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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到杜甫草堂開會，上海古籍有人來開會，可是陳邦炎先生沒有來。上海古籍的人說，陳先生不知道你來，他要是知道，他一定會來的。
第二年，杜甫草堂又開會，陳先生真的來了。我那時正在跟繆鉞先生合作研究，也在成都參加了會議。我跟陳先生見面後就問他，你古典修養這麼好，一定常常寫詩詞，什麼時候抄幾首給我拜讀拜讀。陳先生就當面寫了幾首給我看，題目很長：
一九八二年四月，參加杜甫研究會第二屆年會，下榻成都杜甫草堂。猶憶一九五七年反右前來此，值梅花盛開，光景絕艷。今梅候雖過，而庭館依然。感念舊蹤，爰賦四絕
重來已是鬢繁霜，花木依稀舊草堂。幾樹庭梅應識我，癲狂曾憶對華妝。
花開花落幾蹉跎，苦恨芳華擲逝波，二十五年真一瞬，人間可有魯陽戈？
松竹蔥蘢想歲寒，杜陵一語可吟安？青松自要高千尺，翠竹何需斬萬竿。
百花潭北又春回，一寸春心總未灰。虎倒龍顛風雨過，錦城還見繡成堆。
這幾首詩寫得很好，陳先生在詩稿中曾註明其中第三首中“青松自要高千尺，翠竹何需斬萬竿”一聯的“自要”、“何需”兩個呼應、承轉的詞是我提議修改的。
就是在我們合寫《清詞名家論集》時，陳邦炎先生告訴我晚清詞人陳曾壽是他的伯父。我比較喜歡陳曾壽的《舊月簃詞》。《舊月簃詞》可稱是一卷遺民詞，由於中國歷史上常常出現朝代更替，在朝代更替之交的遺民現象和遺民文學，在史學和文學上都是值得重視和研究的。陳邦炎先生本來希望我寫陳曾壽的詞，可是我太忙了，一直沒有寫。我跟陳邦炎先生說，第一篇寫陳曾壽的詞應該由你寫，因為你是家裡人，許多情況比較清楚，陳曾壽的一些資料，外邊人知道的不多。
當時台灣有一位姚白芳女士跟我念碩士，我向她推薦寫陳曾壽詞的論文。我還介紹了姚白芳到上海去找陳邦炎先生訪談。清代文人間有“太常仙蝶”之說，就是清代一些有名的詞人況周頤、陳曾壽他們每次有詞學聚會時，就會有蝴蝶飛來，他們管這個場景叫“太常仙蝶”。當時的一位畫家就把這個場景畫下來了，就是《太常仙蝶圖》，陳邦炎先生曾經拿給我看過這幅《太常仙蝶圖》。姚白芳寫陳曾壽的論文，經常去拜訪他，最後陳邦炎就把這幅《太常仙蝶圖》送給了姚白芳。我雖然沒寫陳曾壽的詞，但是在班上也講過陳曾壽的詞。我本來的意思是，安易寫完了王國維的詞以後，讓安易跟我合作寫陳曾壽的詞。可是我們還沒寫，有一個女學生曾慶雨考進來了，她主動要寫陳曾壽的詞，所以我就讓曾慶雨寫了。我告訴曾慶雨要研究陳曾壽一定要去拜訪陳邦炎先生，他有很多陳曾壽的材料。陳邦炎先生還複印了很多陳曾壽的詩詞給我們。
許多事說起來都有一些因緣。上世紀60年代初，我要寫王國維詞注，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在淡江大學教的一個學生陳槐安說，“這些查資料的事讓我來做吧”，我就把剛剛開始寫的本子給了他。可是不久我就出國到北美去了，跟這個學生斷絕了聯繫，這個工作就沒有做下去。台灣開放以後，我又見過他，但是不久他就去世了，我的那個本子就沒有再拿回來。沒有想到若干年後，是安易跟我一起完成了王國維詞的注評。陳曾壽的詞呢？是陳邦炎要我寫陳曾壽，我沒有時間寫，介紹了姚白芳寫。那時我還在想，安易寫完王國維以後，我跟安易一起寫陳曾壽詞注，同時寫評賞。可是我們還沒寫呢，曾慶雨來了，她就寫了。所以天下事很難說，最後落到誰寫是有因緣的。不過曾慶雨寫的只是陳曾壽的詠花詞，其他的沒有寫。其實我還是想像王國維詞那樣，讓安易跟我合作給陳曾壽的詞做注，同時寫評賞，只是不知道安易有沒有興趣。不過我現在太忙了，也太老了，不知道還能不能做。
1990年，北美孫康宜、高友工他們組織召開了北美第一屆詞學會議，他們問我大陸有那些人是研究詞學的，我就向他們推薦了陳邦炎先生。後來陳邦炎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議，在《清詞名家論集》中寫了一篇《陳曾壽及其〈舊月簃詞〉》。
這一章講的都是我幾十年教學生涯中結識的老師和朋友，還有很多人不能一一列舉，他們無論在我人生道路上還是學術生涯中，都是我真正的良師益友，這些人支撐起我完整的人生，我從心裡感念他們。
結束的話
我是一個很平常的人，而且胸無大志，所以大學畢業後，就老老實實去教中學，並沒有像現在的年輕人，有許多要上研究所或出國的理想，更從來沒有過要成為什麼學者專家的念頭。我的研究也從來沒有什麼預定的理想目標，我只不過是一直以誠實和認真的態度，在古典詩歌的教研道路上不斷辛勤工作著的一個詩詞愛好者而已。而且我的生活並不順利，我是在憂患中走過來的，詩詞的研讀並不是我追求的目標，而是支持我走過憂患的一種力量。
我對於自己從來沒有以學者自期，對於自己的作品也從來沒有以學術著作自許。然而數十年來我卻一直生活在不斷講學和寫作的勤勞工作之中，直到現在我雖然已退休二十多年了，但我對工作的勤勞，還是像以前一樣。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動力，其實就正是因為我並沒有要成為學者的動機的緣故，因為如果有了明確的動機，一旦達到目的，就會失去動力而懈怠。我對詩詞的愛好與體悟，可以說全是出於自己生命中的一種本能。因此無論是寫作也好，講授也好，我所要傳達的，可以說都是我所體悟到的詩歌中的一種生命，一種生生不已的感發的力量。中國傳統一直有“詩教”之說，認為詩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當然在傳達的過程中，我也需要憑藉一些知識與學問作為一種說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講課時，常常對同學們說，真正偉大的詩人是用自己的生命來寫作自己的詩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來實踐自己的詩篇的，在他們的詩篇中，蓄積了古代偉大詩人的所有的心靈、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而我們講詩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要透過詩人的作品，使這些詩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機會。而且在這個再生的活動中，將會帶著一種強大的感發作用，使我們這些講者與聽者或作者與讀者，都得到一種生生不已的力量。在這種以生命相融匯、相感發的活動中，自有一種極大的樂趣。而這種樂趣與是否成為一個學者，是否獲得什麼學術成就，可以說沒有任何關係。這其實就是孔子說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第二年，杜甫草堂又開會，陳先生真的來了。我那時正在跟繆鉞先生合作研究，也在成都參加了會議。我跟陳先生見面後就問他，你古典修養這麼好，一定常常寫詩詞，什麼時候抄幾首給我拜讀拜讀。陳先生就當面寫了幾首給我看，題目很長：
一九八二年四月，參加杜甫研究會第二屆年會，下榻成都杜甫草堂。猶憶一九五七年反右前來此，值梅花盛開，光景絕艷。今梅候雖過，而庭館依然。感念舊蹤，爰賦四絕
重來已是鬢繁霜，花木依稀舊草堂。幾樹庭梅應識我，癲狂曾憶對華妝。
花開花落幾蹉跎，苦恨芳華擲逝波，二十五年真一瞬，人間可有魯陽戈？
松竹蔥蘢想歲寒，杜陵一語可吟安？青松自要高千尺，翠竹何需斬萬竿。
百花潭北又春回，一寸春心總未灰。虎倒龍顛風雨過，錦城還見繡成堆。
這幾首詩寫得很好，陳先生在詩稿中曾註明其中第三首中“青松自要高千尺，翠竹何需斬萬竿”一聯的“自要”、“何需”兩個呼應、承轉的詞是我提議修改的。
就是在我們合寫《清詞名家論集》時，陳邦炎先生告訴我晚清詞人陳曾壽是他的伯父。我比較喜歡陳曾壽的《舊月簃詞》。《舊月簃詞》可稱是一卷遺民詞，由於中國歷史上常常出現朝代更替，在朝代更替之交的遺民現象和遺民文學，在史學和文學上都是值得重視和研究的。陳邦炎先生本來希望我寫陳曾壽的詞，可是我太忙了，一直沒有寫。我跟陳邦炎先生說，第一篇寫陳曾壽的詞應該由你寫，因為你是家裡人，許多情況比較清楚，陳曾壽的一些資料，外邊人知道的不多。
當時台灣有一位姚白芳女士跟我念碩士，我向她推薦寫陳曾壽詞的論文。我還介紹了姚白芳到上海去找陳邦炎先生訪談。清代文人間有“太常仙蝶”之說，就是清代一些有名的詞人況周頤、陳曾壽他們每次有詞學聚會時，就會有蝴蝶飛來，他們管這個場景叫“太常仙蝶”。當時的一位畫家就把這個場景畫下來了，就是《太常仙蝶圖》，陳邦炎先生曾經拿給我看過這幅《太常仙蝶圖》。姚白芳寫陳曾壽的論文，經常去拜訪他，最後陳邦炎就把這幅《太常仙蝶圖》送給了姚白芳。我雖然沒寫陳曾壽的詞，但是在班上也講過陳曾壽的詞。我本來的意思是，安易寫完了王國維的詞以後，讓安易跟我合作寫陳曾壽的詞。可是我們還沒寫，有一個女學生曾慶雨考進來了，她主動要寫陳曾壽的詞，所以我就讓曾慶雨寫了。我告訴曾慶雨要研究陳曾壽一定要去拜訪陳邦炎先生，他有很多陳曾壽的材料。陳邦炎先生還複印了很多陳曾壽的詩詞給我們。
許多事說起來都有一些因緣。上世紀60年代初，我要寫王國維詞注，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在淡江大學教的一個學生陳槐安說，“這些查資料的事讓我來做吧”，我就把剛剛開始寫的本子給了他。可是不久我就出國到北美去了，跟這個學生斷絕了聯繫，這個工作就沒有做下去。台灣開放以後，我又見過他，但是不久他就去世了，我的那個本子就沒有再拿回來。沒有想到若干年後，是安易跟我一起完成了王國維詞的注評。陳曾壽的詞呢？是陳邦炎要我寫陳曾壽，我沒有時間寫，介紹了姚白芳寫。那時我還在想，安易寫完王國維以後，我跟安易一起寫陳曾壽詞注，同時寫評賞。可是我們還沒寫呢，曾慶雨來了，她就寫了。所以天下事很難說，最後落到誰寫是有因緣的。不過曾慶雨寫的只是陳曾壽的詠花詞，其他的沒有寫。其實我還是想像王國維詞那樣，讓安易跟我合作給陳曾壽的詞做注，同時寫評賞，只是不知道安易有沒有興趣。不過我現在太忙了，也太老了，不知道還能不能做。
1990年，北美孫康宜、高友工他們組織召開了北美第一屆詞學會議，他們問我大陸有那些人是研究詞學的，我就向他們推薦了陳邦炎先生。後來陳邦炎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議，在《清詞名家論集》中寫了一篇《陳曾壽及其〈舊月簃詞〉》。
這一章講的都是我幾十年教學生涯中結識的老師和朋友，還有很多人不能一一列舉，他們無論在我人生道路上還是學術生涯中，都是我真正的良師益友，這些人支撐起我完整的人生，我從心裡感念他們。
結束的話
我是一個很平常的人，而且胸無大志，所以大學畢業後，就老老實實去教中學，並沒有像現在的年輕人，有許多要上研究所或出國的理想，更從來沒有過要成為什麼學者專家的念頭。我的研究也從來沒有什麼預定的理想目標，我只不過是一直以誠實和認真的態度，在古典詩歌的教研道路上不斷辛勤工作著的一個詩詞愛好者而已。而且我的生活並不順利，我是在憂患中走過來的，詩詞的研讀並不是我追求的目標，而是支持我走過憂患的一種力量。
我對於自己從來沒有以學者自期，對於自己的作品也從來沒有以學術著作自許。然而數十年來我卻一直生活在不斷講學和寫作的勤勞工作之中，直到現在我雖然已退休二十多年了，但我對工作的勤勞，還是像以前一樣。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動力，其實就正是因為我並沒有要成為學者的動機的緣故，因為如果有了明確的動機，一旦達到目的，就會失去動力而懈怠。我對詩詞的愛好與體悟，可以說全是出於自己生命中的一種本能。因此無論是寫作也好，講授也好，我所要傳達的，可以說都是我所體悟到的詩歌中的一種生命，一種生生不已的感發的力量。中國傳統一直有“詩教”之說，認為詩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當然在傳達的過程中，我也需要憑藉一些知識與學問作為一種說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講課時，常常對同學們說，真正偉大的詩人是用自己的生命來寫作自己的詩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來實踐自己的詩篇的，在他們的詩篇中，蓄積了古代偉大詩人的所有的心靈、智慧、品格、襟抱和修養。而我們講詩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要透過詩人的作品，使這些詩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機會。而且在這個再生的活動中，將會帶著一種強大的感發作用，使我們這些講者與聽者或作者與讀者，都得到一種生生不已的力量。在這種以生命相融匯、相感發的活動中，自有一種極大的樂趣。而這種樂趣與是否成為一個學者，是否獲得什麼學術成就，可以說沒有任何關係。這其實就是孔子說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