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頁
所以一般說來，凡是略有舊學修養的人，縱然在思想上屬於革命先進之人士，但偶有感發，仍習慣於以舊體詩來表達發抒自己的情懷。不僅李霽野與臺靜農兩位先生是如此，就是他們所追隨崇敬的魯迅先生也是如此的。關於這些新派文人的舊體詩作，其實也是一個大可討論的話題。我認為李先生真可以說詩如其人，真誠無偽而且樸質無華。我們如果按照寫作年代順序讀下來，李先生數十年來之生活經歷，真可說是歷歷在目。無論是於國於家於友，甚至所聞所見的任何景物情事，李先生可以說是沒有不關懷的。
從1979年我初來南開大學講學到現在，我在南開大學教書前後已經有三十年之久。如今我不僅有了餘生可以託身之所，而且更有志趣相投的師友同學，可以一起從事於詩騷李杜的欣賞和研讀，人間幸事何過於此！而這一切都源於當年李霽野先生從南開發出的對我熱情的邀請，我對李先生的感念，自是終身不忘的。
二、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端木留學長
天降才生世，翻令厄運遭。一言能賈禍，百劫自難逃。歲晚身初定，桑榆景尚遙。如何偏罹疾，二豎不相饒。
記得津門站，相逢五載前。行囊蒙提挈，風度遠周旋。撿冊時勞送，論詩善作詮。重來人不見，惆悵惜茲賢。（《端木留學長輓詩二首》）
這是我寫的挽端木留學長的兩首詩。端木留是輔仁校友，比我高几班，過去並不認識。1986年我在南開大學講學，有一次到北京去參加校友會，回津時天津校友分會安排幾位校友到車站來接我，其中就有端木學長。初次見面，大家免不了寒暄，只有端木學長什麼話也不說，過來就幫我拿行李。他好像很不善於應酬，還是經別人介紹，才知道他是國文系的校友，在南大圖書館工作。
我常到圖書館去查書，自從認識了端木留學長，就常打電話煩他幫我借書，他總是在下班時送書來給我，有時候也坐下來談幾句。有一次天津校友會要我作一個講演，我在講演中引了晚唐詩人杜荀鶴的幾句詩“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我把“若為容”一句解釋作“教我為什麼人而化妝呢”。端木學長聽了講演後對我說，“若”字還可能有一個講法是“如何”的意思，這句可以講為“教我如何來化妝才是呢”。我覺得他的說法很好，也知道了他有很好的舊學修養和詮釋舊詩的能力。
後來漸漸熟了，就提到他過去的經歷，原來他的一生很坎坷！大學畢業後在北京輔仁大學附中教過書，解放初期參軍南下。1955年他因為對“肅反運動”擴大化傾向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部隊受到了批判。1957年被打成“右派”，曾經被送到煤礦去勞動教養。解除勞教後沒了職業，幹過泥瓦工，管過食堂和倉庫。難得的是，他在談這些往事時是心平氣和，一丁點兒埋怨的口吻也沒有，而且覺得學會了泥瓦工，掌握了一種隨身的謀生手藝，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1987年我將離開天津的時候，他寫了一幅字送給我，於是我又發現他的書法功底也極好。
與天津輔仁大學校友合影，左二為端木留
當1990年我再來南開時，本以為會再見到他，沒想到他竟然去世了。端木學長常說他自己身體很好，除得過一次牙病之外，平生連感冒都沒得過。他的病來得很突然，據說他發現腦瘤症狀時已到晚期，從出現症狀到去世只有三個月。天津校友會的程宗明女士告訴我，她的女兒在寫畢業論文時常常到圖書館去請端木學長幫忙查找資料，那時候他已經開始有視物不清和頭痛的症狀，可還是很熱心地幫助她。程女士在說這件事的時候流了淚。她說：端木學長是個好人，我們不應該讓一個這樣好的人如此默默無聞地離開這個世界。她的這番話，深深地感動了我。
後來我在天津見到了端木留學長的弟弟端木陽，他對我講了他哥哥的很多往事。於是我對端木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從而對他的去世也就更感到十分惋惜和悲傷。
端木陽說，他哥哥上中學時文、理、體育兼優，本來是準備學理科的，但由於看了一本中國文學史，就改學文學了。他同時考上了輔仁和師大兩個中文系，兩個中文系各有各的名教授，他哪頭也捨不得丟下，在選擇輔仁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兩頭跑著上課。在輔仁他每年都得到獎學金，基本上不用家裡負擔。北京解放時，他正在輔仁中學教書，這在當時是個很好的職業。但他出於青年人愛國的熱忱，報名參加了南下工作團，在部隊擔任文化教員和隨軍記者的職務，去過湘西，還到過朝鮮。他教部隊學員寫作總是從字詞句講起，力求給學員們打下扎紮實實的語言基礎。利用行軍打仗的間隙，他還編了一部成語詞典，以深厚的文字功底糾正了時人對一些詞語的錯誤理解。如果就這樣下去，他在政治上和事業上本來會有一個很好的前途，可是“肅反運動”改變了他的命運。在運動中，他因坦率地對運動的擴大化傾向提出意見而遭到批判，並因此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開除軍籍，送到煤礦去勞動教養。但儘管如此，他也並沒有失去生活的勇氣和進取心。在煤礦他學會了推獨輪車，他的煤總是堆得最多，而且跑得比別人更穩，更快。但他從未說過在這幾年中所受的身心摧殘。他弟弟只記得有一次提到勞改生活時，他說過兩句話，就是《紅樓夢》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從1979年我初來南開大學講學到現在，我在南開大學教書前後已經有三十年之久。如今我不僅有了餘生可以託身之所，而且更有志趣相投的師友同學，可以一起從事於詩騷李杜的欣賞和研讀，人間幸事何過於此！而這一切都源於當年李霽野先生從南開發出的對我熱情的邀請，我對李先生的感念，自是終身不忘的。
二、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端木留學長
天降才生世，翻令厄運遭。一言能賈禍，百劫自難逃。歲晚身初定，桑榆景尚遙。如何偏罹疾，二豎不相饒。
記得津門站，相逢五載前。行囊蒙提挈，風度遠周旋。撿冊時勞送，論詩善作詮。重來人不見，惆悵惜茲賢。（《端木留學長輓詩二首》）
這是我寫的挽端木留學長的兩首詩。端木留是輔仁校友，比我高几班，過去並不認識。1986年我在南開大學講學，有一次到北京去參加校友會，回津時天津校友分會安排幾位校友到車站來接我，其中就有端木學長。初次見面，大家免不了寒暄，只有端木學長什麼話也不說，過來就幫我拿行李。他好像很不善於應酬，還是經別人介紹，才知道他是國文系的校友，在南大圖書館工作。
我常到圖書館去查書，自從認識了端木留學長，就常打電話煩他幫我借書，他總是在下班時送書來給我，有時候也坐下來談幾句。有一次天津校友會要我作一個講演，我在講演中引了晚唐詩人杜荀鶴的幾句詩“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我把“若為容”一句解釋作“教我為什麼人而化妝呢”。端木學長聽了講演後對我說，“若”字還可能有一個講法是“如何”的意思，這句可以講為“教我如何來化妝才是呢”。我覺得他的說法很好，也知道了他有很好的舊學修養和詮釋舊詩的能力。
後來漸漸熟了，就提到他過去的經歷，原來他的一生很坎坷！大學畢業後在北京輔仁大學附中教過書，解放初期參軍南下。1955年他因為對“肅反運動”擴大化傾向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部隊受到了批判。1957年被打成“右派”，曾經被送到煤礦去勞動教養。解除勞教後沒了職業，幹過泥瓦工，管過食堂和倉庫。難得的是，他在談這些往事時是心平氣和，一丁點兒埋怨的口吻也沒有，而且覺得學會了泥瓦工，掌握了一種隨身的謀生手藝，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1987年我將離開天津的時候，他寫了一幅字送給我，於是我又發現他的書法功底也極好。
與天津輔仁大學校友合影，左二為端木留
當1990年我再來南開時，本以為會再見到他，沒想到他竟然去世了。端木學長常說他自己身體很好，除得過一次牙病之外，平生連感冒都沒得過。他的病來得很突然，據說他發現腦瘤症狀時已到晚期，從出現症狀到去世只有三個月。天津校友會的程宗明女士告訴我，她的女兒在寫畢業論文時常常到圖書館去請端木學長幫忙查找資料，那時候他已經開始有視物不清和頭痛的症狀，可還是很熱心地幫助她。程女士在說這件事的時候流了淚。她說：端木學長是個好人，我們不應該讓一個這樣好的人如此默默無聞地離開這個世界。她的這番話，深深地感動了我。
後來我在天津見到了端木留學長的弟弟端木陽，他對我講了他哥哥的很多往事。於是我對端木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從而對他的去世也就更感到十分惋惜和悲傷。
端木陽說，他哥哥上中學時文、理、體育兼優，本來是準備學理科的，但由於看了一本中國文學史，就改學文學了。他同時考上了輔仁和師大兩個中文系，兩個中文系各有各的名教授，他哪頭也捨不得丟下，在選擇輔仁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兩頭跑著上課。在輔仁他每年都得到獎學金，基本上不用家裡負擔。北京解放時，他正在輔仁中學教書，這在當時是個很好的職業。但他出於青年人愛國的熱忱，報名參加了南下工作團，在部隊擔任文化教員和隨軍記者的職務，去過湘西，還到過朝鮮。他教部隊學員寫作總是從字詞句講起，力求給學員們打下扎紮實實的語言基礎。利用行軍打仗的間隙，他還編了一部成語詞典，以深厚的文字功底糾正了時人對一些詞語的錯誤理解。如果就這樣下去，他在政治上和事業上本來會有一個很好的前途，可是“肅反運動”改變了他的命運。在運動中，他因坦率地對運動的擴大化傾向提出意見而遭到批判，並因此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開除軍籍，送到煤礦去勞動教養。但儘管如此，他也並沒有失去生活的勇氣和進取心。在煤礦他學會了推獨輪車，他的煤總是堆得最多，而且跑得比別人更穩，更快。但他從未說過在這幾年中所受的身心摧殘。他弟弟只記得有一次提到勞改生活時，他說過兩句話，就是《紅樓夢》中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