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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是一個完全從舊傳統教育中成長起來的人，從小所受的訓練就是對古典詩文的熟讀和背誦。我父親和我的老師都是老北大的外文系畢業的，經常提醒我學習英文的重要，但是我在初中二年級時，就發生了“七七”事變，學校就把英文課減少到每周只有兩小時了。中學畢業時，我沒有為將來的出路與收入多加考慮，就按自己的興趣考入了輔仁大學國文系，英文課也只上了一年，輔仁大學的中文系就再也沒有英文課了。大學畢業後從中學教到大學，從一般的古文教到詩詞的專著，一直再也沒接觸過英文。完全沒有想到過出國，更別提什麼中西文學理論的結合。
我後來出國教書，是台灣大學派我去的。我先生因為他被關了那麼多年，不想在台灣待了，非要出去。可是他自己又出不去，所以看到我有機會出去，就堅持讓我把孩子先帶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而更巧的是那時大陸是封閉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來往，歐美的學者想學中文的都得去台灣學，而台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的中國古典詩詞都是我在教，教育電視台辦的大學國文廣播教學課程也是我在教，他們也別無選擇，就都到我班上來聽課，後來他們又要求把我交換到國外去。那時我本來也不敢去，因為我英文也差不多忘光了，怎麼跟那些洋學生去打交道。
我們全家都到了北美以後，為了全家的生活，我不得不硬著頭皮接受了加拿大U.B.C.大學用英文教書的工作。我不但每天要查著英文字典來備課，還要查著字典批改作業，看考試卷子和研究生論文。不過儘管就是這樣困難，也沒有影響我對中國古典文學本來的熱愛，我仍然是想把詩歌中的一種感發生命，要盡力傳述和表達出來。我的英語雖然並不高明，但學生的反應很好。所以我覺得人真的要靠逼，逼也就逼出來了。我如果不是被這樣逼著，我的英文肯定早就忘光了。像顧先生對我說的要求，我是絕對做不到的。我就是這樣被逼著非要查生字，時間長了，我的英文水平慢慢提高了。我不但好為人師，也好為人弟子。我就常常去旁聽一些西方文學理論的課程，借一些西方文學理論的書來看，每當我發現西方文學理論中有的說法與中國傳統詩論有暗合之處時，心裡就非常高興；當我面對一些主觀、抽象的傳統詩話而無法向西方學生做出理論上的解釋時，就引用一些西方文學理論的說法，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西方有一位解析符號學女學者克里斯特娃說：“我不跟隨任何一種理論，無論那是什麼理論。”也許克氏所說的不跟隨任何一種理論，是因為她自己足以自創一種理論的緣故；而我不跟隨任何一種理論，是因為我認為“理論”只是一種捕魚的“筌”；而我的目的只是在得“魚”，並不在制“筌”。我在早年讀書時，見到過一首小詩，“彩雲影里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我在教書和寫作中引用一些西方文學理論，只不過是因為仙人在彩雲影里，若隱若現，有時一下子看不清楚，我只是借用羅扇的方位來指向仙人而已。
我小時在家裡讀書，第一本開蒙的讀物就是《論語》。我當時對《論語》中所記述的孔子的仁者與智者的境界，當然沒有什麼真正的體悟，但是我對於書中所記述的有關人生修養的話，卻有一種直觀的感動和好奇，比如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現在還記得當時聽到這句話時的震動好奇和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種很強烈的衝動。我只是想“道”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啊？怎麼有那麼大的力量，怎麼說早上懂了這個東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還有“五十而知天命”，那麼知天命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還有“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當時確實不懂，但這些話確實曾給了我一種震撼，引起了我一種強烈的好奇心。當然我自己本是一個平凡的人，真正遇到憂患挫傷的打擊時，我的承擔能力就受到了嚴重的考驗。
回想我一生，遭遇了三次沉重的打擊。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擊就是1941年我母親的去世。那時我的故鄉北平已經淪陷有四年之久，父親遠在後方多年沒有音信。我那時也只有十七歲，身為長姊，我要照顧兩個弟弟，而小弟當時只有九歲，生活在物質條件極為艱苦的淪陷區，困難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說來，我是一個對於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較深，而對於現實生活的艱苦則並不十分在意的人。母親去世後，我感受最強的是一種突然失去蔭蔽的所謂“孤露”的悲哀，這在我當時所寫的《哭母詩》及《母亡後接父書》等一些詩中有明白的表現。對於當時物質生活的艱苦，我不僅並不在意，而且能夠採取一種以堅強的意志來擔荷苦難的態度。這種態度的形成，我想大約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因為我小時候背誦的《論語》、《孟子》里說的“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那些使人自信和自立的話，在我心裡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二是因為我的老師顧先生，他自己雖然體弱多病，但在他的講課中所教導我們的，卻是一種堅強的擔荷精神。我當時背誦得最熟的是他的一首《鷓鴣天》：
說到人生劍已鳴，血花染得戰袍腥。身經大小百餘陣，羞說生前身後名。 心未老，鬢猶青。尚堪鞍馬事長征。秋空月落銀河黯，認取明星是將星。
我後來出國教書，是台灣大學派我去的。我先生因為他被關了那麼多年，不想在台灣待了，非要出去。可是他自己又出不去，所以看到我有機會出去，就堅持讓我把孩子先帶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而更巧的是那時大陸是封閉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來往，歐美的學者想學中文的都得去台灣學，而台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的中國古典詩詞都是我在教，教育電視台辦的大學國文廣播教學課程也是我在教，他們也別無選擇，就都到我班上來聽課，後來他們又要求把我交換到國外去。那時我本來也不敢去，因為我英文也差不多忘光了，怎麼跟那些洋學生去打交道。
我們全家都到了北美以後，為了全家的生活，我不得不硬著頭皮接受了加拿大U.B.C.大學用英文教書的工作。我不但每天要查著英文字典來備課，還要查著字典批改作業，看考試卷子和研究生論文。不過儘管就是這樣困難，也沒有影響我對中國古典文學本來的熱愛，我仍然是想把詩歌中的一種感發生命，要盡力傳述和表達出來。我的英語雖然並不高明，但學生的反應很好。所以我覺得人真的要靠逼，逼也就逼出來了。我如果不是被這樣逼著，我的英文肯定早就忘光了。像顧先生對我說的要求，我是絕對做不到的。我就是這樣被逼著非要查生字，時間長了，我的英文水平慢慢提高了。我不但好為人師，也好為人弟子。我就常常去旁聽一些西方文學理論的課程，借一些西方文學理論的書來看，每當我發現西方文學理論中有的說法與中國傳統詩論有暗合之處時，心裡就非常高興；當我面對一些主觀、抽象的傳統詩話而無法向西方學生做出理論上的解釋時，就引用一些西方文學理論的說法，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西方有一位解析符號學女學者克里斯特娃說：“我不跟隨任何一種理論，無論那是什麼理論。”也許克氏所說的不跟隨任何一種理論，是因為她自己足以自創一種理論的緣故；而我不跟隨任何一種理論，是因為我認為“理論”只是一種捕魚的“筌”；而我的目的只是在得“魚”，並不在制“筌”。我在早年讀書時，見到過一首小詩，“彩雲影里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直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我在教書和寫作中引用一些西方文學理論，只不過是因為仙人在彩雲影里，若隱若現，有時一下子看不清楚，我只是借用羅扇的方位來指向仙人而已。
我小時在家裡讀書，第一本開蒙的讀物就是《論語》。我當時對《論語》中所記述的孔子的仁者與智者的境界，當然沒有什麼真正的體悟，但是我對於書中所記述的有關人生修養的話，卻有一種直觀的感動和好奇，比如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現在還記得當時聽到這句話時的震動好奇和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種很強烈的衝動。我只是想“道”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啊？怎麼有那麼大的力量，怎麼說早上懂了這個東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還有“五十而知天命”，那麼知天命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還有“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當時確實不懂，但這些話確實曾給了我一種震撼，引起了我一種強烈的好奇心。當然我自己本是一個平凡的人，真正遇到憂患挫傷的打擊時，我的承擔能力就受到了嚴重的考驗。
回想我一生，遭遇了三次沉重的打擊。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擊就是1941年我母親的去世。那時我的故鄉北平已經淪陷有四年之久，父親遠在後方多年沒有音信。我那時也只有十七歲，身為長姊，我要照顧兩個弟弟，而小弟當時只有九歲，生活在物質條件極為艱苦的淪陷區，困難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說來，我是一個對於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較深，而對於現實生活的艱苦則並不十分在意的人。母親去世後，我感受最強的是一種突然失去蔭蔽的所謂“孤露”的悲哀，這在我當時所寫的《哭母詩》及《母亡後接父書》等一些詩中有明白的表現。對於當時物質生活的艱苦，我不僅並不在意，而且能夠採取一種以堅強的意志來擔荷苦難的態度。這種態度的形成，我想大約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因為我小時候背誦的《論語》、《孟子》里說的“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那些使人自信和自立的話，在我心裡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二是因為我的老師顧先生，他自己雖然體弱多病，但在他的講課中所教導我們的，卻是一種堅強的擔荷精神。我當時背誦得最熟的是他的一首《鷓鴣天》：
說到人生劍已鳴，血花染得戰袍腥。身經大小百餘陣，羞說生前身後名。 心未老，鬢猶青。尚堪鞍馬事長征。秋空月落銀河黯，認取明星是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