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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路的行程中，馬英林學長和他的夫人尹潔英大姐一直陪在左右照顧我。當時我有點輕微的咳嗽而且有時痰中帶有血絲，每到一地，他們夫婦都安排我去看病治療，只是馬英林學長卻沒有要把講座停下來的打算。碰巧我也是一個工作狂，一旦承擔起一項工作，決不願意半途而廢。我覺得馬英林學長對於這次講座的安排，確實是出於弘揚中國古典詩詞的願望，這也正是我最願意做的事，我當然也就不辭勞苦了。現在，這一次的唐宋詞系列講座早已編輯成書，書名是《唐宋詞十七講》。最初由湖南嶽麓出版社出版，後來又被河北教育出版社收進了我的《迦陵文集》。馬英林學長對我講課的能力的信心，以及他辦事的熱誠和魄力，他對於工作不辭勞苦、無私忘我的精神一直使我深受感動。
《唐宋詞十七講》的最後成書，要感謝那些為我整理講稿的各位朋友，那就是北京的李宏先生，瀋陽的李俊山和王春雨先生，還有大連的張高寬先生。我的一位從中學到大學多年的同學好友劉在昭學長對全部講稿做了最後的通審。雖然我對各位友人心懷感謝之心，但是對我自己來說，仍然感到有許多不足之處，我的女兒給了我相當的鼓勵。因為我去探望女兒一家時，隨身帶了一部分正在審閱中的講稿，當時他們家中住著一位中國來的留學生，見到這些講稿就借去看。我原來以為她是一個學理工的學生，對唐宋詞不一定感興趣，誰知她真的看進去了，還介紹給另外一些中國留學生看。到我臨走的前一夜，她們竟然看了一個通宵。本來我女兒家也有我寫的幾本關於詩詞的書，可是她說：那些書寫得文白相雜，過於理論化，除非是專門研究古典詩詞的人，一般讀者沒有很大興趣；可是這些講座面對的是普通的聽眾，用的都是口語，解說得也比較生動，這本書印出來以後，肯定更受一般讀者的歡迎。我女兒的這些見解，無疑使我對於《唐宋詞十七講》的出版增加了信心。
我之所以不自量力，不辭辛苦，承擔唐宋詞系列講座這一繁重的任務，除了我對古典詩歌的一份深厚的感情，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從1979年我開始回國教書以來，我的內心逐漸產生了一種要對古典詩歌盡到傳承責任的使命感。雖然我知道國內有不少才學數倍於我的學者和詩人，這傳承的責任也不一定落到我的頭上；但是杜甫說過“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我對於中國的古典詩歌似乎也正是有這樣一種不能自已之情，就像我自己的詩中所寫的“構廈多才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正是由於我有這樣一份真誠的感情，使得我不僅接受了這次講座的邀請，而且在講授時傾盡了自己全部的心力。一些關懷我的友人，聽過我的講課後，常常勸告我不要講得聲音太大，要節省點精力，注意自己的身體。可是我只要一講起來，就會不自覺地投入到古典詩詞的境界之中，把朋友的叮囑全忘了。如果看看我那時講課的錄像，就會發現我在講課中常常有輕微的咳嗽，可是我講課的語調卻沒有降低或減慢。如果用我的老師顧隨先生常說的一句話來形容我的講課，就是“余雖不敏，然余誠矣”。
第八章 良師益友
在我幾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有幸結識了許多老師和朋友，他們是我人生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影響我後半生的前輩——李霽野先生
李霽野先生是屬於我師長一代的前輩學人。1941年我考入北平的輔仁大學時，李霽野先生正在輔仁大學西語系教書。我雖然早就讀過李霽野先生翻譯的《簡·愛》等小說，但從來也沒想到要去拜望這一位前輩教授，直到1948年春天我因結婚離開北平時，與李霽野先生也沒有見過面。而誰料到相隔三十年後，李霽野先生竟然成了影響我後半生教學生涯的一位關鍵性的人物。李霽野先生是我的老師顧隨先生的一位好友，1948年當我到台灣後，顧先生在給我的信中，曾讓我去看望李霽野先生。我是1949年3月才有機會到台灣大學去看望李霽野先生，誰知這次與李霽野先生見面以後，台灣的白色恐怖就愈演愈烈，許多知識分子惶恐不安，李霽野先生就離開台灣返回了大陸。等到我再次見到李先生，已經是1979年我回國教書以後的事情了，那時距離我於1949年在台大與李霽野先生初見，已經有三十年之久了。
自從我1969年定居加拿大，為全家生計接受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聘書，不得不擔任了一班必須用英語教學的中國文學概論的課程。每當我必須用我笨拙的英語來解說我所深愛的那些中國詩詞時，就感到極大的痛苦。那時的中國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連給大陸親友通一封信都不敢，當然更不敢奢望回國去教書了。1970年加拿大與中國正式建立了邦交，我立即就申請回國探親。1974年獲得批准，我才在去國離家二十五年以後第一次重返故鄉，與祖國和家人建立了聯繫。“文革”結束後，我在1978年提出了回國教書的申請，1979年國家教委安排我去北大教書。就在這時，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李霽野先生“文革”後復出，在南開大學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我當時就給李霽野先生寫了一封信，敘述了從台北一別三十年來的種種變化，告知了我已被國家批准回國教書的事。李霽野先生立即給我回了一封信，說北大還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開在“文革”的衝擊後，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希望我去南開教書。李霽野先生是我的師長一輩，又有著當年在北平輔仁大學和後來在台北台灣大學的種種因緣，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就接受了李霽野先生的邀請。於是就在結束了北大的課程以後，來到了南開。那時南開大學還沒有專家樓，就安排我住進了天津飯店。我原來打算安頓一下第二天去看望李霽野先生，誰知第二天一早南開就告訴我李霽野先生馬上就要來看我了。那年李霽野先生已是七十五歲高齡，比起三十年前我們台北初見時當然顯得蒼老了許多，但仍然精神矍鑠、熱情依舊，一見面就問我的生活情況，對我在南開的講課時間與往返交通等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唐宋詞十七講》的最後成書，要感謝那些為我整理講稿的各位朋友，那就是北京的李宏先生，瀋陽的李俊山和王春雨先生，還有大連的張高寬先生。我的一位從中學到大學多年的同學好友劉在昭學長對全部講稿做了最後的通審。雖然我對各位友人心懷感謝之心，但是對我自己來說，仍然感到有許多不足之處，我的女兒給了我相當的鼓勵。因為我去探望女兒一家時，隨身帶了一部分正在審閱中的講稿，當時他們家中住著一位中國來的留學生，見到這些講稿就借去看。我原來以為她是一個學理工的學生，對唐宋詞不一定感興趣，誰知她真的看進去了，還介紹給另外一些中國留學生看。到我臨走的前一夜，她們竟然看了一個通宵。本來我女兒家也有我寫的幾本關於詩詞的書，可是她說：那些書寫得文白相雜，過於理論化，除非是專門研究古典詩詞的人，一般讀者沒有很大興趣；可是這些講座面對的是普通的聽眾，用的都是口語，解說得也比較生動，這本書印出來以後，肯定更受一般讀者的歡迎。我女兒的這些見解，無疑使我對於《唐宋詞十七講》的出版增加了信心。
我之所以不自量力，不辭辛苦，承擔唐宋詞系列講座這一繁重的任務，除了我對古典詩歌的一份深厚的感情，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從1979年我開始回國教書以來，我的內心逐漸產生了一種要對古典詩歌盡到傳承責任的使命感。雖然我知道國內有不少才學數倍於我的學者和詩人，這傳承的責任也不一定落到我的頭上；但是杜甫說過“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我對於中國的古典詩歌似乎也正是有這樣一種不能自已之情，就像我自己的詩中所寫的“構廈多才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正是由於我有這樣一份真誠的感情，使得我不僅接受了這次講座的邀請，而且在講授時傾盡了自己全部的心力。一些關懷我的友人，聽過我的講課後，常常勸告我不要講得聲音太大，要節省點精力，注意自己的身體。可是我只要一講起來，就會不自覺地投入到古典詩詞的境界之中，把朋友的叮囑全忘了。如果看看我那時講課的錄像，就會發現我在講課中常常有輕微的咳嗽，可是我講課的語調卻沒有降低或減慢。如果用我的老師顧隨先生常說的一句話來形容我的講課，就是“余雖不敏，然余誠矣”。
第八章 良師益友
在我幾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有幸結識了許多老師和朋友，他們是我人生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影響我後半生的前輩——李霽野先生
李霽野先生是屬於我師長一代的前輩學人。1941年我考入北平的輔仁大學時，李霽野先生正在輔仁大學西語系教書。我雖然早就讀過李霽野先生翻譯的《簡·愛》等小說，但從來也沒想到要去拜望這一位前輩教授，直到1948年春天我因結婚離開北平時，與李霽野先生也沒有見過面。而誰料到相隔三十年後，李霽野先生竟然成了影響我後半生教學生涯的一位關鍵性的人物。李霽野先生是我的老師顧隨先生的一位好友，1948年當我到台灣後，顧先生在給我的信中，曾讓我去看望李霽野先生。我是1949年3月才有機會到台灣大學去看望李霽野先生，誰知這次與李霽野先生見面以後，台灣的白色恐怖就愈演愈烈，許多知識分子惶恐不安，李霽野先生就離開台灣返回了大陸。等到我再次見到李先生，已經是1979年我回國教書以後的事情了，那時距離我於1949年在台大與李霽野先生初見，已經有三十年之久了。
自從我1969年定居加拿大，為全家生計接受了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聘書，不得不擔任了一班必須用英語教學的中國文學概論的課程。每當我必須用我笨拙的英語來解說我所深愛的那些中國詩詞時，就感到極大的痛苦。那時的中國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連給大陸親友通一封信都不敢，當然更不敢奢望回國去教書了。1970年加拿大與中國正式建立了邦交，我立即就申請回國探親。1974年獲得批准，我才在去國離家二十五年以後第一次重返故鄉，與祖國和家人建立了聯繫。“文革”結束後，我在1978年提出了回國教書的申請，1979年國家教委安排我去北大教書。就在這時，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李霽野先生“文革”後復出，在南開大學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我當時就給李霽野先生寫了一封信，敘述了從台北一別三十年來的種種變化，告知了我已被國家批准回國教書的事。李霽野先生立即給我回了一封信，說北大還有不少老教授仍在，而南開在“文革”的衝擊後，很多老教授都不在了，希望我去南開教書。李霽野先生是我的師長一輩，又有著當年在北平輔仁大學和後來在台北台灣大學的種種因緣，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就接受了李霽野先生的邀請。於是就在結束了北大的課程以後，來到了南開。那時南開大學還沒有專家樓，就安排我住進了天津飯店。我原來打算安頓一下第二天去看望李霽野先生，誰知第二天一早南開就告訴我李霽野先生馬上就要來看我了。那年李霽野先生已是七十五歲高齡，比起三十年前我們台北初見時當然顯得蒼老了許多，但仍然精神矍鑠、熱情依舊，一見面就問我的生活情況，對我在南開的講課時間與往返交通等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