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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那一套《迦陵文集》，實在是有著一段五十年以上的因緣，它緣起於40年代初我在北平輔仁大學念書時遇到的我的老師顧隨先生。40年代末以後，我流寓海外二十多年，直到70年代中期，我才有機會回到祖國探親。我雖然沒有再見到我最想見的我的老師顧隨先生，但是我聯繫上了我的老師的兩個女兒，之惠師姐和之京師妹，並且一起開始了向當年輔仁大學的師友們搜輯我老師遺作的工作。誰知就是由於我跟之京的聯繫，就留下了後來出版我的《迦陵文集》的因緣。在之京任教的河北大學中文系，有兩位當年聽過顧先生課的同事，就是謝國捷先生和謝景林先生。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開大學講學時，謝國捷先生聽了我的課，回到河北大學就跟謝景林先生講了我的情況。1981年我再回到南開講課時，謝景林先生就通過之京的介紹到天津來看我，不僅聽了我的講課，還提出了採訪我的要求。謝先生這個人很誠懇，我真的很感動，就答應了他。在這次採訪的基礎上，謝先生跟唐山大學的趙玉林先生合作，寫出了題為《明月東天》的文稿，發表在《報告文學》上。90年代初期，謝先生調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總編，我們偶爾有機會見面，他多次表示，把顧先生和我的一些著作出全出好是他的一大願望。接著他就提出了要把我多年來在兩岸三地出版的書集中編成一個系列的出版計劃。因為這件事牽涉的問題很多，我就遲遲沒敢答應。1996年春天我到台灣、香港兩地講學後，又一次回到南開，謝先生打來電話，說他們的一個校友，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長王亞民先生，聽說謝先生要出版我的系列文集，希望能夠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謝先生在電話里盛讚王亞民先生在出版事業方面的眼光和氣魄，我就同意了跟王先生見面。不久，謝先生就陪著王先生來到了南開。果然，王亞民先生辦事非常果斷，當天就跟我簽訂了出版合約，而且不到一年就把十本書都出齊了。回想這一切，都是出於我跟顧先生念書的一段歷史淵源，我就請顧之京輯錄了顧先生的書法作為書名題簽而題名為《迦陵文集》，表示我對老師的教誨之恩的感念不忘。這距離顧先生第一次拿我的作品以“迦陵”做筆名去發表的年代，已經有五十四年之久了。
至於台灣桂冠圖書公司出版我的另一套作品集，則有著另一段因緣。如果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的因緣是來自於由我的老師所衍生的一份師生情誼，那麼台灣出版《葉嘉瑩作品集》的因緣則是來自於由我的學生們所衍生的另一份師生情誼。從1954年開始，我就在台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教書，直到1969年轉赴加拿大，前後有十五年之久。我在台灣先後出版的一些著作，可以說多多少少都和我當年教過的學生們有著一些因緣的關係，他們有的為我抄稿校稿，有的為我聯繫出版，有的為我整理錄音，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時向我約稿，促使我不得不經常寫作，才得以積稿而成書。像台灣大學的柯慶明教授，淡江大學的施淑女教授，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陳萬益教授，“中研院”文哲所的研究員林玫儀教授，還有一位已經去世的淡江大學校友陳國安同學，都為我的一些書的出版盡過不少心力。
桂冠圖書公司的發行人賴阿勝先生是由台灣大學的吳宏一教授介紹的。宏一在60年代初期上過我的詩選課，那時我住在信義路靠近新生南路的一條巷子裡。每次我乘坐新生南路的公車往返於台大與信義路之間的時候，經常會遇到他，他總是把座位讓給我，然後就站在我的座位面前，很少講話。但他在班上成績極好，舊詩和新詩都寫得很出色，所以我對他印象很深。1966年我去了美國訪問講學，1968年返回台灣時，他已經考上了台大中文系的研究所，正在鄭騫先生的指導之下寫《常州派詞學研究》的論文。那時我與鄭騫先生共用一間研究室，所以與宏一經常有見面談話的機會，不久我就轉去加拿大U.B.C.大學任教了。1974年因為我到大陸探親，被台灣當局列為不受歡迎的人。此後，我不敢再回台灣，有些在台的親友也不敢再和我通信，而宏一不僅仍然與我繼續通信，還在1986年趁著到美國去訪問的機會，親自到溫哥華來探望過我。那一年溫哥華正在舉辦世界博覽會，宏一是借著參觀博覽會的名義來的。但他到了加拿大以後根本沒去過一次博覽會，也沒有會見過其他友人，他是專程來看望我的。多年以後，有一次在一個學術研討會上，宏一提到當時的心情時，說起他那次決心來看我，是因為怕再也見不到我了，說到這，他突然失聲哽咽。這一份師生之誼，使我非常感動。
80年代中吳宏一（左）來溫哥華，攝於家中院內
台灣開放以後，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萬益教授，首先在1989年冬天請我回台灣短期講學，1990年到1991年間又請我回去客座講學一年。就是在這一年，宏一介紹我與桂冠圖書公司的賴先生見了面，提議把我近年在大陸出版而沒在台灣出版的書，由桂冠公司在台出版。從此我與賴先生有了聯繫。桂冠圖書公司此後曾先後出版過我的六本書。及至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迦陵文集》以後，正好我到台灣淡江大學去講學，因為台灣有我從前教過的很多學生，我就帶了幾套回去送給他們。賴先生聽說我回來了，就到我住的地方來看我，看見了這套《迦陵文集》，就說想在以前所出過的那幾本書的基礎上再增加一些，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我離開台灣以後，就由淡江大學的施淑女教授一直代替我與賴先生聯繫出書的事情。所以我說大陸出版我的文集，是由於我的老師而衍生的一段因緣，而台灣出版我的作品集，是由於我的學生而衍生的一段因緣，這一切都是使我極為感念的。
至於台灣桂冠圖書公司出版我的另一套作品集，則有著另一段因緣。如果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的因緣是來自於由我的老師所衍生的一份師生情誼，那麼台灣出版《葉嘉瑩作品集》的因緣則是來自於由我的學生們所衍生的另一份師生情誼。從1954年開始，我就在台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教書，直到1969年轉赴加拿大，前後有十五年之久。我在台灣先後出版的一些著作，可以說多多少少都和我當年教過的學生們有著一些因緣的關係，他們有的為我抄稿校稿，有的為我聯繫出版，有的為我整理錄音，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時向我約稿，促使我不得不經常寫作，才得以積稿而成書。像台灣大學的柯慶明教授，淡江大學的施淑女教授，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陳萬益教授，“中研院”文哲所的研究員林玫儀教授，還有一位已經去世的淡江大學校友陳國安同學，都為我的一些書的出版盡過不少心力。
桂冠圖書公司的發行人賴阿勝先生是由台灣大學的吳宏一教授介紹的。宏一在60年代初期上過我的詩選課，那時我住在信義路靠近新生南路的一條巷子裡。每次我乘坐新生南路的公車往返於台大與信義路之間的時候，經常會遇到他，他總是把座位讓給我，然後就站在我的座位面前，很少講話。但他在班上成績極好，舊詩和新詩都寫得很出色，所以我對他印象很深。1966年我去了美國訪問講學，1968年返回台灣時，他已經考上了台大中文系的研究所，正在鄭騫先生的指導之下寫《常州派詞學研究》的論文。那時我與鄭騫先生共用一間研究室，所以與宏一經常有見面談話的機會，不久我就轉去加拿大U.B.C.大學任教了。1974年因為我到大陸探親，被台灣當局列為不受歡迎的人。此後，我不敢再回台灣，有些在台的親友也不敢再和我通信，而宏一不僅仍然與我繼續通信，還在1986年趁著到美國去訪問的機會，親自到溫哥華來探望過我。那一年溫哥華正在舉辦世界博覽會，宏一是借著參觀博覽會的名義來的。但他到了加拿大以後根本沒去過一次博覽會，也沒有會見過其他友人，他是專程來看望我的。多年以後，有一次在一個學術研討會上，宏一提到當時的心情時，說起他那次決心來看我，是因為怕再也見不到我了，說到這，他突然失聲哽咽。這一份師生之誼，使我非常感動。
80年代中吳宏一（左）來溫哥華，攝於家中院內
台灣開放以後，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萬益教授，首先在1989年冬天請我回台灣短期講學，1990年到1991年間又請我回去客座講學一年。就是在這一年，宏一介紹我與桂冠圖書公司的賴先生見了面，提議把我近年在大陸出版而沒在台灣出版的書，由桂冠公司在台出版。從此我與賴先生有了聯繫。桂冠圖書公司此後曾先後出版過我的六本書。及至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迦陵文集》以後，正好我到台灣淡江大學去講學，因為台灣有我從前教過的很多學生，我就帶了幾套回去送給他們。賴先生聽說我回來了，就到我住的地方來看我，看見了這套《迦陵文集》，就說想在以前所出過的那幾本書的基礎上再增加一些，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我離開台灣以後，就由淡江大學的施淑女教授一直代替我與賴先生聯繫出書的事情。所以我說大陸出版我的文集，是由於我的老師而衍生的一段因緣，而台灣出版我的作品集，是由於我的學生而衍生的一段因緣，這一切都是使我極為感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