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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怎麼看1949年後兩岸走的不同道路？
高：回答這個問題，離不開19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的大背景，這一百多年的中國的基本主題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和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造。這兩大主題在20世紀有不同的回應方式，簡言之，一條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這是激進的、面向社會底層的社會改造路徑；另一條就是國民黨的“國民革命”，這是主要面向社會中間階層的漸進改造的路徑，其間的差異巨大，但兩者都是為了追求建立一個現代民族獨立國家，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國民黨敗逃台灣，在冷戰的大背景下，兩岸分別走上不同的道路。
大陸從最初的效法蘇聯，到走自己的路，順著戰爭年代的慣性，50年代在蘇聯的幫助下，開始宏偉的工業化過程，其間取得過重大成就（“一五”計劃順利完成），也經歷嚴重的挫敗（“大躍進”、“大饑荒”），更發展到以意識形態治國的極端（“文革”），到1979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中國改而奉行務實路線，才走上使國家強盛、人民安康的道路，經三十年的奮鬥和努力，雖然還存在著許多有待解決的發展中的問題，但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提高，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
台灣在1949年後被納入美國的體系，在兩蔣的領導下，長期與大陸武力對抗，與此同時，大力發展經濟，保持了政局的長期穩定，成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蔣經國接班後，開始大量提拔台籍精英，舒緩因“反攻大陸”失敗而造成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到晚年進行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推動台灣實現民主化轉型，而“台獨”思潮也藉機蔓延，逐漸擴大影響，形成左右政局的力量，對台海和平形成很大的威脅。
問：兩岸六十年當代史中，有哪些共同的經驗和教訓？
高：第一條感觸是，發展經濟，走務實路線，是使社會安定、國家強盛的不二法門。國共兩黨都曾經非常重視意識形態論述，希望以此整合社會意識，如此，站在歷史的角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僅靠那些，並不能真正解決國家強盛、人民安康的現實問題，關鍵的還是要大力發展經濟。蔣介石在這方面有值得肯定之處，他汲取大陸時代經濟崩潰導致國民黨失敗的教訓，去台後，非常重視經濟，經常親自主持開會，聽取匯報。他重用技術官僚，尊重專家的意見，如尹仲容、李國鼎、嚴家淦等。毛也想發展經濟，也曾親歷親為，1956年春聽取各部委匯報，做“十大關係”報告，但是他的思想多浪漫，又過於自信，1958年發動“大躍進”，聽不進不同意見，遭受嚴重挫敗，從此對經濟不感興趣，專搞政治不回頭，甚至發展到以意識形態治國，給國家民族帶來嚴重不幸。所幸鄧小平、胡耀邦在70年代末把國家的航向撥正，才有了這三十年的發展和成就，而鄧最寶貴的思想就是務實。
第二，兼顧貧富，合“市場”和“社會主義”之優勢。搞市場經濟，也要兼顧社會公平，從孫中山那兒就有這種思想，他稱為“均富”，所以孫中山也被稱為“社會主義者”。台灣在此方面有許多努力，如早期扶持中小企業，推行“九年義務教育”，以後的“全民健保”等等。大陸從社會主義的理想出發，過去一直強調社會“平等”，但是在高度集權、等級森嚴的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特別是在城鄉二元體制下，並沒有真正實現平等，廣大農民事實上被排斥於社會主義保障體系之外的。80年代後的改革打破“大鍋飯”，使經濟迅速發展，但是毛時代的許多社會福利也嚴重縮水，引致不少群眾產生平等缺失的強烈的社會感覺。現在國家已經重視這個問題，推出一系列紓困的民生措施，例如對中小學生免費教育，幫助西部窮困農民實施安居工程等等，如此就把“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優勢結合了起來。
第三，應走漸進民主之路。毛和蔣是一代人，他們用他們的方式回答了那個時代的主題。毛說的一句話很對：“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大陸在建國後前三十年，運動連綿，嚴刑峻法，中國歷史上的開國之初，大多如此，都要用一段時間，鞏固政權基礎。國民黨剛敗逃台灣，如驚弓之鳥，故有50年代國民黨在台灣的白色恐怖，到60年代後，才有所緩和。在大陸，只是這一段鞏固政權的時間太長了，在和平的環境下，人民所付出的犧牲太大了，馬上得天下，也是馬上治天下，把敵人的範圍不斷擴大化，1979年後開始調整，與民休息，整個社會才從革命年代的急風暴雨中走出來了。
問：在歷史的巨流河裡，你怎麼看兩岸未來的走向？
高：兩岸應互相學習，殊途同歸，只要是中國人，思維和處世方式就離不開中國文化的背景，為政者安邦治國，最高的境界還是要“為萬世開太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使中國走上長治久安的道路。
從兩岸六十年的經驗看，發揮“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優勢，促進法治、民主，實踐“以人為本”，就可以培育一個健康的、正常的社會的發展，到那時，水到渠成，就可達成國家的統一，如此，中國走出“歷史的三峽”（唐德剛語），實現全面的民族復興，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高：回答這個問題，離不開19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的大背景，這一百多年的中國的基本主題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和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造。這兩大主題在20世紀有不同的回應方式，簡言之，一條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這是激進的、面向社會底層的社會改造路徑；另一條就是國民黨的“國民革命”，這是主要面向社會中間階層的漸進改造的路徑，其間的差異巨大，但兩者都是為了追求建立一個現代民族獨立國家，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國民黨敗逃台灣，在冷戰的大背景下，兩岸分別走上不同的道路。
大陸從最初的效法蘇聯，到走自己的路，順著戰爭年代的慣性，50年代在蘇聯的幫助下，開始宏偉的工業化過程，其間取得過重大成就（“一五”計劃順利完成），也經歷嚴重的挫敗（“大躍進”、“大饑荒”），更發展到以意識形態治國的極端（“文革”），到1979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中國改而奉行務實路線，才走上使國家強盛、人民安康的道路，經三十年的奮鬥和努力，雖然還存在著許多有待解決的發展中的問題，但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提高，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
台灣在1949年後被納入美國的體系，在兩蔣的領導下，長期與大陸武力對抗，與此同時，大力發展經濟，保持了政局的長期穩定，成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蔣經國接班後，開始大量提拔台籍精英，舒緩因“反攻大陸”失敗而造成的執政合法性危機，到晚年進行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推動台灣實現民主化轉型，而“台獨”思潮也藉機蔓延，逐漸擴大影響，形成左右政局的力量，對台海和平形成很大的威脅。
問：兩岸六十年當代史中，有哪些共同的經驗和教訓？
高：第一條感觸是，發展經濟，走務實路線，是使社會安定、國家強盛的不二法門。國共兩黨都曾經非常重視意識形態論述，希望以此整合社會意識，如此，站在歷史的角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僅靠那些，並不能真正解決國家強盛、人民安康的現實問題，關鍵的還是要大力發展經濟。蔣介石在這方面有值得肯定之處，他汲取大陸時代經濟崩潰導致國民黨失敗的教訓，去台後，非常重視經濟，經常親自主持開會，聽取匯報。他重用技術官僚，尊重專家的意見，如尹仲容、李國鼎、嚴家淦等。毛也想發展經濟，也曾親歷親為，1956年春聽取各部委匯報，做“十大關係”報告，但是他的思想多浪漫，又過於自信，1958年發動“大躍進”，聽不進不同意見，遭受嚴重挫敗，從此對經濟不感興趣，專搞政治不回頭，甚至發展到以意識形態治國，給國家民族帶來嚴重不幸。所幸鄧小平、胡耀邦在70年代末把國家的航向撥正，才有了這三十年的發展和成就，而鄧最寶貴的思想就是務實。
第二，兼顧貧富，合“市場”和“社會主義”之優勢。搞市場經濟，也要兼顧社會公平，從孫中山那兒就有這種思想，他稱為“均富”，所以孫中山也被稱為“社會主義者”。台灣在此方面有許多努力，如早期扶持中小企業，推行“九年義務教育”，以後的“全民健保”等等。大陸從社會主義的理想出發，過去一直強調社會“平等”，但是在高度集權、等級森嚴的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特別是在城鄉二元體制下，並沒有真正實現平等，廣大農民事實上被排斥於社會主義保障體系之外的。80年代後的改革打破“大鍋飯”，使經濟迅速發展，但是毛時代的許多社會福利也嚴重縮水，引致不少群眾產生平等缺失的強烈的社會感覺。現在國家已經重視這個問題，推出一系列紓困的民生措施，例如對中小學生免費教育，幫助西部窮困農民實施安居工程等等，如此就把“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優勢結合了起來。
第三，應走漸進民主之路。毛和蔣是一代人，他們用他們的方式回答了那個時代的主題。毛說的一句話很對：“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大陸在建國後前三十年，運動連綿，嚴刑峻法，中國歷史上的開國之初，大多如此，都要用一段時間，鞏固政權基礎。國民黨剛敗逃台灣，如驚弓之鳥，故有50年代國民黨在台灣的白色恐怖，到60年代後，才有所緩和。在大陸，只是這一段鞏固政權的時間太長了，在和平的環境下，人民所付出的犧牲太大了，馬上得天下，也是馬上治天下，把敵人的範圍不斷擴大化，1979年後開始調整，與民休息，整個社會才從革命年代的急風暴雨中走出來了。
問：在歷史的巨流河裡，你怎麼看兩岸未來的走向？
高：兩岸應互相學習，殊途同歸，只要是中國人，思維和處世方式就離不開中國文化的背景，為政者安邦治國，最高的境界還是要“為萬世開太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使中國走上長治久安的道路。
從兩岸六十年的經驗看，發揮“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優勢，促進法治、民主，實踐“以人為本”，就可以培育一個健康的、正常的社會的發展，到那時，水到渠成，就可達成國家的統一，如此，中國走出“歷史的三峽”（唐德剛語），實現全面的民族復興，是完全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