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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外蒙古問題上對史達林有批評。1924年中蘇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可見北洋政府是有原則的，中國領土在北洋政府時期至少在法理上是完整的，失去領土是以後的事。
1949年後中國制度架構一半來自蘇聯。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蘇聯發來唁電稱毛澤東為“同志”。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到極點，但雙方還是互稱同志，這是很矛盾的。（歷史應該清晰地去描繪，但這很難，很多事錯綜複雜。）
1979年後北京大學出現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專業（後轉型為國際政治專業），很多學科隨時代而變遷。由於各方的檔案不開放，研究處於瀕死的狀態。1985年前中蘇關係也不好，看不到蘇聯的材料。90年代情況變了，蘇聯解體，檔案開放了。但普京上台後要重振蘇聯時代的大國雄風，檔案又不開放了。鄒讜強調外部因素對中共的影響是正確的。他有生之年雖然沒有看到蘇聯解密後的材料，但他的論斷很準確。
日本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近代化向日本學習，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紀末中國開始向日本派大量留學生。社會主義思潮向中國的傳播也是通過日本。日本侵華破壞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對此國民黨提得很多。鄒讜強調偶然事件對歷史的重大影響，這也是對的。他認為日本的入侵救了紅軍。紅軍會師陝北不算長征的勝利，對於前景大家心裡都沒有底。情況很危急，共產國際來了指示，要求建立統一戰線，毛打出抗日旗號，這樣才名正言順。到1936年下半年，情況大為好轉，又發生了“雙十二”事變，國民黨軍停止“剿共”，紅軍才算勝利。日本對國民黨、共產黨正反兩面的作用太大。蔣中正將精銳的部隊全部用在淞滬一戰，70萬人損失殆盡。而毛澤東則是繞到敵人後方去，發動群眾。毛蔣的思維不同。蔣中正認為自己是大國元首，要有責任和義務。
鄒讜的缺點在於他對知識分子和中國革命的關係體會不深，他的人文感覺稍有欠缺，這是一個不小的缺陷。國民革命、共產革命和知識分子有重大關係。參加革命的是兩類人：知識分子和農民。毛澤東稱是共產黨的農民打敗了國民黨的知識分子。為什麼知識分子打不過農民？因為國民黨將領的拼勁不大。（看書要看他的優點，但也要看其不足。）
鄒讜對延安時期的敘述有偏差。他認為，在毛澤東、劉少奇領導下，溫和理性的黨內鬥爭模式建立起來了：（1）鬥爭大會開得少；（2）失敗者不被處死。如果說理性是對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鄒讜的這個觀點能夠成立，但“溫和”肯定不能成立。鄒讜說鬥爭大會開得少是錯的。在延安時期鬥爭大會是很常見的。研究“鬥爭大會”是個很好的博士論文題目，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啟發。鬥爭大會的模式在江西時期開始建立，在延安時期經常開。鄒讜說失敗者不被處死是對的，但問題是這種模式也不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1921年後黨內鬥爭失敗者都不會被殺死。蘇聯有這個殺死失敗者的情況。毛澤東吸取了江西時期的經驗，他主政後，一般不處死黨內鬥爭失敗者，但會長期監禁他們。
關於美國對中國的影響
（1）精神、思想上的影響。三民主義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國價值觀，林肯的東西影響力更大。
（2）在文化、教育、宗教方面，培養了一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學習短而快，回來幹革命、做生意。中國沒有產生“留日派”，但有“留蘇派”、“留美派”，留美生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尤以自然科學為重。1949年後有從美國回來的知識分子，從事軍工業。而台灣一直受美國影響。
（3）美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干預中國政治，但與日本、俄國是不一樣的。日本從甲午戰爭至1945年一直干預中國的政治（比如支持孫中山，幫助康梁，支持制約蔣介石的力量，北洋時代政府更迭的背後都有日本的影子）。美國為階段性的干預。1927年後國民政府有親美色彩。美國的干預主要在抗戰後，特別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後。在1941年後支持國民黨民主派，對蔣介石獨裁進行制約。美國既支持蔣，又對蔣的專制有抵制。美對國共關係也強力干預。1949年美國對台灣有巨大影響，美國從戰略出發必須支持蔣介石。1949年後美國在大陸的影響被全面掃蕩。美國的影響只存在於表面，在制度架構上沒有在中國留下任何東西。今天台灣制度架構中已融入了美國因素，比美國更自由，是一人一票選最高領導人。
鄒讜的貢獻在於分析了19世紀中國革命發生的原因和後遺症的問題。19世紀西方進入後，中國社會崩解（軍事、政治、精神上全面崩解），導致了要求重組社會的新力量出現，北洋是新舊捆綁的過渡性政權。國共乃重組社會的重大力量。
20世紀重組社會的方式
新社會力量要重建國家，方式乃是社會革命。國共社會革命綱領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要求。（十分弔詭，大家在享受著北洋的自由，但又要打倒它。）
（1）追求國家獨立、領土完整。蘇聯無民族概念、無地域概念。（馬克思：工人無祖國，祖國乃地主資產階級國家。）國民黨罵他們，因為國民黨有民族主義色彩。
1949年後中國制度架構一半來自蘇聯。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蘇聯發來唁電稱毛澤東為“同志”。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到極點，但雙方還是互稱同志，這是很矛盾的。（歷史應該清晰地去描繪，但這很難，很多事錯綜複雜。）
1979年後北京大學出現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專業（後轉型為國際政治專業），很多學科隨時代而變遷。由於各方的檔案不開放，研究處於瀕死的狀態。1985年前中蘇關係也不好，看不到蘇聯的材料。90年代情況變了，蘇聯解體，檔案開放了。但普京上台後要重振蘇聯時代的大國雄風，檔案又不開放了。鄒讜強調外部因素對中共的影響是正確的。他有生之年雖然沒有看到蘇聯解密後的材料，但他的論斷很準確。
日本對中國的影響
中國近代化向日本學習，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紀末中國開始向日本派大量留學生。社會主義思潮向中國的傳播也是通過日本。日本侵華破壞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對此國民黨提得很多。鄒讜強調偶然事件對歷史的重大影響，這也是對的。他認為日本的入侵救了紅軍。紅軍會師陝北不算長征的勝利，對於前景大家心裡都沒有底。情況很危急，共產國際來了指示，要求建立統一戰線，毛打出抗日旗號，這樣才名正言順。到1936年下半年，情況大為好轉，又發生了“雙十二”事變，國民黨軍停止“剿共”，紅軍才算勝利。日本對國民黨、共產黨正反兩面的作用太大。蔣中正將精銳的部隊全部用在淞滬一戰，70萬人損失殆盡。而毛澤東則是繞到敵人後方去，發動群眾。毛蔣的思維不同。蔣中正認為自己是大國元首，要有責任和義務。
鄒讜的缺點在於他對知識分子和中國革命的關係體會不深，他的人文感覺稍有欠缺，這是一個不小的缺陷。國民革命、共產革命和知識分子有重大關係。參加革命的是兩類人：知識分子和農民。毛澤東稱是共產黨的農民打敗了國民黨的知識分子。為什麼知識分子打不過農民？因為國民黨將領的拼勁不大。（看書要看他的優點，但也要看其不足。）
鄒讜對延安時期的敘述有偏差。他認為，在毛澤東、劉少奇領導下，溫和理性的黨內鬥爭模式建立起來了：（1）鬥爭大會開得少；（2）失敗者不被處死。如果說理性是對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鄒讜的這個觀點能夠成立，但“溫和”肯定不能成立。鄒讜說鬥爭大會開得少是錯的。在延安時期鬥爭大會是很常見的。研究“鬥爭大會”是個很好的博士論文題目，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啟發。鬥爭大會的模式在江西時期開始建立，在延安時期經常開。鄒讜說失敗者不被處死是對的，但問題是這種模式也不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1921年後黨內鬥爭失敗者都不會被殺死。蘇聯有這個殺死失敗者的情況。毛澤東吸取了江西時期的經驗，他主政後，一般不處死黨內鬥爭失敗者，但會長期監禁他們。
關於美國對中國的影響
（1）精神、思想上的影響。三民主義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國價值觀，林肯的東西影響力更大。
（2）在文化、教育、宗教方面，培養了一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學習短而快，回來幹革命、做生意。中國沒有產生“留日派”，但有“留蘇派”、“留美派”，留美生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尤以自然科學為重。1949年後有從美國回來的知識分子，從事軍工業。而台灣一直受美國影響。
（3）美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干預中國政治，但與日本、俄國是不一樣的。日本從甲午戰爭至1945年一直干預中國的政治（比如支持孫中山，幫助康梁，支持制約蔣介石的力量，北洋時代政府更迭的背後都有日本的影子）。美國為階段性的干預。1927年後國民政府有親美色彩。美國的干預主要在抗戰後，特別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後。在1941年後支持國民黨民主派，對蔣介石獨裁進行制約。美國既支持蔣，又對蔣的專制有抵制。美對國共關係也強力干預。1949年美國對台灣有巨大影響，美國從戰略出發必須支持蔣介石。1949年後美國在大陸的影響被全面掃蕩。美國的影響只存在於表面，在制度架構上沒有在中國留下任何東西。今天台灣制度架構中已融入了美國因素，比美國更自由，是一人一票選最高領導人。
鄒讜的貢獻在於分析了19世紀中國革命發生的原因和後遺症的問題。19世紀西方進入後，中國社會崩解（軍事、政治、精神上全面崩解），導致了要求重組社會的新力量出現，北洋是新舊捆綁的過渡性政權。國共乃重組社會的重大力量。
20世紀重組社會的方式
新社會力量要重建國家，方式乃是社會革命。國共社會革命綱領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要求。（十分弔詭，大家在享受著北洋的自由，但又要打倒它。）
（1）追求國家獨立、領土完整。蘇聯無民族概念、無地域概念。（馬克思：工人無祖國，祖國乃地主資產階級國家。）國民黨罵他們，因為國民黨有民族主義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