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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周報：讀者對歷史書寫者的身份的確應該有清醒的認識。有人說歷史是建構起來的，你在寫作的時候對以往的歷史寫作進行了敘事策略的分析，這一點是非常新的，在傳統史學中很少見。
高華：20世紀國共雙方都有對自己歷史的敘述，都很重視建構歷史。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投注的熱情和精力更多，成效也較大，某些歷史論說的社會化程度非常高，似乎國人都能有了解，都知道甲乙丙丁，這是讓我感受比較深的；國民黨也有，但很粗糙。我們可以理解，雙方的敘述都基於對領袖的推崇和突出“合法性”，但建構歷史是20世紀的一個突出現象。你可以稱其是扭曲歷史，但很多的時候還是一種對歷史的遮蔽或突出一部分歷史。
時代周報：歷史書籍的出版熱和閱讀熱持續很長時間了，作為歷史學家如何看待大眾對歷史的熱情？
高華：讀者對於歷史通俗讀物的熱愛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起碼在這樣一個物質主義高漲的年代大家都還願意去讀歷史故事。我想這和我們中國人歷史情結有關，是長期歷史氛圍形成的。我記得有學者也提過，中國人在相當程度上把歷史當作宗教來看待，因為我們沒有一種西方宗教化的傳統。歷史給我們提供鑒往知今的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對於普通大眾而言，對歷史的感悟更多還是來自歷史故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
歷史學的研究者是用另外一種角度來讀史，當然我們也可以把歷史學看做純粹技藝性的東西，完全是與自己的生活狀態沒有關聯的。但是，作為生活在中國的歷史學家不可能完全離開這樣的背景，我們對一百多年甚至更為久遠的時間中的事件會有很多觸動，特別是以歷史研究為志業的人。當然我不反對把歷史研究作為一個謀生的職業，但歷史學家都會用自己的價值觀來看待歷史。
時代周報：你覺得自己幸福嗎？
高華：對什麼是“幸福”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家人和朋友的關心和支持，這讓我覺得很幸福。另外我們經歷過這樣的時代，能親眼看到1978年後的這種歷史轉折和變化。比起那些沒有看見這些的人，我覺得也是值得高興的。當然，我們生活的環境有許多的不公和不義，但我不企求一個早晨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因為“一攬子解決主義”是一種空想，既不現實，也不可能，甚至會帶來可怕的後果。我們應儘自己的努力，能改進一點，就做一點。我之前說過這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完美主義的世界觀是有問題的。
* * *
* 載《時代周報》2010年3月31日，第72期，發表時名為《高華：蔣介石是一杯平庸、世俗的卡布奇諾》。記者曾園。
答《亞洲周刊》：回看國共六十年*
問：近十年來，國史（黨史）研究的狀況如何？還有哪些限制？
高：有幾本重要的資料性著作出版，如《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建國後部分），也使用了較豐富的史料。張素華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是很重要的成果，資料很豐富。再比如楊奎松利用檔案資料對“鎮反”運動進行的實證研究，沈志華運用了中、蘇等方面的史料，對50—60年代中蘇、中朝關系所做的研究等。還有一些在海外出版的著作，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楊繼繩的《墓碑》等。其他的研究成果，印象不深，其中有一些是重複性的研究。
有關研究的“限制”問題：現在如果研究明代的城牆或鼻煙壺製作工藝，那是完全自由的，也會得到國家資助，這畢竟和現實沒有任何聯繫。
問：回看過往六十年，你覺得歷史的迷霧是否已經基本撥開？有哪些特別值得當下的中國人關注，去汲取教訓？
高：這要看怎麼理解。大的方面，都有研究者涉獵了，是否深入，還遠遠談不上。例如：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後，中央實行較為寬鬆的政策，2月至7月這半年就沒搞運動，這在毛時代是罕見的。8月，毛就在北戴河重提階級鬥爭，發起反擊。這半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已知的是，有劉少奇對“三自一包”的默許，有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有對大批“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平反，有對香港電影的進口等。現在我們還知道，在這半年中，一些省開黨代會，有的同志就在會上直接要求中央為彭德懷平反，我想這些省的黨代會的事對毛肯定會有影響，而過去我們的研究者就從來不注意這些問題。
再譬如，“革命”是我們在過去那個時代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句，革命實際上就是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回頭看六十年前那些人們，當年他們是以什麼的態度來接受或適應生活方式的變化的？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上海一些資本家痛哭流涕，有些人甚至向政府提議，將南京路改名為史達林大街，幸而上海市政府沒採納他們的意見，否則以後又要把路名改過來。這件事也說明，當年的革命是如此深入，逼得這些見多識廣的上海資本家實現了嘴巴革命化或超革命化了。
學歷史是否會汲取教訓，這是很難說的。我們讀史寫史，往往著眼於“鑒往知今”，但是人類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忘性大，事實上，我們人類很難從過去的錯誤中汲取教訓，所以還是余英時先生說的對，學史讀史有助於我們理解人性，或者說，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教訓中豐富人性，增長智慧，從而提升公民意識。
高華：20世紀國共雙方都有對自己歷史的敘述，都很重視建構歷史。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投注的熱情和精力更多，成效也較大，某些歷史論說的社會化程度非常高，似乎國人都能有了解，都知道甲乙丙丁，這是讓我感受比較深的；國民黨也有，但很粗糙。我們可以理解，雙方的敘述都基於對領袖的推崇和突出“合法性”，但建構歷史是20世紀的一個突出現象。你可以稱其是扭曲歷史，但很多的時候還是一種對歷史的遮蔽或突出一部分歷史。
時代周報：歷史書籍的出版熱和閱讀熱持續很長時間了，作為歷史學家如何看待大眾對歷史的熱情？
高華：讀者對於歷史通俗讀物的熱愛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起碼在這樣一個物質主義高漲的年代大家都還願意去讀歷史故事。我想這和我們中國人歷史情結有關，是長期歷史氛圍形成的。我記得有學者也提過，中國人在相當程度上把歷史當作宗教來看待，因為我們沒有一種西方宗教化的傳統。歷史給我們提供鑒往知今的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對於普通大眾而言，對歷史的感悟更多還是來自歷史故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
歷史學的研究者是用另外一種角度來讀史，當然我們也可以把歷史學看做純粹技藝性的東西，完全是與自己的生活狀態沒有關聯的。但是，作為生活在中國的歷史學家不可能完全離開這樣的背景，我們對一百多年甚至更為久遠的時間中的事件會有很多觸動，特別是以歷史研究為志業的人。當然我不反對把歷史研究作為一個謀生的職業，但歷史學家都會用自己的價值觀來看待歷史。
時代周報：你覺得自己幸福嗎？
高華：對什麼是“幸福”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家人和朋友的關心和支持，這讓我覺得很幸福。另外我們經歷過這樣的時代，能親眼看到1978年後的這種歷史轉折和變化。比起那些沒有看見這些的人，我覺得也是值得高興的。當然，我們生活的環境有許多的不公和不義，但我不企求一個早晨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因為“一攬子解決主義”是一種空想，既不現實，也不可能，甚至會帶來可怕的後果。我們應儘自己的努力，能改進一點，就做一點。我之前說過這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事，完美主義的世界觀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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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時代周報》2010年3月31日，第72期，發表時名為《高華：蔣介石是一杯平庸、世俗的卡布奇諾》。記者曾園。
答《亞洲周刊》：回看國共六十年*
問：近十年來，國史（黨史）研究的狀況如何？還有哪些限制？
高：有幾本重要的資料性著作出版，如《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建國後部分），也使用了較豐富的史料。張素華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是很重要的成果，資料很豐富。再比如楊奎松利用檔案資料對“鎮反”運動進行的實證研究，沈志華運用了中、蘇等方面的史料，對50—60年代中蘇、中朝關系所做的研究等。還有一些在海外出版的著作，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楊繼繩的《墓碑》等。其他的研究成果，印象不深，其中有一些是重複性的研究。
有關研究的“限制”問題：現在如果研究明代的城牆或鼻煙壺製作工藝，那是完全自由的，也會得到國家資助，這畢竟和現實沒有任何聯繫。
問：回看過往六十年，你覺得歷史的迷霧是否已經基本撥開？有哪些特別值得當下的中國人關注，去汲取教訓？
高：這要看怎麼理解。大的方面，都有研究者涉獵了，是否深入，還遠遠談不上。例如：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後，中央實行較為寬鬆的政策，2月至7月這半年就沒搞運動，這在毛時代是罕見的。8月，毛就在北戴河重提階級鬥爭，發起反擊。這半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已知的是，有劉少奇對“三自一包”的默許，有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對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有對大批“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平反，有對香港電影的進口等。現在我們還知道，在這半年中，一些省開黨代會，有的同志就在會上直接要求中央為彭德懷平反，我想這些省的黨代會的事對毛肯定會有影響，而過去我們的研究者就從來不注意這些問題。
再譬如，“革命”是我們在過去那個時代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句，革命實際上就是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回頭看六十年前那些人們，當年他們是以什麼的態度來接受或適應生活方式的變化的？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上海一些資本家痛哭流涕，有些人甚至向政府提議，將南京路改名為史達林大街，幸而上海市政府沒採納他們的意見，否則以後又要把路名改過來。這件事也說明，當年的革命是如此深入，逼得這些見多識廣的上海資本家實現了嘴巴革命化或超革命化了。
學歷史是否會汲取教訓，這是很難說的。我們讀史寫史，往往著眼於“鑒往知今”，但是人類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忘性大，事實上，我們人類很難從過去的錯誤中汲取教訓，所以還是余英時先生說的對，學史讀史有助於我們理解人性，或者說，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教訓中豐富人性，增長智慧，從而提升公民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