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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那個年代只有文科和理科的選擇，從毛澤東時代走出來的人都感覺文科的危險，我不是不願意去學理科，可是我在“四人幫”時代只讀過兩年初中，而且學校天天搞運動，幾乎沒正經教過學，高考時，我沒去考數學，我的數學成績是零分，但我的文科分數很高。數學是零分怎麼去考理科呢？當時中學的數學叫做“工業基礎”和“農業基礎”，沒有今天這樣的數學的概念，而我們進歷史系的時候專業也沒有像今天分得那樣細。我選擇歷史學是因為我自己對中國近代史更有興趣，更為具體的細分是在研究生階段。當時僅僅是出於自己的愛好，沒有系統地想過這些。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整個社會可謂是“冰河解凍”，社會開始甦醒，也充滿了很多希望。雖然有很多限制，主要來講那還是一個甦醒和開放的年代。對於物質沒有太多看重，人們互相傳誦的是《人民日報》當天又刊登了什麼文章。放在今天可能很難理解。
時代周報：根據我以前讀文史哲書籍的經驗來看，有一些學者以占有資料為榮。我看《革命年代》時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你在寫作中非常熱心地向同行推薦新材料，我記得你提到蘇聯解禁史料、地方檔案與台灣資料。
高華：我不太了解你說的情況，所以也不好評論。每個人研究的方法和心態也只有了解以後才能去評價，不過這也不是很特別的例子。過去有你說的這種現象，但更多的史學工作者在接觸到了比較有意義的史料，還是願意與同行進行分享或將新書告訴大眾。歷史學是非常強調實證的學問，很看重材料，有的朋友可能會在掌握這些資料後，覺得這些材料對於自己是非常有用的，於是就會有你所說的那種現象。
時代周報：你也是以這樣一種平和的心態去看待歷史？
高華：我們並不能超越當時的歷史角度去分析歷史。或許當年也有別的選擇或是更好的選擇，但在兩者之間很難把握。我們不可以用今天的觀點來要求1949年以前的選擇。雖然在1949年可能會有其他的選擇，而那些選擇為什麼最終又沒能被選擇，你可以去研究。
時代周報：你很留意一些大敘事中不被提到的人物，比如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女性。而且你所談到的共產女權主義問題也會涉及很多問題。
高華：我曾經在香港科技大學講林彪、葉群，之後又用了30分鐘聊到了王光美等一系列人。去年7月份在香港召開的一次會議“新中國的建國60年”就遇到一位美國華裔女教授，她提交的報告基本上是根據《中國婦女》畫報來作的。她指著一張幻燈片上的兩位婦女向大家提問：這是誰（指鄧穎超和蔡暢）呢？她自答：這是中國的“國母”。在發言時，我很客氣地告訴她，“國母”之說只能代表你的看法，據我所知在國內很少有人這樣稱呼她們。從研究角度來看，更多稱她們為“女革命家”、“婦女活動的組織者”，這兩位是高度政治化，也是非常革命化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姐”，但並不是她說的女性主義者。
漢學家愛羅賓漢式的共產主義
時代周報：與你的工作類似，有許多西方漢學家也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比如說麥克法夸爾、史景遷等人，你對這些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外國學者有什麼樣的評價？
高華：總的來說，他們以局外者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從他們所處的地方和環境來談論中國歷史，尤其當代史，要方便很多。另外，他們非常容易通過西方的資料、大陸的資料以及台灣方面的資料來研究中國當代史。大陸方面有時候出於國際統戰的需要，會給予他們方便去查閱資料。另外西方學者一般都有比較嚴謹的研究態度，他們成長於美國二戰以後從麥卡錫的反共主義時期到甘迺迪的緩和階段，再到中美關係的解凍，不可否認他們的研究有自己的價值傾向，這很自然。同時，在歷史上，還有相當一些美國學者有一種“左翼迷戀症”，他們把對蘇俄共產主義的嚮往轉而投射到了中國的毛澤東身上，這是一個傳統，而中國革命的傳統確實又非常讓人著迷，無論革命的意志主義、浪漫主義都是如此。
有一次我到太行山，從山上一眼望去，都是那些巨大的溝壑。抗戰期間很多北平、天津等地的青年帶著理想從這裡深入底層，去動員群眾，進行某種社會的改良，這是很不簡單的。以後的土改是另外一回事，起碼抗戰中的“減租減息”，還是要給予很高的評價的。
這種理想主義，超越了物質主義的思想追求，把國外的一些左派和自由派都“醉倒”了，我不能說這僅是一種迷戀，而是一種“醉”。他們一邊喝著卡布奇諾，一邊欣賞東方的農民革命，你無法指責他們，為什麼不可以呢？
可以設想一下，譬如我現在一邊喝著卡布奇諾，並不妨礙同時在欣賞尼泊爾的無產階級革命，你不用置身於那個環境中嘛。沙龍里的左派享受著資本主義民主制帶來的自由和安全，又革命，又前衛，當然，他們中間最激近的分子也可能不滿足於在沙龍高談闊論，他們會去陝北，去南美玻利維亞格瓦拉的叢林營地。所以冷戰時期很多美國學者能夠同情、理解毛澤東，而對蔣介石沒有興趣。很多外國人看國民黨是怎麼看都不順眼，對不對？蔣介石一點都不吸引人，有毛澤東的巨大個人魅力嗎？他們對於蔣介石太熟悉了，同時也厭倦了，相比之下，他們對於中國羅賓漢式的共產主義就非常歡迎，於是情不自禁就“醉”了。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整個社會可謂是“冰河解凍”，社會開始甦醒，也充滿了很多希望。雖然有很多限制，主要來講那還是一個甦醒和開放的年代。對於物質沒有太多看重，人們互相傳誦的是《人民日報》當天又刊登了什麼文章。放在今天可能很難理解。
時代周報：根據我以前讀文史哲書籍的經驗來看，有一些學者以占有資料為榮。我看《革命年代》時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你在寫作中非常熱心地向同行推薦新材料，我記得你提到蘇聯解禁史料、地方檔案與台灣資料。
高華：我不太了解你說的情況，所以也不好評論。每個人研究的方法和心態也只有了解以後才能去評價，不過這也不是很特別的例子。過去有你說的這種現象，但更多的史學工作者在接觸到了比較有意義的史料，還是願意與同行進行分享或將新書告訴大眾。歷史學是非常強調實證的學問，很看重材料，有的朋友可能會在掌握這些資料後，覺得這些材料對於自己是非常有用的，於是就會有你所說的那種現象。
時代周報：你也是以這樣一種平和的心態去看待歷史？
高華：我們並不能超越當時的歷史角度去分析歷史。或許當年也有別的選擇或是更好的選擇，但在兩者之間很難把握。我們不可以用今天的觀點來要求1949年以前的選擇。雖然在1949年可能會有其他的選擇，而那些選擇為什麼最終又沒能被選擇，你可以去研究。
時代周報：你很留意一些大敘事中不被提到的人物，比如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女性。而且你所談到的共產女權主義問題也會涉及很多問題。
高華：我曾經在香港科技大學講林彪、葉群，之後又用了30分鐘聊到了王光美等一系列人。去年7月份在香港召開的一次會議“新中國的建國60年”就遇到一位美國華裔女教授，她提交的報告基本上是根據《中國婦女》畫報來作的。她指著一張幻燈片上的兩位婦女向大家提問：這是誰（指鄧穎超和蔡暢）呢？她自答：這是中國的“國母”。在發言時，我很客氣地告訴她，“國母”之說只能代表你的看法，據我所知在國內很少有人這樣稱呼她們。從研究角度來看，更多稱她們為“女革命家”、“婦女活動的組織者”，這兩位是高度政治化，也是非常革命化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姐”，但並不是她說的女性主義者。
漢學家愛羅賓漢式的共產主義
時代周報：與你的工作類似，有許多西方漢學家也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比如說麥克法夸爾、史景遷等人，你對這些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外國學者有什麼樣的評價？
高華：總的來說，他們以局外者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從他們所處的地方和環境來談論中國歷史，尤其當代史，要方便很多。另外，他們非常容易通過西方的資料、大陸的資料以及台灣方面的資料來研究中國當代史。大陸方面有時候出於國際統戰的需要，會給予他們方便去查閱資料。另外西方學者一般都有比較嚴謹的研究態度，他們成長於美國二戰以後從麥卡錫的反共主義時期到甘迺迪的緩和階段，再到中美關係的解凍，不可否認他們的研究有自己的價值傾向，這很自然。同時，在歷史上，還有相當一些美國學者有一種“左翼迷戀症”，他們把對蘇俄共產主義的嚮往轉而投射到了中國的毛澤東身上，這是一個傳統，而中國革命的傳統確實又非常讓人著迷，無論革命的意志主義、浪漫主義都是如此。
有一次我到太行山，從山上一眼望去，都是那些巨大的溝壑。抗戰期間很多北平、天津等地的青年帶著理想從這裡深入底層，去動員群眾，進行某種社會的改良，這是很不簡單的。以後的土改是另外一回事，起碼抗戰中的“減租減息”，還是要給予很高的評價的。
這種理想主義，超越了物質主義的思想追求，把國外的一些左派和自由派都“醉倒”了，我不能說這僅是一種迷戀，而是一種“醉”。他們一邊喝著卡布奇諾，一邊欣賞東方的農民革命，你無法指責他們，為什麼不可以呢？
可以設想一下，譬如我現在一邊喝著卡布奇諾，並不妨礙同時在欣賞尼泊爾的無產階級革命，你不用置身於那個環境中嘛。沙龍里的左派享受著資本主義民主制帶來的自由和安全，又革命，又前衛，當然，他們中間最激近的分子也可能不滿足於在沙龍高談闊論，他們會去陝北，去南美玻利維亞格瓦拉的叢林營地。所以冷戰時期很多美國學者能夠同情、理解毛澤東，而對蔣介石沒有興趣。很多外國人看國民黨是怎麼看都不順眼，對不對？蔣介石一點都不吸引人，有毛澤東的巨大個人魅力嗎？他們對於蔣介石太熟悉了，同時也厭倦了，相比之下，他們對於中國羅賓漢式的共產主義就非常歡迎，於是情不自禁就“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