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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於唐宋詞系列講座
1987年我的唐宋詞系列講座是當時的輔仁大學校友會副會長馬英林學長促成的。可以說沒有馬英林學長對我的敦促和鼓勵，就沒有我的唐宋詞系列講座的產生。
1986年這一年我兩次回國。第一次是在4月，主要是為了去四川大學跟繆鉞先生商討我們合作撰寫的《靈谿詞說》一書的定稿及出版的事。路過北京時，我的同門學姐楊敏如教授邀請我到北師大講了一次五代北宋令詞的欣賞，馬英林學長也不辭勞苦地跑來聽講。聽完我的課馬英林學長說：“講得太好了！可是只給這兩三隻小貓講太可惜，我要給你辦一個大規模的講座，讓更多的人能夠聽到你講課。”起初馬英林學長提出讓我在10月份輔仁大學校友會聚會時給校友講一次，我想作為校友，這是義不容辭的事，就答應了。第二次回國是在8月份，因為我在8月以後向U.B.C.大學申請了一年的休假，事先已答應了到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及湘潭大學等幾所大學去講學。我到了北京以後，又有中華詩詞學會的周一萍先生來訪，邀請我參加9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華詩詞學會的座談會，也提出要我在會上作一次講演。說來還有個笑話，原來我4月間在四川大學訪問時，有一天川大外事處通知我北京有一位周先生來訪。這位周一萍先生是國防科工委的，那天來時好像還帶著一個衛士。我們並不認識，我請他坐下以後就去泡茶，等我泡好茶他就問，葉先生呢？我說我就是。原來他把我當成葉先生的夫人了。那時因為我講學的日程已經排定，很難再做安排，就讓詩詞學會與輔大校友會聯繫，或許可以把這兩次講演合為一次。
80年代中與輔仁校友王光美（右二）、劉乃和（左二）等人，右一為葉嘉瑩
隨後我就到上海復旦大學去講課，9月底又趕回天津南開大學講課，10月上旬我利用一個周末到北京參加了輔仁大學校友聚會。因為時間太緊，這一次沒有安排講演。馬英林學長說那就等春節假期回北京時多講幾次吧。我說可以講四至五次，但不能再多。後來又有國家教委老幹部協會和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也加入了這一講座的籌辦工作。馬英林學長與我聯繫，跟我說想把這個講座搞成系列，對唐五代及兩宋詞作一個系統介紹，要借用國家教委大禮堂做講演場地，還要向各報紙發消息。一開始我不同意搞成這樣的規模：一是我擔心自己的學識能力不足；二是擔心時間上也不好安排；三是因為我從小接受過“聲聞過情，君子恥之”的古訓，不喜歡過分的鋪排。但是馬英林學長是一個堅強執著的人，對古典詩詞特別熱愛，他以中文系前輩校友的關係，多次以弘揚中國古典詩詞傳統的重要性勸我答應。就是這一點共同的理想和愛好，我最後被他說服答應了下來。於是我本來答應給校友會作的一次講演，就逐漸擴大成了四個單位參加主辦的系列講座。
1987年在北京國家教委禮堂舉辦唐宋詞系列講座時，接受各報刊記者訪問
1987年2月3日，陰曆正月初六，我的唐宋詞系列講座在北京國家教委禮堂正式開始，由輔仁大學校友會、中華詩詞學會、國家教委老幹部協會和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四個單位聯合主辦。基本上隔一天一講，一共講了十次，每次大約三個小時，一直到2月下旬結束。講座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很多人從很遠的地方跑來聽，還有一些記者來採訪。聽眾包含了社會上各階層、各年齡段的人士，上至六七十歲的老詩人、老教授，下至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和社會青年。我當年在輔仁大學的一些老校友史樹青學長、劉乃和學長、劉在昭學長也都來了。這中間還有我40年代在北平教過的學生，他們在報紙上看到了這一消息，帶著我當年給她們紀念冊上寫的留言來了。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動盪，學生們把我的留言一直保留到現在，說來真是讓我感動。但是這一次講座只講到北宋後期的周邦彥，南宋的詞人因為時間來不及了沒有講到。
後來輔仁大學瀋陽校友會的趙鍾玉學長又請我去瀋陽接著講南宋詞。本來我這一年休假回國講學的活動早已經排定，南開的講學結束後，我還要去南京大學、四川大學、湘潭大學和蘭州大學講學，實在無法安排。可是趙鍾玉學長鍥而不捨，先後五次專程來京、津兩地邀請我，最後又請馬英林學長一起來勸我。他們主張一定要把南宋詞講完，才算是一個完整的唐宋詞系列講座。我再一次被他們說服，不得不分別寫信給湘潭大學和蘭州大學，請求他們的諒解，把原訂的講課取消。6月下旬我結束了四川大學的講學以後，從成都直接飛瀋陽繼續講南宋詞。
可是一到瀋陽，我就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大難題：我來沈的目的是為了續講南宋詞，可是瀋陽的聽眾已經不是北京的那些聽眾了，而且南宋詞又一向以深晦著稱，如果對全無準備的聽眾，一開始就講述這些深晦的南宋詞，恐怕他們難以接受。還得從五代北宋詞講起。可是這一部分我在北京已經講過，所以在取捨方面頗費了一番心思。同時又有編輯北京講座錄像的許憲同志從北京帶著錄像來讓我審查。於是我開始了接連不斷的緊張工作：每天上午早飯後就開始審查錄像，直到中午；吃過午飯後，下午又去講課；晚飯後又開始審查錄像，常常到晚上十點半才停止。此外我還要利用這些緊張工作的空隙，例如在餐廳等候飯菜的時候或者在晚上睡覺之前，抓緊時間審讀已整理出來的北京講座的錄音稿。在瀋陽講學期間，又有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的饒浩學長堅持邀請我去大連給他們講。當時我所講的南宋詞，還有最後一家王沂孫未講，於是又在7月初轉往大連接著講了王沂孫的詠物詞。而大連又是另一批新的聽眾，王沂孫又是一向以晦澀著稱最難講的一位作者，這種情況確實給我增加了不少困難。為了使聽眾比較容易接受，我不得不對詠物詞的淵源又作了一番簡單的介紹，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唐宋詞十七講》的講稿中王沂孫所占的篇幅最多的緣故。就這樣，1987年這一年，在以馬英林學長為首的幾位熱心的輔仁校友的安排下，我的唐宋詞系列講座在北京、瀋陽、大連三地斷續完成了。我在大連除講課外，還要同時審查在北京、瀋陽兩地講課的錄像，更要繼續審查北京、瀋陽、大連三地陸續整理出來的講稿，因此每天都是從早忙到晚。這些整理出來的講稿，就是《唐宋詞十七講》最初的底稿。
1987年我的唐宋詞系列講座是當時的輔仁大學校友會副會長馬英林學長促成的。可以說沒有馬英林學長對我的敦促和鼓勵，就沒有我的唐宋詞系列講座的產生。
1986年這一年我兩次回國。第一次是在4月，主要是為了去四川大學跟繆鉞先生商討我們合作撰寫的《靈谿詞說》一書的定稿及出版的事。路過北京時，我的同門學姐楊敏如教授邀請我到北師大講了一次五代北宋令詞的欣賞，馬英林學長也不辭勞苦地跑來聽講。聽完我的課馬英林學長說：“講得太好了！可是只給這兩三隻小貓講太可惜，我要給你辦一個大規模的講座，讓更多的人能夠聽到你講課。”起初馬英林學長提出讓我在10月份輔仁大學校友會聚會時給校友講一次，我想作為校友，這是義不容辭的事，就答應了。第二次回國是在8月份，因為我在8月以後向U.B.C.大學申請了一年的休假，事先已答應了到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及湘潭大學等幾所大學去講學。我到了北京以後，又有中華詩詞學會的周一萍先生來訪，邀請我參加9月初在北京舉行的中華詩詞學會的座談會，也提出要我在會上作一次講演。說來還有個笑話，原來我4月間在四川大學訪問時，有一天川大外事處通知我北京有一位周先生來訪。這位周一萍先生是國防科工委的，那天來時好像還帶著一個衛士。我們並不認識，我請他坐下以後就去泡茶，等我泡好茶他就問，葉先生呢？我說我就是。原來他把我當成葉先生的夫人了。那時因為我講學的日程已經排定，很難再做安排，就讓詩詞學會與輔大校友會聯繫，或許可以把這兩次講演合為一次。
80年代中與輔仁校友王光美（右二）、劉乃和（左二）等人，右一為葉嘉瑩
隨後我就到上海復旦大學去講課，9月底又趕回天津南開大學講課，10月上旬我利用一個周末到北京參加了輔仁大學校友聚會。因為時間太緊，這一次沒有安排講演。馬英林學長說那就等春節假期回北京時多講幾次吧。我說可以講四至五次，但不能再多。後來又有國家教委老幹部協會和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也加入了這一講座的籌辦工作。馬英林學長與我聯繫，跟我說想把這個講座搞成系列，對唐五代及兩宋詞作一個系統介紹，要借用國家教委大禮堂做講演場地，還要向各報紙發消息。一開始我不同意搞成這樣的規模：一是我擔心自己的學識能力不足；二是擔心時間上也不好安排；三是因為我從小接受過“聲聞過情，君子恥之”的古訓，不喜歡過分的鋪排。但是馬英林學長是一個堅強執著的人，對古典詩詞特別熱愛，他以中文系前輩校友的關係，多次以弘揚中國古典詩詞傳統的重要性勸我答應。就是這一點共同的理想和愛好，我最後被他說服答應了下來。於是我本來答應給校友會作的一次講演，就逐漸擴大成了四個單位參加主辦的系列講座。
1987年在北京國家教委禮堂舉辦唐宋詞系列講座時，接受各報刊記者訪問
1987年2月3日，陰曆正月初六，我的唐宋詞系列講座在北京國家教委禮堂正式開始，由輔仁大學校友會、中華詩詞學會、國家教委老幹部協會和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四個單位聯合主辦。基本上隔一天一講，一共講了十次，每次大約三個小時，一直到2月下旬結束。講座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很多人從很遠的地方跑來聽，還有一些記者來採訪。聽眾包含了社會上各階層、各年齡段的人士，上至六七十歲的老詩人、老教授，下至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和社會青年。我當年在輔仁大學的一些老校友史樹青學長、劉乃和學長、劉在昭學長也都來了。這中間還有我40年代在北平教過的學生，他們在報紙上看到了這一消息，帶著我當年給她們紀念冊上寫的留言來了。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動盪，學生們把我的留言一直保留到現在，說來真是讓我感動。但是這一次講座只講到北宋後期的周邦彥，南宋的詞人因為時間來不及了沒有講到。
後來輔仁大學瀋陽校友會的趙鍾玉學長又請我去瀋陽接著講南宋詞。本來我這一年休假回國講學的活動早已經排定，南開的講學結束後，我還要去南京大學、四川大學、湘潭大學和蘭州大學講學，實在無法安排。可是趙鍾玉學長鍥而不捨，先後五次專程來京、津兩地邀請我，最後又請馬英林學長一起來勸我。他們主張一定要把南宋詞講完，才算是一個完整的唐宋詞系列講座。我再一次被他們說服，不得不分別寫信給湘潭大學和蘭州大學，請求他們的諒解，把原訂的講課取消。6月下旬我結束了四川大學的講學以後，從成都直接飛瀋陽繼續講南宋詞。
可是一到瀋陽，我就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大難題：我來沈的目的是為了續講南宋詞，可是瀋陽的聽眾已經不是北京的那些聽眾了，而且南宋詞又一向以深晦著稱，如果對全無準備的聽眾，一開始就講述這些深晦的南宋詞，恐怕他們難以接受。還得從五代北宋詞講起。可是這一部分我在北京已經講過，所以在取捨方面頗費了一番心思。同時又有編輯北京講座錄像的許憲同志從北京帶著錄像來讓我審查。於是我開始了接連不斷的緊張工作：每天上午早飯後就開始審查錄像，直到中午；吃過午飯後，下午又去講課；晚飯後又開始審查錄像，常常到晚上十點半才停止。此外我還要利用這些緊張工作的空隙，例如在餐廳等候飯菜的時候或者在晚上睡覺之前，抓緊時間審讀已整理出來的北京講座的錄音稿。在瀋陽講學期間，又有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的饒浩學長堅持邀請我去大連給他們講。當時我所講的南宋詞，還有最後一家王沂孫未講，於是又在7月初轉往大連接著講了王沂孫的詠物詞。而大連又是另一批新的聽眾，王沂孫又是一向以晦澀著稱最難講的一位作者，這種情況確實給我增加了不少困難。為了使聽眾比較容易接受，我不得不對詠物詞的淵源又作了一番簡單的介紹，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唐宋詞十七講》的講稿中王沂孫所占的篇幅最多的緣故。就這樣，1987年這一年，在以馬英林學長為首的幾位熱心的輔仁校友的安排下，我的唐宋詞系列講座在北京、瀋陽、大連三地斷續完成了。我在大連除講課外，還要同時審查在北京、瀋陽兩地講課的錄像，更要繼續審查北京、瀋陽、大連三地陸續整理出來的講稿，因此每天都是從早忙到晚。這些整理出來的講稿，就是《唐宋詞十七講》最初的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