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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到饒宗頤先生，大約是在三十年以前我給香港中文大學講演的時候。當時有朋友介紹我跟饒先生見了面，我記得饒先生還請我吃了一次飯。饒宗頤先生多才多藝，古琴彈得很好。饒宗頤先生對於後學都是很鼓勵的，他還把他自己的詩詞稿送給我看。我送給他兩本我的書，其中有一本是我的詩詞稿。饒宗頤先生看了以後，曾送給我他親手抄寫的一幅長卷，錄了兩首他自己和吳文英詞韻的《鶯啼序》。饒先生寫這兩首詞給我其實是有意思的，不是隨便寫的。饒先生說他多年前曾經到過加拿大，加拿大有一個名勝叫Lake Louise，中文就是路易斯湖。饒先生游路易斯湖的時候寫的這首詞，用的是吳夢窗的韻，可是詞的內容寫的是游路易斯湖。那為什麼他抄給我呢？我想是因為路易斯湖是加拿大有名的地方，我也曾經去過。另外一首和夢窗詞饒先生寫的是秋天的紅葉，因為加拿大是用紅葉作為國旗的標誌，而且加拿大的秋天也滿山都是紅葉。所以我以為，饒先生寫錄這兩首和吳夢窗的《鶯啼序》送給我，是因為路易斯湖和紅葉都跟我居住的加拿大有關。
隔了一天他又給了我一個信封，裡邊是一首他和我的《蝶戀花》詞。我當然不只寫過一首《蝶戀花》，他和的那首《蝶戀花》是我在50年代初憂患時期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詞：
倚竹誰憐衫袖薄。鬥草尋春，芳事都閒卻。莫問新來哀與樂。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風多花易落，有限年華，無據年時約。待屏相思歸少作。背人地思量著。
這首《蝶戀花》其實我也沒覺得寫得怎麼好，可是繆鉞先生喜歡這首詞，饒宗頤先生也喜歡這首詞。
饒先生的和詞是這樣寫的：
世味真同紗霧薄。盡有中邊，如蜜都嘗卻。從古多情傷哀樂。星移事改空斟酌。 燕語鶯啼閒院落。萬戶千門，何苦間關約。漸覺老懷輸少作，憑欄盡日思量著。（《蝶戀花·和葉迦陵》）
2000年，台灣“中研院”舉辦了一次以“文學與歷史”為主題的會議。我寫了《詞學與世變的關係》一篇論文，並出席了會議。這一次會議，饒先生也參加了，我們又見了面。2003年，香港又約我去，那一年正趕上饒先生過生日，他們舉辦了一個饒先生的書法展覽給他祝壽，我也去參加了這個展覽，大家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2003年，饒宗頤先生把他幾十年積累的藏書，包括非常珍貴的古籍善本和書畫作品，捐贈給了香港大學。以這批捐贈為基礎，同年11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現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不僅成為香港大學著名研究機構之一，也逐漸成為全球漢學界學術交流的中心。同時，它還是一個寓私於公的藏書樓，裡面的藏書向全世界學者開放。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將自己的藏書或著作捐贈到饒宗頤學術館，並視之為極高的榮耀。
主持饒宗頤學術館內學術研究的鄭煒明博士和龔敏博士一直致力於搭建饒宗頤學術館和我們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之間的合作機制。2009年，兩個機構正式開展交流，互通信息。2010年簽訂學術合作意向書。2011年，鄭煒明博士與龔敏博士還親自赴天津，在南開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我們一起見了面。
1993年4月，台灣“中研院”文哲所主辦了第一次詞學會議。這次會議，重要的工作有兩項，一個是清詞書目的搜集整理，由林玫儀和饒宗頤先生、嚴迪昌先生、盧雄和先生四個人共同負責。一個是詞學的專題研究，張以仁、林玫儀、劉少雄和我負責。張以仁先生寫的是花間詞，我負責晚清詞論，這是他們研究院文哲所的“詞學主題研究計劃”。對於清代的詞與詞學，我本來早就有研讀的興趣，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下來。可是那一年我的日程很緊，先到台灣參加文哲所的會，又到耶魯大學開會，還到馬來西亞開會，不久還接受了新加坡的邀請去教書。我在旅途中那麼匆忙，一個人沒有辦法完成這麼多的工作，我就跟林玫儀商量，請上海古籍出版社陳邦炎先生一起合寫。還好，陳邦炎先生答應了我。我利用新加坡年底的短假約陳先生在北京見了一次面，商定了撰寫計劃，各自負責幾篇，最終完成了《清詞名家論集》。
陳邦炎先生的高祖陳沆是清代有名的詩人，他的伯父陳曾壽是近代有名的詞人。家學淵源，所以他的詩詞根底很好。他是1920年生人，長我四歲，現在已近九十歲了。1944年陳邦炎先生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做過記者、編譯等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時被下放到幹校勞動。1978年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擔任第二編輯室主任，負責出版古典文學研究著作和古典文學普及讀物。他們出版的詞學書籍很多，推動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詞學研究的開展。陳邦炎先生學術根底深厚，尤其精於詩詞，他寫的詩詞鑑賞文章也很好。退休後，還從事編輯和著述。近來陳邦炎先生精選了他自己多年來寫的文章和創作的詩詞，編成一冊《臨浦樓論詩詞存稿》，已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我在1979年回國講學，南京師範大學的金啟華教授向陳邦炎先生推介了我的《迦陵論詞叢稿》，那時我還沒見過他。陳邦炎先生看到我的書稿，覺得非常好，就向主管部門極力爭取出版。為了出版我的《迦陵論詞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還專門開了個會，研究我的這本書是出還是不出。因為那時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很多觀念還沒有轉變，上海古籍從來沒有出過海外華人寫的書，他們很猶豫要不要出。在陳邦炎先生的努力爭取下，上海古籍首開此例。那時，我們就開始了書信往來。1980年，《迦陵論詞叢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一萬冊，很快就賣光了。後來，我跟繆鉞先生合作撰寫的《靈谿詞說》，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的。
隔了一天他又給了我一個信封，裡邊是一首他和我的《蝶戀花》詞。我當然不只寫過一首《蝶戀花》，他和的那首《蝶戀花》是我在50年代初憂患時期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詞：
倚竹誰憐衫袖薄。鬥草尋春，芳事都閒卻。莫問新來哀與樂。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風多花易落，有限年華，無據年時約。待屏相思歸少作。背人地思量著。
這首《蝶戀花》其實我也沒覺得寫得怎麼好，可是繆鉞先生喜歡這首詞，饒宗頤先生也喜歡這首詞。
饒先生的和詞是這樣寫的：
世味真同紗霧薄。盡有中邊，如蜜都嘗卻。從古多情傷哀樂。星移事改空斟酌。 燕語鶯啼閒院落。萬戶千門，何苦間關約。漸覺老懷輸少作，憑欄盡日思量著。（《蝶戀花·和葉迦陵》）
2000年，台灣“中研院”舉辦了一次以“文學與歷史”為主題的會議。我寫了《詞學與世變的關係》一篇論文，並出席了會議。這一次會議，饒先生也參加了，我們又見了面。2003年，香港又約我去，那一年正趕上饒先生過生日，他們舉辦了一個饒先生的書法展覽給他祝壽，我也去參加了這個展覽，大家拍了很多照片留念。
2003年，饒宗頤先生把他幾十年積累的藏書，包括非常珍貴的古籍善本和書畫作品，捐贈給了香港大學。以這批捐贈為基礎，同年11月，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現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不僅成為香港大學著名研究機構之一，也逐漸成為全球漢學界學術交流的中心。同時，它還是一個寓私於公的藏書樓，裡面的藏書向全世界學者開放。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將自己的藏書或著作捐贈到饒宗頤學術館，並視之為極高的榮耀。
主持饒宗頤學術館內學術研究的鄭煒明博士和龔敏博士一直致力於搭建饒宗頤學術館和我們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之間的合作機制。2009年，兩個機構正式開展交流，互通信息。2010年簽訂學術合作意向書。2011年，鄭煒明博士與龔敏博士還親自赴天津，在南開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我們一起見了面。
1993年4月，台灣“中研院”文哲所主辦了第一次詞學會議。這次會議，重要的工作有兩項，一個是清詞書目的搜集整理，由林玫儀和饒宗頤先生、嚴迪昌先生、盧雄和先生四個人共同負責。一個是詞學的專題研究，張以仁、林玫儀、劉少雄和我負責。張以仁先生寫的是花間詞，我負責晚清詞論，這是他們研究院文哲所的“詞學主題研究計劃”。對於清代的詞與詞學，我本來早就有研讀的興趣，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下來。可是那一年我的日程很緊，先到台灣參加文哲所的會，又到耶魯大學開會，還到馬來西亞開會，不久還接受了新加坡的邀請去教書。我在旅途中那麼匆忙，一個人沒有辦法完成這麼多的工作，我就跟林玫儀商量，請上海古籍出版社陳邦炎先生一起合寫。還好，陳邦炎先生答應了我。我利用新加坡年底的短假約陳先生在北京見了一次面，商定了撰寫計劃，各自負責幾篇，最終完成了《清詞名家論集》。
陳邦炎先生的高祖陳沆是清代有名的詩人，他的伯父陳曾壽是近代有名的詞人。家學淵源，所以他的詩詞根底很好。他是1920年生人，長我四歲，現在已近九十歲了。1944年陳邦炎先生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做過記者、編譯等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時被下放到幹校勞動。1978年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擔任第二編輯室主任，負責出版古典文學研究著作和古典文學普及讀物。他們出版的詞學書籍很多，推動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詞學研究的開展。陳邦炎先生學術根底深厚，尤其精於詩詞，他寫的詩詞鑑賞文章也很好。退休後，還從事編輯和著述。近來陳邦炎先生精選了他自己多年來寫的文章和創作的詩詞，編成一冊《臨浦樓論詩詞存稿》，已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我在1979年回國講學，南京師範大學的金啟華教授向陳邦炎先生推介了我的《迦陵論詞叢稿》，那時我還沒見過他。陳邦炎先生看到我的書稿，覺得非常好，就向主管部門極力爭取出版。為了出版我的《迦陵論詞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還專門開了個會，研究我的這本書是出還是不出。因為那時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很多觀念還沒有轉變，上海古籍從來沒有出過海外華人寫的書，他們很猶豫要不要出。在陳邦炎先生的努力爭取下，上海古籍首開此例。那時，我們就開始了書信往來。1980年，《迦陵論詞叢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印一萬冊，很快就賣光了。後來，我跟繆鉞先生合作撰寫的《靈谿詞說》，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