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頁
答《時代周報》：歷史研究作為志業
答《亞洲周刊》：回看國共六十年
答學生：“王實味敘事”是如何形成的？
王實味的表達和體制化力量的反應，建構起現代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和集體主義體制緊張性關係的經典敘述。
王表達的中心議題就是左翼知識分子以黨的道德化的理想批評現實中的反道德化現象。具體而言，就是在平均主義的結構中表現出對“特權”問題和“權力異化”問題的焦慮和敏感。
共產革命是以追求建立一個“平等的新社會”為號召的，為此專門設計了“供給制”，中國革命中的軍事共產主義供給制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具有神性意味的共產生活方式，產生出巨大的動員功用和精神感召的凝聚能力。它告訴革命者，天下的無產階級是一家，作為一種新文明，它的基本特徵就是對“金錢物質”的排拒，革命者不要“金錢物質”，但作為一個革命黨，它又需要“金錢物質”，這是革命的“最高律令”。
但是這其間存在著悖論：現實中存在的等級差序是從思想轉化為制度的必要建構，但在另一方面，又衝擊共產革命的核心價值“公平”。過去，這兩者的關係是“只可意會不可言說”，到了王實味，他把這模糊地帶截然分開，並用明確的語言表達出來，從而衝擊了革命的“意義”系統，這使得王終於被“軋出”。
王實味事件是“規訓和懲戒”模式的初步形成和操練，從此思想改造和組織處理依據這些規則開始運行：
1.以階級出身為標尺判別思想純化，階級立場問題的突出強調；
2.觀點和方法問題的派生；
3.在對“反革命分子”鬥爭和處理時，對越過底線者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王實味成為第一個被冤枉者。
王實味事件的又一後果是促成了左翼知識分子的新身份認同：左翼知識分子是無可爭議的革命者；可是他們又帶有舊階級的烙印，是需要永遠改造的群體。
他們中的多數人接受了自己的這種新身份，並從中獲得了滿足和快樂。[1]
延安時期對王實味的批判是公開進行的，《解放日報》上曾刊有大量的批判文章，溫濟澤的《鬥爭日記》就是最先在該報發表的。
國民黨在1943—1945年出版了王的《野百合花》小冊子，但沒有引起大的社會反響，蓋因1943年後大後方的高級知識分子開始向左轉，對王實味事件沒興趣，認為是國民黨反共造謠。
有趣的是，建國後1949—1957年開展的各類思想批判鬥爭一般也不提“王實味”，以至於建國後王的夫人劉瑩一直在等王回家。為什麼會這樣？主要是面對新解放地區的各界人民，需要有一個“光明敘述”，王實味因而被塵封。就像建國後至“文革”初的十七年間，事實上存在的黨內“路線鬥爭”卻被遮蔽，直到“文革”，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公眾才知中共黨內有“兩條路線鬥爭”。
王實味浮出水面，和國內形勢有密切關聯。1958年，毛寫了《再批判》的按語，把王定為“右派”的祖宗，也是因為1957年的“右派”言論對毛的刺激，使其產生脈絡意識，所以在反右的組織處理階段，毛把王實味、丁玲等人二十多年前的舊文翻出來，所謂“新帳老帳一起算”。在“文革”初期對“三十年代文藝”和“黑線文藝”批判時再次提及王實味。1977年，公布了毛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毛提到王是國民黨的“探子”，但是反對將其處死，這就把王實味和王事件完全公開化了，劉瑩也就是在這時候才知道其夫王實味已死的確切消息。所有這些有關王實味信息的傳播，都是在體制主導下進行的。
80年代，王實味第一次成為知識分子熱烈討論的話題，和當時的社會“反思”浪潮相激盪。1988年問世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一文，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他助手的相關文章，以及溫濟澤的不斷呼籲、王凡西的證明文章，促成1991年平反王實味冤案。其後凌雲的文章、楊尚昆的回憶錄都提到王和王冤案，王既是政治話題，又是公共話題，在這過程中，《黃河》雜誌上一篇《王實味：前“文革”時代的祭品》使王成為民間討論的公共話題。到了90年代初王平反後，王實味的文存也正式出版了。
80年代後，王實味的思想主題得到延伸，韋君宜、李慎之、何家棟、戴煌等以不同形式延續和深化著王的主題，網絡興起後，圍繞這些主題一直有持續討論。
未來一旦張力消失，王實味事件一定會完全進入歷史，唯王留下的人格上的意義，將是長久存在的。
2004年11月2日
* * *
[1] 參見徐光耀的回憶，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10期；沈容：《東北坡記事》，載《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
答《時代周報》：歷史研究作為志業*
數學零分的歷史學家
時代周報：你求學時為什麼選擇了歷史學，為什麼會選擇近代史？
高華：從那個年代來看，我不是抱著功利的心態去選擇專業。在1978年讀大學的學生更多是從自己的價值觀、愛好選擇的。而那些從功利角度選擇讀書的人太理解權力的重要。但我們不要去批評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
答《亞洲周刊》：回看國共六十年
答學生：“王實味敘事”是如何形成的？
王實味的表達和體制化力量的反應，建構起現代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和集體主義體制緊張性關係的經典敘述。
王表達的中心議題就是左翼知識分子以黨的道德化的理想批評現實中的反道德化現象。具體而言，就是在平均主義的結構中表現出對“特權”問題和“權力異化”問題的焦慮和敏感。
共產革命是以追求建立一個“平等的新社會”為號召的，為此專門設計了“供給制”，中國革命中的軍事共產主義供給制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具有神性意味的共產生活方式，產生出巨大的動員功用和精神感召的凝聚能力。它告訴革命者，天下的無產階級是一家，作為一種新文明，它的基本特徵就是對“金錢物質”的排拒，革命者不要“金錢物質”，但作為一個革命黨，它又需要“金錢物質”，這是革命的“最高律令”。
但是這其間存在著悖論：現實中存在的等級差序是從思想轉化為制度的必要建構，但在另一方面，又衝擊共產革命的核心價值“公平”。過去，這兩者的關係是“只可意會不可言說”，到了王實味，他把這模糊地帶截然分開，並用明確的語言表達出來，從而衝擊了革命的“意義”系統，這使得王終於被“軋出”。
王實味事件是“規訓和懲戒”模式的初步形成和操練，從此思想改造和組織處理依據這些規則開始運行：
1.以階級出身為標尺判別思想純化，階級立場問題的突出強調；
2.觀點和方法問題的派生；
3.在對“反革命分子”鬥爭和處理時，對越過底線者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王實味成為第一個被冤枉者。
王實味事件的又一後果是促成了左翼知識分子的新身份認同：左翼知識分子是無可爭議的革命者；可是他們又帶有舊階級的烙印，是需要永遠改造的群體。
他們中的多數人接受了自己的這種新身份，並從中獲得了滿足和快樂。[1]
延安時期對王實味的批判是公開進行的，《解放日報》上曾刊有大量的批判文章，溫濟澤的《鬥爭日記》就是最先在該報發表的。
國民黨在1943—1945年出版了王的《野百合花》小冊子，但沒有引起大的社會反響，蓋因1943年後大後方的高級知識分子開始向左轉，對王實味事件沒興趣，認為是國民黨反共造謠。
有趣的是，建國後1949—1957年開展的各類思想批判鬥爭一般也不提“王實味”，以至於建國後王的夫人劉瑩一直在等王回家。為什麼會這樣？主要是面對新解放地區的各界人民，需要有一個“光明敘述”，王實味因而被塵封。就像建國後至“文革”初的十七年間，事實上存在的黨內“路線鬥爭”卻被遮蔽，直到“文革”，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公眾才知中共黨內有“兩條路線鬥爭”。
王實味浮出水面，和國內形勢有密切關聯。1958年，毛寫了《再批判》的按語，把王定為“右派”的祖宗，也是因為1957年的“右派”言論對毛的刺激，使其產生脈絡意識，所以在反右的組織處理階段，毛把王實味、丁玲等人二十多年前的舊文翻出來，所謂“新帳老帳一起算”。在“文革”初期對“三十年代文藝”和“黑線文藝”批判時再次提及王實味。1977年，公布了毛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毛提到王是國民黨的“探子”，但是反對將其處死，這就把王實味和王事件完全公開化了，劉瑩也就是在這時候才知道其夫王實味已死的確切消息。所有這些有關王實味信息的傳播，都是在體制主導下進行的。
80年代，王實味第一次成為知識分子熱烈討論的話題，和當時的社會“反思”浪潮相激盪。1988年問世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一文，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他助手的相關文章，以及溫濟澤的不斷呼籲、王凡西的證明文章，促成1991年平反王實味冤案。其後凌雲的文章、楊尚昆的回憶錄都提到王和王冤案，王既是政治話題，又是公共話題，在這過程中，《黃河》雜誌上一篇《王實味：前“文革”時代的祭品》使王成為民間討論的公共話題。到了90年代初王平反後，王實味的文存也正式出版了。
80年代後，王實味的思想主題得到延伸，韋君宜、李慎之、何家棟、戴煌等以不同形式延續和深化著王的主題，網絡興起後，圍繞這些主題一直有持續討論。
未來一旦張力消失，王實味事件一定會完全進入歷史，唯王留下的人格上的意義，將是長久存在的。
2004年11月2日
* * *
[1] 參見徐光耀的回憶，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10期；沈容：《東北坡記事》，載《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
答《時代周報》：歷史研究作為志業*
數學零分的歷史學家
時代周報：你求學時為什麼選擇了歷史學，為什麼會選擇近代史？
高華：從那個年代來看，我不是抱著功利的心態去選擇專業。在1978年讀大學的學生更多是從自己的價值觀、愛好選擇的。而那些從功利角度選擇讀書的人太理解權力的重要。但我們不要去批評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