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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澤東的獨創（總學委、“文革小組”等），現在還沒有文章專門來談這個問題。
列寧主義黨可以領導軍隊。博古二十幾歲領導軍隊，得到李德和周恩來的輔助。博古在黨內有權威，博古會斷，周恩來謀多，周會綜合各個人的觀點，取中庸的方法。
中共跳出歷代農民起義造反的傳統，就在於有“黨”的組織。毛澤東一身兼黨、軍兩職。
地方首長兼軍區政委。60年代初後，社會潮流尚軍，以軍為榮。
建國後周恩來掌政務院，政務院有黨組幹事會，周恩來是黨組書記，政務院各部都聽周的，包括公安部在內。按不成文規則，公安部應歸一號人物控制，所以毛澤東對周主管公安部很生氣。1953年毛澤東作出重大改革，公安部的一切直接送給毛，抄送周。
丞相是外朝，權力太大時皇帝就要依靠內朝了。研究近代史必須了解一些古代史。
中央書記處是黨最重要的機構，而非國務院。中共中央書記處管意識形態和幹部的任免和升遷。劉少奇組織政治局會議，落實在書記處。周恩來的國務院是業務部門，要聽書記處的。彭真在1956—1966年的權力很大。
黨管業務，這也是學蘇聯。1956—1966年北京市委有大學部、工交部等。政府每個機構都由黨委管。
組織與制度（經過一個階段就要重新調整）：（1）因事設置。（2）因人設置（只是給你一個位置），張聞天為政治局委員，但他在東北時受政治局委員高崗的節制。
許倬雲的結論：（1）制度由人來建，制度中有人。（2）組織也會老化、渙散。組織內部會因各種變量轉變而產生張力，要借力轉力，開創新局面。笨人狂妄、自私，誤用張力走向失敗。
對唐德剛其書的看法
唐德剛的研究方法基本是傳統的，也就是不太運用西洋框架，而是根據若干史料，以中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是非觀、價值觀（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已融入一些西洋自由民主的元素），結合他個人的感悟，發表看法。由於唐德剛生於戰亂的20世紀中國，又長期居住美國，在美期間曾為顧維鈞、李宗仁、張學良等民國要人撰寫回憶錄，和胡適也有較多的接觸，故對歷史幃幕後的政治、社會等各種複雜因素有具體的體察，加之他和台灣知識界、政界的一些人物有密切的聯繫，二十多年來又經常遊走於海峽兩岸，故而對歷史的看法有比較開闊的視野，同時滲透他個人強烈的主觀感受。
一般而言，他在史實陳述方面著墨不是很多，重點在議論，而這就是他作品的精彩之處。他的文筆非常流暢，但也有一些戲謔之氣。唐德剛不能算是學院派，一是他的作品嚴謹性欠缺，二是他沒進入美國主流漢學界，只是在一般大學教書。儘管如此，我以為他仍可稱為傑出的史學家，雖然唐的考據功夫不強，有些作品在具體時間、地點、數字上有錯誤。
余英時、許倬雲、杜維明、張灝、林毓生等肯定是學院派，唐不是，但他在大陸和港台的讀者一定比前幾位多。唐自有其地位，學院派中有些食洋不化的年輕後生難望其項背，這就是他具有史學家最重要的特點：史識，即洞察歷史的眼光。唐德剛的強項不在史料。例如：他總結毛的三十年，能一字點破天機，就用一個詞就概括之：專政。這起碼是1949—1979年社會治理的最重要的特徵。為什麼他沒用“追求理想的三十年”？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因為在他看來，那不是這三十年最重要的特徵。而“專政”是一個客觀詞，任你怎麼想都可以，留了一個空間給讀者。另有一點我也很欣賞，唐是“民眾本位論”者，這點也不是很多史學研究者能做到的，許多史學研究者是“國家、民族、領袖三位一體論者”。唐的作品不少，我以為唐的代表作有三本：《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以及他談新中國前三十年的著作。
談魏斐德的作品（2006年11月20日）
魏有《歷史與意志》、《洪業》、《中國特工》、《上海警察》等著作。魏斐德是“上海學”最早的推手和代表性學者。地方史研究是現在的熱點，上海影響太大，對上海歷史的研究成為國際漢學界的趨向。我剛從德國回來，發現德國《德意志報》每天都有上海的新聞。通過研究地方而回答大問題，不能拘泥於一個地方，不能“一村一理論”，沒有那麼多理論。魏斐德不提上海理論，一切從實際出發，在他書中沒有“上海理論”。史家可運用一些當時的文學性作品作為研究資料，比如對上海的研究，就可以看《良友畫報》、30年代左翼文化作品（左翼的吶喊）。30年代上海乃全國出版中心，各種出版物很多。
魏斐德《上海警察》是名著，看這本書要注意控制、權力、人性、國家、社會的意識等，學歷史到最後要融會貫通。中國現在的警察制度是向日本學習的，民國警察部門級別不高，這值得思考。國民黨對社會控制不強，但1949—1980年台灣控制就嚴了。
我去維也納開會，發現維也納街上沒有警察，有人認為像共產主義社會，這個城市犯罪率很低。第二大城市薩爾茨堡也沒有警察。魏斐德說1927—1937年上海警察是有組織的犯罪，香港警察70年代之前一直如此，這在第三世界是普遍的情況，可能是必經之路。現在警察除了維持治安的功能，還有服務大眾的功能。台灣的警察社會管理能力較強，也是兼顧社會治理和服務公眾的功能。我去派出所辦暫住登記，一警官馬上上來請座，還送上一杯水，牆上的標語寫著“做人民的褓姆”。大陸的警察也在轉型，現在已增加了服務功能。
列寧主義黨可以領導軍隊。博古二十幾歲領導軍隊，得到李德和周恩來的輔助。博古在黨內有權威，博古會斷，周恩來謀多，周會綜合各個人的觀點，取中庸的方法。
中共跳出歷代農民起義造反的傳統，就在於有“黨”的組織。毛澤東一身兼黨、軍兩職。
地方首長兼軍區政委。60年代初後，社會潮流尚軍，以軍為榮。
建國後周恩來掌政務院，政務院有黨組幹事會，周恩來是黨組書記，政務院各部都聽周的，包括公安部在內。按不成文規則，公安部應歸一號人物控制，所以毛澤東對周主管公安部很生氣。1953年毛澤東作出重大改革，公安部的一切直接送給毛，抄送周。
丞相是外朝，權力太大時皇帝就要依靠內朝了。研究近代史必須了解一些古代史。
中央書記處是黨最重要的機構，而非國務院。中共中央書記處管意識形態和幹部的任免和升遷。劉少奇組織政治局會議，落實在書記處。周恩來的國務院是業務部門，要聽書記處的。彭真在1956—1966年的權力很大。
黨管業務，這也是學蘇聯。1956—1966年北京市委有大學部、工交部等。政府每個機構都由黨委管。
組織與制度（經過一個階段就要重新調整）：（1）因事設置。（2）因人設置（只是給你一個位置），張聞天為政治局委員，但他在東北時受政治局委員高崗的節制。
許倬雲的結論：（1）制度由人來建，制度中有人。（2）組織也會老化、渙散。組織內部會因各種變量轉變而產生張力，要借力轉力，開創新局面。笨人狂妄、自私，誤用張力走向失敗。
對唐德剛其書的看法
唐德剛的研究方法基本是傳統的，也就是不太運用西洋框架，而是根據若干史料，以中國人和中國知識分子的是非觀、價值觀（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已融入一些西洋自由民主的元素），結合他個人的感悟，發表看法。由於唐德剛生於戰亂的20世紀中國，又長期居住美國，在美期間曾為顧維鈞、李宗仁、張學良等民國要人撰寫回憶錄，和胡適也有較多的接觸，故對歷史幃幕後的政治、社會等各種複雜因素有具體的體察，加之他和台灣知識界、政界的一些人物有密切的聯繫，二十多年來又經常遊走於海峽兩岸，故而對歷史的看法有比較開闊的視野，同時滲透他個人強烈的主觀感受。
一般而言，他在史實陳述方面著墨不是很多，重點在議論，而這就是他作品的精彩之處。他的文筆非常流暢，但也有一些戲謔之氣。唐德剛不能算是學院派，一是他的作品嚴謹性欠缺，二是他沒進入美國主流漢學界，只是在一般大學教書。儘管如此，我以為他仍可稱為傑出的史學家，雖然唐的考據功夫不強，有些作品在具體時間、地點、數字上有錯誤。
余英時、許倬雲、杜維明、張灝、林毓生等肯定是學院派，唐不是，但他在大陸和港台的讀者一定比前幾位多。唐自有其地位，學院派中有些食洋不化的年輕後生難望其項背，這就是他具有史學家最重要的特點：史識，即洞察歷史的眼光。唐德剛的強項不在史料。例如：他總結毛的三十年，能一字點破天機，就用一個詞就概括之：專政。這起碼是1949—1979年社會治理的最重要的特徵。為什麼他沒用“追求理想的三十年”？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因為在他看來，那不是這三十年最重要的特徵。而“專政”是一個客觀詞，任你怎麼想都可以，留了一個空間給讀者。另有一點我也很欣賞，唐是“民眾本位論”者，這點也不是很多史學研究者能做到的，許多史學研究者是“國家、民族、領袖三位一體論者”。唐的作品不少，我以為唐的代表作有三本：《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以及他談新中國前三十年的著作。
談魏斐德的作品（2006年11月20日）
魏有《歷史與意志》、《洪業》、《中國特工》、《上海警察》等著作。魏斐德是“上海學”最早的推手和代表性學者。地方史研究是現在的熱點，上海影響太大，對上海歷史的研究成為國際漢學界的趨向。我剛從德國回來，發現德國《德意志報》每天都有上海的新聞。通過研究地方而回答大問題，不能拘泥於一個地方，不能“一村一理論”，沒有那麼多理論。魏斐德不提上海理論，一切從實際出發，在他書中沒有“上海理論”。史家可運用一些當時的文學性作品作為研究資料，比如對上海的研究，就可以看《良友畫報》、30年代左翼文化作品（左翼的吶喊）。30年代上海乃全國出版中心，各種出版物很多。
魏斐德《上海警察》是名著，看這本書要注意控制、權力、人性、國家、社會的意識等，學歷史到最後要融會貫通。中國現在的警察制度是向日本學習的，民國警察部門級別不高，這值得思考。國民黨對社會控制不強，但1949—1980年台灣控制就嚴了。
我去維也納開會，發現維也納街上沒有警察，有人認為像共產主義社會，這個城市犯罪率很低。第二大城市薩爾茨堡也沒有警察。魏斐德說1927—1937年上海警察是有組織的犯罪，香港警察70年代之前一直如此，這在第三世界是普遍的情況，可能是必經之路。現在警察除了維持治安的功能，還有服務大眾的功能。台灣的警察社會管理能力較強，也是兼顧社會治理和服務公眾的功能。我去派出所辦暫住登記，一警官馬上上來請座，還送上一杯水，牆上的標語寫著“做人民的褓姆”。大陸的警察也在轉型，現在已增加了服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