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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亞光寫過《國共鬥爭親歷記》，此書基本真實，有重要史料價值，在香港可以買到。80年代作者回國內，受到楊尚昆、鄧穎超的熱情接待。他長期當國民黨特務組織圖書室主任（瞻園為中統最初工作處），護送中統材料去重慶，後來又護送材料去台北，但不對大陸學者開放。他還編過徐恩曾寫的回憶資料《我和共黨鬥爭的經歷》，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及美國都有。似乎上海圖書館也有。該書一直沒有出版，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有一本。
戴笠為了凝聚團體的人心，制定了軍統局局歌。30年代蘇聯每個行業都有歌，除了“格伯烏”外。從國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統做了兩件好事：（1）在孤島領導鋤奸（不是所有軍閥都是漢奸，比如吳佩孚、段祺瑞嚴守民族大義，不做日本人的漢奸）；（2）收集、判別日軍情報，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國要對蘇聯進攻的消息，提前告知了美國。
英美特工組織的界限清楚（除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組織不能干預民間，界限模糊的情況主要在後起國家。應該有一個界限化的過程。史達林完全界限不清，毛澤東在革命時代也嘗試明晰界限：（1）軍隊不能受康生系統的干涉，（2）對黨內人士不能採取特工活動。這是毛澤東吸取蘇聯教訓，界線化和區隔是很重要的。
談史華慈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2006年12月11日）
史華慈寫過《尋求富強》，也寫過《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他關心中國，還寫時評。史華慈最初想做猶太教傳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點，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釋出新意，說明他的敏銳。他的史料來自中國、日本。但是，他對中共相當意識形態化的史料照單全收，因為他同情中共運動。日本的史料相對客觀。日本對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華慈不用國民黨的材料，他不相信國民黨的史料。其實應該作具體分析，不應該帶有偏見。
他也引用李昂的《紅色舞台》一書，此書可能南京大學民國史中心有，二十多年前我看過。書的內容反映大革命時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況，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華，寫有《大革命的回憶》，後離開中共，被中共視為托派，40年代被胡宗南殺了，具體情況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
史華慈該書首次使用“毛主義”的概念。毛澤東主義最早由中統提出，其實1935年國民黨中統就提過“毛澤東主義”，稱中共革命是披著馬列外衣的“流寇”進行的“農民造反運動”（見《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中共打下了中國後，史華慈在該書首用“毛主義”的概念，這個詞才被注意了，也流傳開來了。
毛主義在不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我們看是否馬列的，標準是：有沒有階級鬥爭，有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對私有制的看法（消滅私有制）。從以上標準看，毛澤東的思想基本在馬列主義的範圍內。毛澤東從來說自己是馬列主義者，即使在“文革”時，也是如此。當然毛也吸取了馬列之外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傳統思想。
史華慈這本書成書於冷戰的開始，當時西方普遍認為中共乃蘇聯“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澤東是史達林的代理人。而史華慈則看到中蘇的差異，他認為毛澤東是另一個狄托，乃是“異教徒”。這顯示出了史華慈的遠見。此書有一部分隨著時間過去而過去，現在人們更關心的是中蘇的相似性、毛澤東和史達林的相同性問題（這是90年代開始新的研究動向）。現在看，中蘇的相同性遠超出差異性。
史華慈不知道富田事變的性質，照單全收了毛澤東1936年與斯諾的談話，且史華慈認為AB團是存在的。他認為他的基本觀點大致成立。我們現在的世界有不確定性，史華慈乃優雅的知識分子，他怎麼可能理解20世紀複雜的共產主義運動？有的東西不是檔案就能反映的。斯諾在60年代到中國，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國並不是真實的中國情況。他寫了《大洋彼岸》一書，有許多不實之處。
史華慈的這本書主要談四個問題，中心是中共運動的內部關係：（1）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蘇聯的關係；（2）馬列主義與中國的馬列主義思想的關係；（3）思想起了什麼作用（共產主義背後的思想背景）。本書後附的是他的《德性統治》一文，就是談共產主義運動背後的思想。史華慈針對恐怖政治背後的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談了他的看法。他對“文革”有深入剖析。史華慈有兩點論：既不完全是權力鬥爭，也不完全是思想鬥爭。他的看法有道理。共產主義運動不完全是意識形態追求，也不是沒有思想的權力追求。意識形態與革命運動的關係是大問題，實際上既有意識形態，也有權力和政治運作問題。
史華慈對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認識，不那麼自負，這是很了不起的。還有就是史華慈知性的追求，他無固定的方法論。我一再說，不是學了方法論就能成為歷史學家的。關鍵在於要有關切和預設。“可能是這樣”即預設，也可稱之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礎，已經有了大概看法即預設，預設會不斷修正的。史華慈還有跨文化研究的優勢，他對蘇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國20世紀政治的母本是蘇聯。他有相當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濃厚的人文色彩。歷史乃研究人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如果沒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萬要注意對人的關切，人非常複雜，有不確定性。歷史學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蘊。
戴笠為了凝聚團體的人心，制定了軍統局局歌。30年代蘇聯每個行業都有歌，除了“格伯烏”外。從國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統做了兩件好事：（1）在孤島領導鋤奸（不是所有軍閥都是漢奸，比如吳佩孚、段祺瑞嚴守民族大義，不做日本人的漢奸）；（2）收集、判別日軍情報，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國要對蘇聯進攻的消息，提前告知了美國。
英美特工組織的界限清楚（除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組織不能干預民間，界限模糊的情況主要在後起國家。應該有一個界限化的過程。史達林完全界限不清，毛澤東在革命時代也嘗試明晰界限：（1）軍隊不能受康生系統的干涉，（2）對黨內人士不能採取特工活動。這是毛澤東吸取蘇聯教訓，界線化和區隔是很重要的。
談史華慈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2006年12月11日）
史華慈寫過《尋求富強》，也寫過《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他關心中國，還寫時評。史華慈最初想做猶太教傳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點，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釋出新意，說明他的敏銳。他的史料來自中國、日本。但是，他對中共相當意識形態化的史料照單全收，因為他同情中共運動。日本的史料相對客觀。日本對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華慈不用國民黨的材料，他不相信國民黨的史料。其實應該作具體分析，不應該帶有偏見。
他也引用李昂的《紅色舞台》一書，此書可能南京大學民國史中心有，二十多年前我看過。書的內容反映大革命時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況，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華，寫有《大革命的回憶》，後離開中共，被中共視為托派，40年代被胡宗南殺了，具體情況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
史華慈該書首次使用“毛主義”的概念。毛澤東主義最早由中統提出，其實1935年國民黨中統就提過“毛澤東主義”，稱中共革命是披著馬列外衣的“流寇”進行的“農民造反運動”（見《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中共打下了中國後，史華慈在該書首用“毛主義”的概念，這個詞才被注意了，也流傳開來了。
毛主義在不在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內？我們看是否馬列的，標準是：有沒有階級鬥爭，有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對私有制的看法（消滅私有制）。從以上標準看，毛澤東的思想基本在馬列主義的範圍內。毛澤東從來說自己是馬列主義者，即使在“文革”時，也是如此。當然毛也吸取了馬列之外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傳統思想。
史華慈這本書成書於冷戰的開始，當時西方普遍認為中共乃蘇聯“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澤東是史達林的代理人。而史華慈則看到中蘇的差異，他認為毛澤東是另一個狄托，乃是“異教徒”。這顯示出了史華慈的遠見。此書有一部分隨著時間過去而過去，現在人們更關心的是中蘇的相似性、毛澤東和史達林的相同性問題（這是90年代開始新的研究動向）。現在看，中蘇的相同性遠超出差異性。
史華慈不知道富田事變的性質，照單全收了毛澤東1936年與斯諾的談話，且史華慈認為AB團是存在的。他認為他的基本觀點大致成立。我們現在的世界有不確定性，史華慈乃優雅的知識分子，他怎麼可能理解20世紀複雜的共產主義運動？有的東西不是檔案就能反映的。斯諾在60年代到中國，受到了高規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國並不是真實的中國情況。他寫了《大洋彼岸》一書，有許多不實之處。
史華慈的這本書主要談四個問題，中心是中共運動的內部關係：（1）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蘇聯的關係；（2）馬列主義與中國的馬列主義思想的關係；（3）思想起了什麼作用（共產主義背後的思想背景）。本書後附的是他的《德性統治》一文，就是談共產主義運動背後的思想。史華慈針對恐怖政治背後的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談了他的看法。他對“文革”有深入剖析。史華慈有兩點論：既不完全是權力鬥爭，也不完全是思想鬥爭。他的看法有道理。共產主義運動不完全是意識形態追求，也不是沒有思想的權力追求。意識形態與革命運動的關係是大問題，實際上既有意識形態，也有權力和政治運作問題。
史華慈對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認識，不那麼自負，這是很了不起的。還有就是史華慈知性的追求，他無固定的方法論。我一再說，不是學了方法論就能成為歷史學家的。關鍵在於要有關切和預設。“可能是這樣”即預設，也可稱之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礎，已經有了大概看法即預設，預設會不斷修正的。史華慈還有跨文化研究的優勢，他對蘇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國20世紀政治的母本是蘇聯。他有相當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濃厚的人文色彩。歷史乃研究人與社會、環境的關係。如果沒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萬要注意對人的關切，人非常複雜，有不確定性。歷史學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