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頁
史華慈的政治史研究強調了三個關鍵要素的關係：（1）意識（人都有思想），（2）處境，（3）行動。政治史就是討論這三者的關係。上述三點是政治史三要素，優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華慈是思想史與政治史的融匯。這是他傑出的地方。史華慈提出了德性統治這個大問題。恐怖統治背後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稱“德性統治”？複雜的東西怎麼能用那麼簡單的詞來概括？這個問題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學在20世紀初年興起，在社會科學各方面滲透，關心心理、精神對重大事件的影響，但不要將其絕對化。它有一定可解釋性，但不應過分泛化。
討論張鳴的《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2006年12月25日）
張鳴是近來大家關注的學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隨筆，他所說的東西都有深厚的學術支援。他的書寫乃率性而為，他完全了解中國最基本的情況。他關心晚清以來的歷史。張鳴與黃宗智、杜贊奇有區別：（1）他最先研究義和團，研究底層民眾；（2）他深入下去調查湖南、貴州、廣西的基層社會；（3）他的草根性很重。
20世紀後國家權力下移，國共和地方派都重視農村，農村結構大大改變，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國後國家權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於國家工業化，農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中國用農產品向蘇聯換武器。為此建立了城鄉二元體制，農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達三十多年，今天國家對農村有支援，特別是從2007年開始免除農村中小學學費。
控制是為了動員，張鳴講了鄉村近代以來社會變遷的過程。張鳴有些哀婉，對鄉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傷，蕭功秦寫過《冀豫日記》，也有這種感傷，但不及張鳴強烈，蕭功秦認為鄉紳文化的破壞導致現在山西農村的衰敗，源頭在於50年代的暴力土改。謝泳寫過20年代閻錫山在山西開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雖然短小，但很不錯，他很重視發掘民間史料。
張靜也是研究農村問題的著名女學者，讀張靜的書與張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寫過《階級政治和單位政治》，非常學理化。傑出的學者，兩種敘述模式都能輕鬆駕馭，首先應知道規範，但任何理論都有其局限性，千萬別成了理論拜物教。
歷史的書寫是高度自由，歷史是：（1）過去發生的事實，（2）史學家對過去歷史的重建。讓我們去感知、認識。史學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檔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會的眾生態，比如日記、隨筆很重要，日記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吳宓日記》。歷史書寫當然有主觀性，所以歷史學非科學，觀察角度不同則呈現出不同的東西。
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學術規範，鄧正來主編的《中國社會輯刊》最早提出學術規範的問題，背景在於80年代中國史學的復甦，但有些凌亂，許多人在空疏談論，沒有規範。90年代學人的頭腦冷下來了，回到學術中去。1959—1980年不強調學術規範，只是為偉大領袖的著述做註解。1956年，由於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新建設》開始講規範，當時歷史類重頭文章刊在《歷史研究》、《光明日報》和《新建設》上。
談湯森的《中國政治》的幾個重要觀點（2006年12月30日）
湯森認為：
1.中國傳統對預測這個國家的未來有重要作用；
2.歷史和歷史學家在中國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為過去和現在的歷史有關聯，只有從歷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過去的區別的意義。為什麼外面的觀察總是錯？就是因為不了解這個時代從歷史中繼承下來的智慧，而在這領域內的政治學家卻相對較少。
3.革命的基本特點是什麼？反體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鄧的改革不是革命。
4.中國革命是否衰落的一個標誌，是看軍隊在中國政治過程中的作用之強弱。他認為政治鬥爭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義者或野心家毫不猶豫地突破遊戲“規則”，使用軍隊。
5.分析中國政治的幾種模式：
（1）集權主義模式。他在這裡說的是50年代美國西海岸學者的範式，裡面有些論述不完全錯，書中把“極權主義”翻譯成“集權主義”是不對的。極權主義是指希特勒等人的暴政，不能通過審核，只能將其譯為“集權主義”。
湯森認為該模式有四個基本特徵：一個官方意識形態，一個單一的大眾政黨，一個獨斷領導，控制論傳媒，對經濟的控制。
（2）“發展中國家模式”。有一個動員系統和新列寧主義的大眾政黨，實行激進的或集權主義的一黨體制；
（3）中國模式。
他提出中國現行體制的起源有四：
（1）中國政治傳統；
（2）革命的背景；
（3）蘇聯共產主義（這是研究中共必須考察的）；
（4）中國在1949年前的歷史（更應該看1949年以前國共互動的歷史，要搞清脈絡，這是歷史的延續性）。
湯森的書有其重要價值，比較客觀。所羅門寫過《文化革命與新政治文化》，已經翻譯出來，但沒有通過審核。白魯恂和所羅門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施拉姆對毛澤東有同情。麥克法夸爾則不同，他寫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但中國沒有出版。
討論張鳴的《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2006年12月25日）
張鳴是近來大家關注的學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隨筆，他所說的東西都有深厚的學術支援。他的書寫乃率性而為，他完全了解中國最基本的情況。他關心晚清以來的歷史。張鳴與黃宗智、杜贊奇有區別：（1）他最先研究義和團，研究底層民眾；（2）他深入下去調查湖南、貴州、廣西的基層社會；（3）他的草根性很重。
20世紀後國家權力下移，國共和地方派都重視農村，農村結構大大改變，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國後國家權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於國家工業化，農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中國用農產品向蘇聯換武器。為此建立了城鄉二元體制，農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達三十多年，今天國家對農村有支援，特別是從2007年開始免除農村中小學學費。
控制是為了動員，張鳴講了鄉村近代以來社會變遷的過程。張鳴有些哀婉，對鄉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傷，蕭功秦寫過《冀豫日記》，也有這種感傷，但不及張鳴強烈，蕭功秦認為鄉紳文化的破壞導致現在山西農村的衰敗，源頭在於50年代的暴力土改。謝泳寫過20年代閻錫山在山西開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雖然短小，但很不錯，他很重視發掘民間史料。
張靜也是研究農村問題的著名女學者，讀張靜的書與張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寫過《階級政治和單位政治》，非常學理化。傑出的學者，兩種敘述模式都能輕鬆駕馭，首先應知道規範，但任何理論都有其局限性，千萬別成了理論拜物教。
歷史的書寫是高度自由，歷史是：（1）過去發生的事實，（2）史學家對過去歷史的重建。讓我們去感知、認識。史學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檔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會的眾生態，比如日記、隨筆很重要，日記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吳宓日記》。歷史書寫當然有主觀性，所以歷史學非科學，觀察角度不同則呈現出不同的東西。
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學術規範，鄧正來主編的《中國社會輯刊》最早提出學術規範的問題，背景在於80年代中國史學的復甦，但有些凌亂，許多人在空疏談論，沒有規範。90年代學人的頭腦冷下來了，回到學術中去。1959—1980年不強調學術規範，只是為偉大領袖的著述做註解。1956年，由於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新建設》開始講規範，當時歷史類重頭文章刊在《歷史研究》、《光明日報》和《新建設》上。
談湯森的《中國政治》的幾個重要觀點（2006年12月30日）
湯森認為：
1.中國傳統對預測這個國家的未來有重要作用；
2.歷史和歷史學家在中國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為過去和現在的歷史有關聯，只有從歷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過去的區別的意義。為什麼外面的觀察總是錯？就是因為不了解這個時代從歷史中繼承下來的智慧，而在這領域內的政治學家卻相對較少。
3.革命的基本特點是什麼？反體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鄧的改革不是革命。
4.中國革命是否衰落的一個標誌，是看軍隊在中國政治過程中的作用之強弱。他認為政治鬥爭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義者或野心家毫不猶豫地突破遊戲“規則”，使用軍隊。
5.分析中國政治的幾種模式：
（1）集權主義模式。他在這裡說的是50年代美國西海岸學者的範式，裡面有些論述不完全錯，書中把“極權主義”翻譯成“集權主義”是不對的。極權主義是指希特勒等人的暴政，不能通過審核，只能將其譯為“集權主義”。
湯森認為該模式有四個基本特徵：一個官方意識形態，一個單一的大眾政黨，一個獨斷領導，控制論傳媒，對經濟的控制。
（2）“發展中國家模式”。有一個動員系統和新列寧主義的大眾政黨，實行激進的或集權主義的一黨體制；
（3）中國模式。
他提出中國現行體制的起源有四：
（1）中國政治傳統；
（2）革命的背景；
（3）蘇聯共產主義（這是研究中共必須考察的）；
（4）中國在1949年前的歷史（更應該看1949年以前國共互動的歷史，要搞清脈絡，這是歷史的延續性）。
湯森的書有其重要價值，比較客觀。所羅門寫過《文化革命與新政治文化》，已經翻譯出來，但沒有通過審核。白魯恂和所羅門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施拉姆對毛澤東有同情。麥克法夸爾則不同，他寫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但中國沒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