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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上饒開會的時候，鄧廣銘先生也去了，而且我跟他的座位相鄰。我跟鄧廣銘先生談話的時候，告訴他我在台灣教書的時候，常常參考他的書。跟鄧先生見面後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對人非常誠懇，非常和藹，而且做學問是非常認真的。我記得那次會上有人提交了一篇論文，大意是說稼軒做了好幾任地方長官，在帶湖、瓢泉都蓋了房子，一定也搜颳了民財。鄧先生很生氣，他覺得這種說法對稼軒是一種污衊。他認為，稼軒絕不是一個搜刮民財來給自己蓋房子的人，辛棄疾所造的房子，在宋代優待文臣的標準來看，實在並不奢侈華麗。我同意鄧先生的看法，我也覺得稼軒經營他居住的地方跟一般人不一樣。你看歷史上像姜白石記載的張鎡那些人，他們的房子都裝飾得富麗奢豪，家裡養著歌伎酒女。可是稼軒以詩人的眼光非常巧妙地安排自己的住處，在房前種了一大片莊稼，小溪旁栽了幾棵柳樹，種了一些梅花，圈了一圍籬笆，他的房子雖然很美，但不是雕樑畫棟。在帶湖新居蓋房時他寫了一首《沁園春》：“東岡更葺茅齋。好都把軒窗臨水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疏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房子上樑時他作《上樑文》：“拋梁東，坐看朝暾萬丈紅，直使便為江海客，也應憂國願年豐。”中國古人蓋房上樑時，要把一些象徵吉利的東西，拋到屋樑的四方，同時念誦一些祝詞。稼軒這是說：我向東邊拋東西，我就看到太陽從東方升起——“朝暾”是早晨初升的太陽；即使朝廷上不用我了，我不能在朝廷做官，成為江海的一個閒人，我還是要憂國憂民，希望五穀豐登，國泰民安。所以我覺得稼軒經營他的住所，跟那些富貴奢豪的人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我跟鄧先生就談得很投機。
第二天我們去拜謁稼軒墓，要走很遠的路。那時鄧先生也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當地的人很客氣，給鄧先生準備了一把可以抬著走路的藤椅，可是鄧先生堅決不肯坐這椅子，他說去拜謁稼軒的陵墓一定要走著去。我保存的相片裡還有鄧先生在走路，抬著椅子的人就跟在他後邊，他就是不肯坐。到了稼軒墓，我跟鄧先生、林玫儀還照了相。恰好我跟繆鉞先生合作寫的《靈谿詞說》已經出版，那本書里的《論辛棄疾詞》一篇是我寫的，我想鄧先生也看了。從我們在上饒認識以後，他對我非常好，回到北京後，我們常常見面，鄧先生還約我到他家裡去，請我吃飯。鄧先生認為我的稼軒詞說寫得不錯，但是沒有當面說，我是一直到鄧先生去世以後，才看到他最後校訂的《稼軒詞編年箋注》出版前言上，寫了一大段關於我寫的稼軒詞說。他說他在近十多年讀了我的多篇論唐宋詞的文章，其中包括論稼軒詞的多篇。他說我寫的“文章議論皆渾融灑脫，恢宏開廓，曲匯旁通，而又全都在於反覆闡發其主題”。他還大段引用了我的論稼軒詞的文字，最後還說：“我希望這本《箋注》的讀者，儘可能都能親自去閱讀她的這篇原作的全文，這主要不是為了‘奇文共欣賞’，而是要藉以補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對稼軒作品的領悟。”鄧先生一直非常客氣，以為他自己只是考證了歷史，而沒有講到稼軒詞的文學成就。
鄧先生做學問非常認真，《稼軒詞編年箋注》從50年代問世以後，他一直不斷地補充、不斷地校訂。經過數十年的醞釀準備，對全書的箋注與編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調整，補充了大量非常有價值的文學資料與研究心得，應該是稼軒研究的最高成果。鄧先生在這裡很誠懇地引了我大段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動，也為我對於稼軒詞的研究得到他的認可，感到非常欣幸。我覺得前輩的這種治學、做人的認真的態度，是很值得我們景仰的。
台灣大學的鄭騫先生，年輕的時候也說過要寫稼軒的年譜，可是只是寫了一個簡單的草稿，沒有能夠完成，我覺得鄭騫先生一定會覺得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很可惜的是鄭騫先生去世以後，他放在家裡的筆記，當時沒有人很快地做出整理，所以有很多就散失了。
九、馮其庸先生
馮其庸先生是著名的紅學家，我很早就知道馮先生的大名，可是一直都沒有見過面。直至1978年，我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去參加一個紅學會議，才結識他。其實我不是研究《紅樓夢》的，只是因為我寫《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時，就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寫過一段我對《紅樓夢》的看法。因為我覺得王國維先生對於《紅樓夢》評論的立足點，完全被叔本華的哲學所限制，不符合《紅樓夢》小說的真正的主旨。我就把自己在《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里我對《紅樓夢》的看法提出來，又加以補充，寫了一篇文章單獨發表了。就是因為我寫的這篇文章，我被邀請了去參加這次紅學會議。這次會議海內外的紅學家都去了，當然馮其庸先生、周汝昌先生也都去了，會議還安排他們兩個住在一個房間。周汝昌先生也是顧隨先生的受業弟子，而且顧先生也很欣賞他，我也是久仰大名。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會議安排開會都是在白天，晚上就在大廳里放一張大桌子，準備了一些筆墨紙硯，這些學者們就在那裡題詩、寫字、畫畫。周汝昌先生給我寫了一首詩，還題了字。馮其庸先生畫了一幅畫送給我，上邊也題了字。通過這次會議，雖然我跟馮先生認識了，但是不熟，我們並不常常聯繫。
第二天我們去拜謁稼軒墓，要走很遠的路。那時鄧先生也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當地的人很客氣，給鄧先生準備了一把可以抬著走路的藤椅，可是鄧先生堅決不肯坐這椅子，他說去拜謁稼軒的陵墓一定要走著去。我保存的相片裡還有鄧先生在走路，抬著椅子的人就跟在他後邊，他就是不肯坐。到了稼軒墓，我跟鄧先生、林玫儀還照了相。恰好我跟繆鉞先生合作寫的《靈谿詞說》已經出版，那本書里的《論辛棄疾詞》一篇是我寫的，我想鄧先生也看了。從我們在上饒認識以後，他對我非常好，回到北京後，我們常常見面，鄧先生還約我到他家裡去，請我吃飯。鄧先生認為我的稼軒詞說寫得不錯，但是沒有當面說，我是一直到鄧先生去世以後，才看到他最後校訂的《稼軒詞編年箋注》出版前言上，寫了一大段關於我寫的稼軒詞說。他說他在近十多年讀了我的多篇論唐宋詞的文章，其中包括論稼軒詞的多篇。他說我寫的“文章議論皆渾融灑脫，恢宏開廓，曲匯旁通，而又全都在於反覆闡發其主題”。他還大段引用了我的論稼軒詞的文字，最後還說：“我希望這本《箋注》的讀者，儘可能都能親自去閱讀她的這篇原作的全文，這主要不是為了‘奇文共欣賞’，而是要藉以補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對稼軒作品的領悟。”鄧先生一直非常客氣，以為他自己只是考證了歷史，而沒有講到稼軒詞的文學成就。
鄧先生做學問非常認真，《稼軒詞編年箋注》從50年代問世以後，他一直不斷地補充、不斷地校訂。經過數十年的醞釀準備，對全書的箋注與編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調整，補充了大量非常有價值的文學資料與研究心得，應該是稼軒研究的最高成果。鄧先生在這裡很誠懇地引了我大段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動，也為我對於稼軒詞的研究得到他的認可，感到非常欣幸。我覺得前輩的這種治學、做人的認真的態度，是很值得我們景仰的。
台灣大學的鄭騫先生，年輕的時候也說過要寫稼軒的年譜，可是只是寫了一個簡單的草稿，沒有能夠完成，我覺得鄭騫先生一定會覺得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很可惜的是鄭騫先生去世以後，他放在家裡的筆記，當時沒有人很快地做出整理，所以有很多就散失了。
九、馮其庸先生
馮其庸先生是著名的紅學家，我很早就知道馮先生的大名，可是一直都沒有見過面。直至1978年，我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去參加一個紅學會議，才結識他。其實我不是研究《紅樓夢》的，只是因為我寫《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時，就王國維先生的《紅樓夢評論》寫過一段我對《紅樓夢》的看法。因為我覺得王國維先生對於《紅樓夢》評論的立足點，完全被叔本華的哲學所限制，不符合《紅樓夢》小說的真正的主旨。我就把自己在《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里我對《紅樓夢》的看法提出來，又加以補充，寫了一篇文章單獨發表了。就是因為我寫的這篇文章，我被邀請了去參加這次紅學會議。這次會議海內外的紅學家都去了，當然馮其庸先生、周汝昌先生也都去了，會議還安排他們兩個住在一個房間。周汝昌先生也是顧隨先生的受業弟子，而且顧先生也很欣賞他，我也是久仰大名。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會議安排開會都是在白天，晚上就在大廳里放一張大桌子，準備了一些筆墨紙硯，這些學者們就在那裡題詩、寫字、畫畫。周汝昌先生給我寫了一首詩，還題了字。馮其庸先生畫了一幅畫送給我，上邊也題了字。通過這次會議，雖然我跟馮先生認識了，但是不熟，我們並不常常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