時候，嚴復的女兒請我去西雅圖大學教書，因為我已經被U.B.C.大學聘為終身教授，就介紹我先生去了。可是一年以後他就回來了。為什麼人家不聘他了，我也不知道，因為凡是他不如意的事，從來不許我問。他回來以後，就又開始整天發脾氣。那時候過聖誕節，我不願意在我們艱苦的時候，讓孩子們覺得人家過聖誕節都挺高興的，我們家怎麼不同。我的愁苦從來不跟孩子說，總是願意她們都好好的。我就買了聖誕樹，而且裝飾得漂漂亮亮的。我還給每一個人都買了禮物，讓大家高興高興。可是不知為什麼，他上去就把它毀了，把樹上的裝飾扔了一地。他這個人的美感經驗、品位也都跟人家不一樣，比如溫哥華我家的院子裡有很多樹，對於樹木我們一般人都喜歡它枝葉扶蘇的樣子，但我不在家的時候，他就找人把那些樹的枝子都給剪了，那些大樹，枝子、葉子沒有了，只剩下光禿禿的很粗的樹幹。人家都很奇怪，問我你們家這是什麼樹，怎麼都這樣子。我真是沒有辦法回答，我也爭不過他，為了避免跟他吵架，我就把一切都放棄了。所以我們家一切的事情，都是他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