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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一詞由孫科提出，此前稱警察。廣州現代化從20年代開始。公安和警察有區別，警察乃強力符號，公安則比它更寬泛，有社會管理協調能力。
蘇區的社會管理模式
（1）中共軍事先行。領導根據地的力量以軍隊為主導，有軍隊才有地方蘇維埃。
（2）中共與國民黨的區別在於動員民眾參加革命，所以建立各種群眾組織，由基層黨來承擔公安的功能，以群眾路線為導向，蘇聯革命不是這樣。
1931年7月中華蘇維埃政權成立後，開始建制，成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此前由一方面軍中的政治部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由毛澤東統領。保衛局的成立，標誌著將蘇聯鬥爭管理模式移入中國，其任務是肅清內部反革命，包括軍隊、社會底層、幹部，它是公開的機關，是一個強勢的部門。
到延安後，改為陝甘寧保安處，再成立中央社會部（主管特工業務，對敵，反特）。三頭並進：中央社會部、地方社會部、軍隊社會部（鋤奸部）。根據地還有公安局。
1949年在此基礎上建公安部，1949年後主要功能既對內，也對外，協助政府處理民事問題（“馬錫五調解法”）。此組織的來源為：（1）本土革命經驗、（2）30年代蘇聯模式的引入，兩者融合，難解難分。也有中共自己的特色，毛強調保衛部門必須在黨委的絕對領導下，康生系統不能進入軍隊系統。
1949年後，公安部有段時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後來由毛澤東管，只是名義上隸屬於國務院。軍隊和警察這兩把刀由毛澤東控制，“文革”後期華國鋒負責公安部，此前還有羅瑞卿、謝富治，他們都是毛澤東非常信賴的人。
“文革”前有公安軍，是現在武警的前身。“文革”前公安軍人數在二十萬以上，負責保衛邊防線和內衛等。今天的邊防線，和平地帶由武警負責，敏感危險地帶由解放軍負責。公安部有邊防總局，管理邊防武警（80年代修地方史時有“公安志”，“公安志”查閱有限制）。
談魏斐德的《間諜王》（2006年12月4日）
《間諜王》一書的序是劉東所寫，寫得不錯，提煉出了魏斐德此書的主旨。特工在中國歷史上有，在世界上也有，在中華革命黨時期沒有這種組織，大革命時期也沒有。中共為了保護自己而先於國民黨有這種組織。1926年，周恩來派陳賡、顧順章、李士群等去蘇聯遠東學習“格伯烏”方面的東西，此時國共尚未徹底決裂，說明周恩來高瞻遠矚、未雨綢繆，蘇聯在這方面的經驗非常豐富。
國民黨1927年後才開始建此組織，蔣中正面對的問題很複雜：（1）中共造反，南方農村廣泛開展土地革命，對國民黨有威脅，中共背後有蘇聯支持；（2）蔣中正以正統自居，要建立以他為中心的現代國家，各地軍閥成為阻礙；（3）1927年後，日本侵占中國的野心暴露，干涉蔣中正的北伐，蔣中正要面對這個問題；（4）國民黨派系太多，這是歷史留下來的問題，蔣中正要針對黨內離異力量。總之，他要實現他本人及國民黨對中國的廣泛控制，這是他建立這類組織的根本目的。
這個組織在1949年前的發展靠戴笠、徐恩曾等。1949年後，有人認為如果戴笠活著，蔣中正不會那麼快失敗。國民黨在台灣的特工掌控者為蔣經國，他是特工系統的核心負責人。白色恐怖與他有密切關係，他同時又是台灣現代化推手。在蘇聯則是安德羅波夫，同時他還是蘇聯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也是主張蘇聯入侵阿富汗和捷克的強硬派分子。
在中共那裡，特工組織的思想動力是馬克思主義，為無產階級的解放等等，意識形態的解釋特別重要。
在國民黨那裡則是蔣式愛國主義，特別在外族入侵時，愛國主義可以超越黨派，金錢是次要的。而且國民黨特工組織營造大家庭氣氛，家長是戴笠，領袖是蔣中正。此組織是不流動的，所謂“生為領袖人，死為領袖鬼”，有自己特殊的倫理。1949年去台灣後，每年4月1日是國民黨紀念戴笠的日子。在這個組織中子承父業。在台灣的兩蔣時代，國民黨強化了意識形態敘述，“領袖、主義、國家”三位一體是他們的精神力量。
中統、軍統是國民黨的兩個特務組織，蔣中正成立調查統計局，這個詞兒，有意思，表面上看就是搞調查研究，比較能迷惑人。1943年後，中共也全面對國內的社會組織、社會名流進行調查統計。
30年代中統用的口號是“中華民族復興”（“新生活運動”），活動範圍在知識界。1936年“中華文化本位宣言”的發起者中不少是中統外圍組織的成員，他們比較認同國民黨的政策。中統的活動集中於知識圈，不干髒活，很文雅，髒活由軍統來干。許多知識分子被中統的溫情拉下水。中統頭目是陳立夫、徐恩曾。中統也有雜誌，邀學者文人寫稿。陳立夫名聲沒有戴笠那麼壞。陳立夫乃反共高手，他手下有大特務張沖，在上海打擊中共很兇，但又支持國共合作。《現代史料》是中統特務雜誌，乃中共變節人員主辦，寫的東西有真有假。30年代是國民黨特務的黃金時代。
中統、軍統重視利用中共變節人員。1931年後對中共的方式發生變化，從一味屠殺到動員自首。“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認為自己是合法政府，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國民黨若再殺中共人員會受到國人的指責。他們認為中共是受了蘇俄的影響，是可以“迷途知返”的，於是國民黨對中共採取自首政策，只要認同三民主義，就可以不殺，送進反省院，不勞動，寫寫“三民主義”讀後感。中國女革命家殺身成仁的多，而男性自首的多。寫讀書報告的一部分人乃是應付國民黨而不出賣組織，只有少數人做了國民黨的鷹犬。寫了認同三民主義的讀書報告但不出賣組織的人，還可以留在黨內，出賣了組織的人則是叛徒。對不自首、情節不是特別嚴重的則送去軍人監獄，如陶鑄。對堅決不自首的則殺，這是為了打擊中共的士氣，如瞿秋白，因為他是一個時期的中共負責人。向忠發誠心向國民黨自首，但蔣中正還是殺了他。
蘇區的社會管理模式
（1）中共軍事先行。領導根據地的力量以軍隊為主導，有軍隊才有地方蘇維埃。
（2）中共與國民黨的區別在於動員民眾參加革命，所以建立各種群眾組織，由基層黨來承擔公安的功能，以群眾路線為導向，蘇聯革命不是這樣。
1931年7月中華蘇維埃政權成立後，開始建制，成立了國家政治保衛局。此前由一方面軍中的政治部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由毛澤東統領。保衛局的成立，標誌著將蘇聯鬥爭管理模式移入中國，其任務是肅清內部反革命，包括軍隊、社會底層、幹部，它是公開的機關，是一個強勢的部門。
到延安後，改為陝甘寧保安處，再成立中央社會部（主管特工業務，對敵，反特）。三頭並進：中央社會部、地方社會部、軍隊社會部（鋤奸部）。根據地還有公安局。
1949年在此基礎上建公安部，1949年後主要功能既對內，也對外，協助政府處理民事問題（“馬錫五調解法”）。此組織的來源為：（1）本土革命經驗、（2）30年代蘇聯模式的引入，兩者融合，難解難分。也有中共自己的特色，毛強調保衛部門必須在黨委的絕對領導下，康生系統不能進入軍隊系統。
1949年後，公安部有段時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後來由毛澤東管，只是名義上隸屬於國務院。軍隊和警察這兩把刀由毛澤東控制，“文革”後期華國鋒負責公安部，此前還有羅瑞卿、謝富治，他們都是毛澤東非常信賴的人。
“文革”前有公安軍，是現在武警的前身。“文革”前公安軍人數在二十萬以上，負責保衛邊防線和內衛等。今天的邊防線，和平地帶由武警負責，敏感危險地帶由解放軍負責。公安部有邊防總局，管理邊防武警（80年代修地方史時有“公安志”，“公安志”查閱有限制）。
談魏斐德的《間諜王》（2006年12月4日）
《間諜王》一書的序是劉東所寫，寫得不錯，提煉出了魏斐德此書的主旨。特工在中國歷史上有，在世界上也有，在中華革命黨時期沒有這種組織，大革命時期也沒有。中共為了保護自己而先於國民黨有這種組織。1926年，周恩來派陳賡、顧順章、李士群等去蘇聯遠東學習“格伯烏”方面的東西，此時國共尚未徹底決裂，說明周恩來高瞻遠矚、未雨綢繆，蘇聯在這方面的經驗非常豐富。
國民黨1927年後才開始建此組織，蔣中正面對的問題很複雜：（1）中共造反，南方農村廣泛開展土地革命，對國民黨有威脅，中共背後有蘇聯支持；（2）蔣中正以正統自居，要建立以他為中心的現代國家，各地軍閥成為阻礙；（3）1927年後，日本侵占中國的野心暴露，干涉蔣中正的北伐，蔣中正要面對這個問題；（4）國民黨派系太多，這是歷史留下來的問題，蔣中正要針對黨內離異力量。總之，他要實現他本人及國民黨對中國的廣泛控制，這是他建立這類組織的根本目的。
這個組織在1949年前的發展靠戴笠、徐恩曾等。1949年後，有人認為如果戴笠活著，蔣中正不會那麼快失敗。國民黨在台灣的特工掌控者為蔣經國，他是特工系統的核心負責人。白色恐怖與他有密切關係，他同時又是台灣現代化推手。在蘇聯則是安德羅波夫，同時他還是蘇聯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也是主張蘇聯入侵阿富汗和捷克的強硬派分子。
在中共那裡，特工組織的思想動力是馬克思主義，為無產階級的解放等等，意識形態的解釋特別重要。
在國民黨那裡則是蔣式愛國主義，特別在外族入侵時，愛國主義可以超越黨派，金錢是次要的。而且國民黨特工組織營造大家庭氣氛，家長是戴笠，領袖是蔣中正。此組織是不流動的，所謂“生為領袖人，死為領袖鬼”，有自己特殊的倫理。1949年去台灣後，每年4月1日是國民黨紀念戴笠的日子。在這個組織中子承父業。在台灣的兩蔣時代，國民黨強化了意識形態敘述，“領袖、主義、國家”三位一體是他們的精神力量。
中統、軍統是國民黨的兩個特務組織，蔣中正成立調查統計局，這個詞兒，有意思，表面上看就是搞調查研究，比較能迷惑人。1943年後，中共也全面對國內的社會組織、社會名流進行調查統計。
30年代中統用的口號是“中華民族復興”（“新生活運動”），活動範圍在知識界。1936年“中華文化本位宣言”的發起者中不少是中統外圍組織的成員，他們比較認同國民黨的政策。中統的活動集中於知識圈，不干髒活，很文雅，髒活由軍統來干。許多知識分子被中統的溫情拉下水。中統頭目是陳立夫、徐恩曾。中統也有雜誌，邀學者文人寫稿。陳立夫名聲沒有戴笠那麼壞。陳立夫乃反共高手，他手下有大特務張沖，在上海打擊中共很兇，但又支持國共合作。《現代史料》是中統特務雜誌，乃中共變節人員主辦，寫的東西有真有假。30年代是國民黨特務的黃金時代。
中統、軍統重視利用中共變節人員。1931年後對中共的方式發生變化，從一味屠殺到動員自首。“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認為自己是合法政府，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國民黨若再殺中共人員會受到國人的指責。他們認為中共是受了蘇俄的影響，是可以“迷途知返”的，於是國民黨對中共採取自首政策，只要認同三民主義，就可以不殺，送進反省院，不勞動，寫寫“三民主義”讀後感。中國女革命家殺身成仁的多，而男性自首的多。寫讀書報告的一部分人乃是應付國民黨而不出賣組織，只有少數人做了國民黨的鷹犬。寫了認同三民主義的讀書報告但不出賣組織的人，還可以留在黨內，出賣了組織的人則是叛徒。對不自首、情節不是特別嚴重的則送去軍人監獄，如陶鑄。對堅決不自首的則殺，這是為了打擊中共的士氣，如瞿秋白，因為他是一個時期的中共負責人。向忠發誠心向國民黨自首，但蔣中正還是殺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