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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他勞教期滿回到天津。沒有人給他安排工作，只有自找出路，去當泥瓦工。他把瓦工技術也當作一門學問來學，經過刻苦鑽研，竟一下子就考上了四級瓦工。干瓦工極其辛苦，但是他工作一天之後回家還看書，吃飯時也拿著書，他常說：看著書吃飯比吃肉還香。“文革”時人家把他辭退了，全家人在很長時間裡，只靠他妻子在工廠幹活的一點點收入生活。不過，他也沾了沒有正式工作的光，否則，一定會被單位的紅衛兵狠狠批鬥，說不定就難以活到今天。後來形勢稍微鬆緩，他又找了一份泥瓦工的工作，由於他幹得好，人家就讓他去管食堂和倉庫。這個系統所屬的服裝學校知道他文化高，請他去教英文。英文雖然不是他的本行，但他以同樣認真的態度全力而為，他還特意為學生們編寫了一本《英語服裝詞彙》。
端木留年輕時才華橫溢，也許就因為他的才氣，才惹出了那麼多的災難。但中年後他的傲氣全消，和他交往過的人，幾乎無不對他的寬厚平和與熱心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端木留學長的書法真草隸篆皆精，而且有求必應，至今南開很多地方尚有他的墨跡；但由於人不出名，所以字也不出名。他曾經有志於著述，但苦於工作太忙，一直沒能如願。他平生有兩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前邊提到的成語詞典，一部是“文革”時偷偷寫的文字學專著《轉注論》。這兩部書，至今未能出版。
南開中文系的郝世峰先生，中學時曾是端木學長的學生，後來端木學長到南開圖書館工作了好多年，郝世峰竟沒有認出他來。直到我有一次無意中和郝先生提到端木留的名字，說他就在南開圖書館，郝先生才大吃一驚，他說，在他讀輔仁附中時，端木是語文教師中最受學生歡迎的一位，當時翩翩年少，很英俊，與如今的樣子判若兩人，所以他絕沒想到如此蒼老的端木，竟是他當年的翩翩英俊的老師。
我與端木學長交往的時間不到半年。給我的印象是：他對人無所求也無所怨，總是在默默地為別人做事。不管處在什麼環境，不管做自己喜歡的還是不喜歡的工作，他都是那樣認真、努力，毫無保留地奉獻。這種精神，在當今真是太難得了。
東晉詩人劉琨說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又說，“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我們這個世界人口過剩，但人才並不過剩，對那些有才華的人，應該讓他們充分發揮出自己的作用。端木留學長有過人的才華，而一生卻遭受了很多挫折苦難，雖然在“文革”以後得到平反，但終於沒有能夠把才華充分發揮出來就離開了這個世界。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遺憾；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損失，是一件應該認真反省的事情。
當我聽到端木留學長去世的消息時，震驚之餘立即想到兩句詩，“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程宗明女士也認為，用這兩句詩來挽端木學長是再合適不過了。
但願端木留學長的精神永存世間，但願那種浪費和摧殘人才的現象在我們今後的社會中永遠不要再出現！
三、千古蕭條悲異代，幾人知賞得同時——繆鉞先生
我對繆鉞先生的景仰，開始於上世紀40年代。我從小愛讀古典詩詞，常常有一種感受，可是自己又說不出來。就像《詩經·秦風》中的《蒹葭》說的：“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在這種渺茫的追尋之中，曾經有兩本評賞詩詞的書，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和感動：一本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另一本就是繆鉞先生的《詩詞散論》。我開始讀《人間詞話》，是在上初中以後；而讀到《詩詞散論》，是在我大學畢業開始教書以後。《人間詞話》是我在學習評賞古典詩詞的過程中，開啟門戶的一把鑰匙；《詩詞散論》是我有了一己的評賞能力後，使我獲得了更多的靈感與共鳴。這兩本書雖然不盡相同，可是我卻感覺它們有著一些根本上的相似之處，就是他們所寫的，都是在多年閱讀和寫作的體驗以後的所謂“深辨甘苦、愜心貴當”之言。這與一般人的只是引用成說或者以夸陳理論為自得的作品，是有很大不同的。繆鉞先生論王國維的文章，是對王氏的學問有深刻領悟的。他在《王靜安與叔本華》一文中說“其心中如具靈光，各種學術，經此靈光所照，即生異彩”，而且繆鉞先生對靜安先生自沉深感惋惜。因為我早年就喜歡靜安先生的作品，所以當我讀到《詩詞散論》的時候，常有一種“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覺。70年代初期，我在寫《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時，常常引用《詩詞散論》中論王國維的說法，更增加了我對他們的景仰之心。不過自古以來，因為讀書而仰慕作者的人，常常未必能有機會與作者見面。像杜甫尊敬宋玉，就曾發出“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悲慨。辛棄疾仰慕陶淵明，曾有“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的想像。我所仰慕的王國維早已成為古人，而對繆鉞先生我也沒敢存有能見一面的冀望。
1981年4月，杜甫學會第一屆年會在成都杜甫草堂開會。南京師範大學的金啟華先生把我的一篇論杜甫七律的文章提交給了大會。當我接到會議通知時，正是U.B.C.大學期末，本來不易抽出時間來開會，但是因為杜甫一直是我非常敬仰的詩人，我還教過杜甫詩，而且開會的地點又是杜甫草堂，我想在詩聖的故居，跟國內的學人交流學習讀杜詩的心得，是個非常難得的好機會。於是匆匆訂了機票，飛往成都開會。當時正是春天，4月的溫哥華，繁花似錦，但我想草堂的春天一定更美，所以在飛機上我曾口占絕句一首：
端木留年輕時才華橫溢，也許就因為他的才氣，才惹出了那麼多的災難。但中年後他的傲氣全消，和他交往過的人，幾乎無不對他的寬厚平和與熱心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端木留學長的書法真草隸篆皆精，而且有求必應，至今南開很多地方尚有他的墨跡；但由於人不出名，所以字也不出名。他曾經有志於著述，但苦於工作太忙，一直沒能如願。他平生有兩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前邊提到的成語詞典，一部是“文革”時偷偷寫的文字學專著《轉注論》。這兩部書，至今未能出版。
南開中文系的郝世峰先生，中學時曾是端木學長的學生，後來端木學長到南開圖書館工作了好多年，郝世峰竟沒有認出他來。直到我有一次無意中和郝先生提到端木留的名字，說他就在南開圖書館，郝先生才大吃一驚，他說，在他讀輔仁附中時，端木是語文教師中最受學生歡迎的一位，當時翩翩年少，很英俊，與如今的樣子判若兩人，所以他絕沒想到如此蒼老的端木，竟是他當年的翩翩英俊的老師。
我與端木學長交往的時間不到半年。給我的印象是：他對人無所求也無所怨，總是在默默地為別人做事。不管處在什麼環境，不管做自己喜歡的還是不喜歡的工作，他都是那樣認真、努力，毫無保留地奉獻。這種精神，在當今真是太難得了。
東晉詩人劉琨說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又說，“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我們這個世界人口過剩，但人才並不過剩，對那些有才華的人，應該讓他們充分發揮出自己的作用。端木留學長有過人的才華，而一生卻遭受了很多挫折苦難，雖然在“文革”以後得到平反，但終於沒有能夠把才華充分發揮出來就離開了這個世界。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遺憾；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損失，是一件應該認真反省的事情。
當我聽到端木留學長去世的消息時，震驚之餘立即想到兩句詩，“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程宗明女士也認為，用這兩句詩來挽端木學長是再合適不過了。
但願端木留學長的精神永存世間，但願那種浪費和摧殘人才的現象在我們今後的社會中永遠不要再出現！
三、千古蕭條悲異代，幾人知賞得同時——繆鉞先生
我對繆鉞先生的景仰，開始於上世紀40年代。我從小愛讀古典詩詞，常常有一種感受，可是自己又說不出來。就像《詩經·秦風》中的《蒹葭》說的：“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在這種渺茫的追尋之中，曾經有兩本評賞詩詞的書，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和感動：一本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另一本就是繆鉞先生的《詩詞散論》。我開始讀《人間詞話》，是在上初中以後；而讀到《詩詞散論》，是在我大學畢業開始教書以後。《人間詞話》是我在學習評賞古典詩詞的過程中，開啟門戶的一把鑰匙；《詩詞散論》是我有了一己的評賞能力後，使我獲得了更多的靈感與共鳴。這兩本書雖然不盡相同，可是我卻感覺它們有著一些根本上的相似之處，就是他們所寫的，都是在多年閱讀和寫作的體驗以後的所謂“深辨甘苦、愜心貴當”之言。這與一般人的只是引用成說或者以夸陳理論為自得的作品，是有很大不同的。繆鉞先生論王國維的文章，是對王氏的學問有深刻領悟的。他在《王靜安與叔本華》一文中說“其心中如具靈光，各種學術，經此靈光所照，即生異彩”，而且繆鉞先生對靜安先生自沉深感惋惜。因為我早年就喜歡靜安先生的作品，所以當我讀到《詩詞散論》的時候，常有一種“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覺。70年代初期，我在寫《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時，常常引用《詩詞散論》中論王國維的說法，更增加了我對他們的景仰之心。不過自古以來，因為讀書而仰慕作者的人，常常未必能有機會與作者見面。像杜甫尊敬宋玉，就曾發出“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悲慨。辛棄疾仰慕陶淵明，曾有“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的想像。我所仰慕的王國維早已成為古人，而對繆鉞先生我也沒敢存有能見一面的冀望。
1981年4月，杜甫學會第一屆年會在成都杜甫草堂開會。南京師範大學的金啟華先生把我的一篇論杜甫七律的文章提交給了大會。當我接到會議通知時，正是U.B.C.大學期末，本來不易抽出時間來開會，但是因為杜甫一直是我非常敬仰的詩人，我還教過杜甫詩，而且開會的地點又是杜甫草堂，我想在詩聖的故居，跟國內的學人交流學習讀杜詩的心得，是個非常難得的好機會。於是匆匆訂了機票，飛往成都開會。當時正是春天，4月的溫哥華，繁花似錦，但我想草堂的春天一定更美，所以在飛機上我曾口占絕句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