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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在天津拜望李霽野夫婦，中立者為葉嘉瑩
接著李霽野先生就向我問起台北一些老友的情況。我告訴李先生當年在台灣大學中文系辦公室一同聚首的友人中，許世瑛先生已經在1972年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戴君仁先生也已在1978年去世，鄭騫先生雖然健在，也已是老態龍鍾，行動不便了，只有臺靜農先生身體健康，精神比李先生還好。
李先生與台先生本是安徽霍邱縣葉集鎮的同鄉。據李先生說，當他們還是嬰兒，被分別抱在父母懷中相見時，彼此就已經有了“相視而笑”的情誼了。後來葉集鎮創辦了明強小學，他們同時從私塾轉入了明強小學的第一班。後來他們都來到了北京，同是魯迅先生的學生，與魯迅先生一起辦起了未名社。李霽野先生致力於外國名著的譯介，臺靜農先生致力於短篇小說的創作。未名社被查封以後，他們同時被捕，一起被關了有五十天之久。所以他們兩個人不僅有同鄉之誼，更有童稚之親，而且還是患難之友。在講述這些往事時，我從李先生貌似平靜而深蘊激情的語調中，不僅體會了他們友情的深厚，也深深地領會到了他們所共有的一份理想和操守。當時我曾經寫了兩首七絕送給李先生，詩是這樣寫的：
欲把高標擬古松，幾經冰雪與霜風。平生不改堅貞意，步履猶強未是翁。
話到當年語有神，未名結社憶前塵。白頭不盡滄桑感，台海雲天想故人。（《天津紀事絕句二十四首》之三、之四）
從此以後我就主動地擔任了替李霽野先生與臺靜農先生這兩位老友傳遞信息的任務。不過我自從1974年回大陸探親後，就被台灣當局列為了不受歡迎的人士，連文稿也被禁止在台灣的書報上刊登，當然無法親自到台灣去。我只能通過台先生在美國的兩個女兒純懿和純行，以及在台灣的學生施淑女，替這兩位老人輾轉傳遞書信。其中以施淑女傳遞的信息最多，直到現在在她手中還保留有李先生的多封信稿，還有幾篇她代李霽野先生在台灣報刊上發表過的文稿手跡。從這些文字看來，李先生實在是一位風格極為淳樸懇摯的性情中人。
李先生不僅寫作白話的詩文，同時還寫作舊詩。我把前面寫的那兩首贈詩寄給他以後不久，他就也寄了兩首回贈給我的七言絕句，他的詩是這樣寫的：
一度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南開園裡重相見，促膝長談疑夢遊。
詩人風度詞人心，傳播風騷海外欽。桃李滿園齊讚頌，終生難忘繞樑音。
這是我第一次讀到李霽野先生的舊體詩。當時我以為李霽野先生只不過因為我是個喜歡舊詩的人，所以特地也寫了兩首舊詩來送給我。後來我雖然又讀過一些李霽野先生寫的贈台先生的詩，我仍然想那是因為台先生定居台北以後常寫一些舊詩，所以李先生才也寫舊詩贈給台先生。直到我因為要寫紀念李先生的文章，與李先生的孫女李正虹女士聯繫時，向她提起了李先生寫舊詩的事，才聽她告訴我李先生一直都是寫舊詩的，現在所保存的舊詩共四集：《鄉愁集》收錄有自1943年至1948年的各體詩作共一百四十五首；《國瑞集》收錄有自1951年至1971年的各體詩作共一百一十四首；《卿雲集》收錄有自1972年至1992年的各體詩作共三百二十首；此外還有未標年月的《露晴集》收錄有五、七絕小詩四十首。加起來，李先生所留存下來的舊體詩作共有六百多首。這使我不禁想起了遠在台灣的他的老友臺靜農先生，他們原來都是倡導新文學而不欲以舊詩示人的新派人物。李先生寫的一篇題名為《從童顏到鶴髮》的文章中記述，他與台先生二人在青少年時期都具有極強烈的革命新思想，一起參加過許多像“剪辮子”和“砸佛像”之類的活動。這正是為什麼他倆在未名社中一個從事於西方文學的翻譯和介紹，一個從事於新小說的創作的原因。
誰知數十年後，我竟然發現他們二人原來都對寫作舊詩有著極其濃厚的興趣。台先生留下的新詩寥寥無幾，而他所寫的舊詩現在已由香港翰墨軒主人許禮平先生編注出版成一冊極精美的《臺靜農詩集》。李先生留下的新詩也不多，據他的家人說只有薄薄的一小冊，而舊詩的數量超過新詩有數倍之多。我作為一個終身從事舊體詩詞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者，對這種情況有很多感想。從國內這數十年詩歌界的現象來看，舊體詩的詩詞學會和詩詞刊物，可以說已遍及全國各省市，而新詩的作者和刊物的數量則相差很遠。
李霽野在家中
我認為舊詩之所以容易流傳的主要原因，大約有以下兩點：一是舊詩有一定的格式和韻律，這種格式和韻律，雖然似乎是一種限制和約束，但它其實是與中國語言的單音獨體的特點，以及呼吸聲吻的生理自然韻律，有著密切關係的；二是舊詩注重直接的興發感動，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作者可以由直接感發而出口成章，讀者也可以由直接感發而聲入心通。新詩則不然，新詩如果純任口語的自然，大白話的敘寫就會失去了詩的韻味；所以新詩的敘寫，為了避免過於俗白，就不得不做一些有意的安排，使它隱約含蓄。台灣當年之所以出現晦澀的現代詩，大陸前些年之所以出現隱晦的朦朧詩，都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我個人對於現代詩與朦朧詩的佳作，也都極為欣賞，但這種詩作一是遠離大眾，二是不易記誦。
接著李霽野先生就向我問起台北一些老友的情況。我告訴李先生當年在台灣大學中文系辦公室一同聚首的友人中，許世瑛先生已經在1972年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戴君仁先生也已在1978年去世，鄭騫先生雖然健在，也已是老態龍鍾，行動不便了，只有臺靜農先生身體健康，精神比李先生還好。
李先生與台先生本是安徽霍邱縣葉集鎮的同鄉。據李先生說，當他們還是嬰兒，被分別抱在父母懷中相見時，彼此就已經有了“相視而笑”的情誼了。後來葉集鎮創辦了明強小學，他們同時從私塾轉入了明強小學的第一班。後來他們都來到了北京，同是魯迅先生的學生，與魯迅先生一起辦起了未名社。李霽野先生致力於外國名著的譯介，臺靜農先生致力於短篇小說的創作。未名社被查封以後，他們同時被捕，一起被關了有五十天之久。所以他們兩個人不僅有同鄉之誼，更有童稚之親，而且還是患難之友。在講述這些往事時，我從李先生貌似平靜而深蘊激情的語調中，不僅體會了他們友情的深厚，也深深地領會到了他們所共有的一份理想和操守。當時我曾經寫了兩首七絕送給李先生，詩是這樣寫的：
欲把高標擬古松，幾經冰雪與霜風。平生不改堅貞意，步履猶強未是翁。
話到當年語有神，未名結社憶前塵。白頭不盡滄桑感，台海雲天想故人。（《天津紀事絕句二十四首》之三、之四）
從此以後我就主動地擔任了替李霽野先生與臺靜農先生這兩位老友傳遞信息的任務。不過我自從1974年回大陸探親後，就被台灣當局列為了不受歡迎的人士，連文稿也被禁止在台灣的書報上刊登，當然無法親自到台灣去。我只能通過台先生在美國的兩個女兒純懿和純行，以及在台灣的學生施淑女，替這兩位老人輾轉傳遞書信。其中以施淑女傳遞的信息最多，直到現在在她手中還保留有李先生的多封信稿，還有幾篇她代李霽野先生在台灣報刊上發表過的文稿手跡。從這些文字看來，李先生實在是一位風格極為淳樸懇摯的性情中人。
李先生不僅寫作白話的詩文，同時還寫作舊詩。我把前面寫的那兩首贈詩寄給他以後不久，他就也寄了兩首回贈給我的七言絕句，他的詩是這樣寫的：
一度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南開園裡重相見，促膝長談疑夢遊。
詩人風度詞人心，傳播風騷海外欽。桃李滿園齊讚頌，終生難忘繞樑音。
這是我第一次讀到李霽野先生的舊體詩。當時我以為李霽野先生只不過因為我是個喜歡舊詩的人，所以特地也寫了兩首舊詩來送給我。後來我雖然又讀過一些李霽野先生寫的贈台先生的詩，我仍然想那是因為台先生定居台北以後常寫一些舊詩，所以李先生才也寫舊詩贈給台先生。直到我因為要寫紀念李先生的文章，與李先生的孫女李正虹女士聯繫時，向她提起了李先生寫舊詩的事，才聽她告訴我李先生一直都是寫舊詩的，現在所保存的舊詩共四集：《鄉愁集》收錄有自1943年至1948年的各體詩作共一百四十五首；《國瑞集》收錄有自1951年至1971年的各體詩作共一百一十四首；《卿雲集》收錄有自1972年至1992年的各體詩作共三百二十首；此外還有未標年月的《露晴集》收錄有五、七絕小詩四十首。加起來，李先生所留存下來的舊體詩作共有六百多首。這使我不禁想起了遠在台灣的他的老友臺靜農先生，他們原來都是倡導新文學而不欲以舊詩示人的新派人物。李先生寫的一篇題名為《從童顏到鶴髮》的文章中記述，他與台先生二人在青少年時期都具有極強烈的革命新思想，一起參加過許多像“剪辮子”和“砸佛像”之類的活動。這正是為什麼他倆在未名社中一個從事於西方文學的翻譯和介紹，一個從事於新小說的創作的原因。
誰知數十年後，我竟然發現他們二人原來都對寫作舊詩有著極其濃厚的興趣。台先生留下的新詩寥寥無幾，而他所寫的舊詩現在已由香港翰墨軒主人許禮平先生編注出版成一冊極精美的《臺靜農詩集》。李先生留下的新詩也不多，據他的家人說只有薄薄的一小冊，而舊詩的數量超過新詩有數倍之多。我作為一個終身從事舊體詩詞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者，對這種情況有很多感想。從國內這數十年詩歌界的現象來看，舊體詩的詩詞學會和詩詞刊物，可以說已遍及全國各省市，而新詩的作者和刊物的數量則相差很遠。
李霽野在家中
我認為舊詩之所以容易流傳的主要原因，大約有以下兩點：一是舊詩有一定的格式和韻律，這種格式和韻律，雖然似乎是一種限制和約束，但它其實是與中國語言的單音獨體的特點，以及呼吸聲吻的生理自然韻律，有著密切關係的；二是舊詩注重直接的興發感動，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作者可以由直接感發而出口成章，讀者也可以由直接感發而聲入心通。新詩則不然，新詩如果純任口語的自然，大白話的敘寫就會失去了詩的韻味；所以新詩的敘寫，為了避免過於俗白，就不得不做一些有意的安排，使它隱約含蓄。台灣當年之所以出現晦澀的現代詩，大陸前些年之所以出現隱晦的朦朧詩，都自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我個人對於現代詩與朦朧詩的佳作，也都極為欣賞，但這種詩作一是遠離大眾，二是不易記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