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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4日/9月11日
和研究生談幾本史學名著
談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
此書由何高潮翻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何高潮曾研究農村革命問題，80年代在武漢學習，後去國外讀書。
80年代中後期鄒讜在北京大學做客座教授多年，北大當時是全國高校政治學教師的進修基地，把鄒讜先生的看法很快傳播了開來，這就是他使用的“全能主義”的概念。其實“全能主義”概念和極權主義概念在英文是一樣的，只是鄒讜考慮到當時大陸的語境而使用了“全能主義”，從而拉開了一個口子，使這個原先禁忌的問題可以談了。“集權主義”的概念在改革開放後偶爾出現，“社會主義集權主義”在80年代用過。在鄒讜說了此概念之後，中國學者就運用此概念談“國家與社會”。1990年代初，“市民社會”概念復甦，大凡重要理論或概念的出現都與時局變化有關。“市民社會”概念進入中國時分成兩塊討論區，一塊為鄧正來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另一塊為《天津社會科學》。
鄒讜是國民黨元老鄒魯的兒子，居正的孫女居蜜曾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東亞部的負責人。謝持的孫子謝幼田對“西山會議派”有研究，寫了《謝持年譜》，是研究“西山會議派”必看之書。
中國革命的解釋原來是有巨大覆蓋面的解釋，鄒讜的新解釋與此是有交匯的，原來的解釋是共產國際、列寧（《民族與殖民地提綱初稿》）給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共的幫忙，其中之一是在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上，為中共提供了理論的基本框架和論說體系。20年代共產國際有中國問題研究機構，列寧吸取了專家的意見，比如印度的羅易。1937年以後，毛的幾篇文章建構了他本人對中國革命的解釋框架，毛澤東在此前基礎上發展，他的解釋大致能說明問題，所以說中共傳統的解釋覆蓋面很大。
孫中山和蔣中正的解釋與毛澤東的解釋有共通之處。孫中山的重點在滿漢對立，滿人對漢人長期欺壓，對中國文化壓制，使中國的立國精神喪失，這與唐君毅和牟宗三有了交匯。新儒家不是在象牙塔里做學問的，他們感時而發，唐君毅有強烈的歷史文化精神，1978年病逝後安葬在台北，他說台灣是中華文化最後的乾淨地。
孫、蔣說中國是“次殖民地國家”，與“半殖民地國家”差不多。1927年以前國共的理論分界是很模糊的，中共方面左翼主題並不突出。1927年以前為“國民革命”，與以後的“工農革命”有重大區別。1927年後中共階級意識出現了，1935年後“中國”概念也突出了。
中國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為國民黨，中共在毛澤東掌權後開始中國化，毛澤東對中共的精神氣質有重大改變，此前中共的國際色彩很重。
近代的主題是建立民族獨立國家，背景乃東西洋對中國全面的侵略，如果沒有他們打進來，則中國處在改朝換代的循環中，東西方列強的入侵促使中國變化。
毛澤東和蔣介石對歷史的解釋都有有效性和局限性。中國傳統文化崩潰（特別是1905年廢除科舉後），毛對此不太在意，新儒家注意到了，可以參看唐君毅的文章。
中國舊制度自我更新慢了，研究20世紀中國第一個十年很有意思。那是大幅改革時期，中國在發生巨變，全方位的改革。清政府想改革，但又為何失敗了？革命往往產生於改革時，改革是危險的，不改是安全的。
鄒讜的新敘述之“新”在於突出了外部因素對20世紀中國革命的影響問題。國共都淡化了這個問題。對國民革命和工農革命以及後來的人民革命，外部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
蘇聯對中國的影響
蘇聯為20世紀中國的政治集團提供了強有力的治國新模式，國共都吸取了。中共吸取列寧主義上、下端，上端是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下端是黨治、黨軍。國民黨只要階級調和，孫中山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病態的反映。日本沒有提供整體性東西，而蘇聯提供了很多。
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是持續的，從20年代到70年代。大陸敘述肯定了蘇聯對中國的幫助：（1）蘇聯在大革命時期對中國的幫助。（2）抗戰初期蘇聯對中共的幫助。但是30年代中期前，蘇聯對中共的支持一般不提，因為當時在黨內是留蘇派掌權。（3）40年代後期對中共的幫助。（4）建國後對中國的幫助。
60年代對蘇敘述開始大變（1960—1970），對於蘇聯的幫助一般只提列寧，史達林對中國的幫助一筆代過。敘述有矛盾之處，一方面指責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焚屍揚灰”，另一方面又批評史達林對中國的霸權主義。
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中國國內政局的發展有持續性影響，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對毛澤東晚年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有重大的影響，1957年把批評史達林大國主義的知識分子打成反蘇、反共分子。毛澤東自己可以批評史達林，但不允許群眾對史達林有任何批評。陸定一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他跟在毛澤東後面批評史達林，結果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史達林分子。1960—1970年的敘述突出了史達林的大國主義和史達林對王明的支持。史達林和中共的交往及毛澤東和史達林的交往別人是不能插手的，毛與斯討價還價，表面看起來毛更高明，但中國還是吃了史達林許多悶虧。
和研究生談幾本史學名著
談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
此書由何高潮翻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何高潮曾研究農村革命問題，80年代在武漢學習，後去國外讀書。
80年代中後期鄒讜在北京大學做客座教授多年，北大當時是全國高校政治學教師的進修基地，把鄒讜先生的看法很快傳播了開來，這就是他使用的“全能主義”的概念。其實“全能主義”概念和極權主義概念在英文是一樣的，只是鄒讜考慮到當時大陸的語境而使用了“全能主義”，從而拉開了一個口子，使這個原先禁忌的問題可以談了。“集權主義”的概念在改革開放後偶爾出現，“社會主義集權主義”在80年代用過。在鄒讜說了此概念之後，中國學者就運用此概念談“國家與社會”。1990年代初，“市民社會”概念復甦，大凡重要理論或概念的出現都與時局變化有關。“市民社會”概念進入中國時分成兩塊討論區，一塊為鄧正來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另一塊為《天津社會科學》。
鄒讜是國民黨元老鄒魯的兒子，居正的孫女居蜜曾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東亞部的負責人。謝持的孫子謝幼田對“西山會議派”有研究，寫了《謝持年譜》，是研究“西山會議派”必看之書。
中國革命的解釋原來是有巨大覆蓋面的解釋，鄒讜的新解釋與此是有交匯的，原來的解釋是共產國際、列寧（《民族與殖民地提綱初稿》）給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共的幫忙，其中之一是在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上，為中共提供了理論的基本框架和論說體系。20年代共產國際有中國問題研究機構，列寧吸取了專家的意見，比如印度的羅易。1937年以後，毛的幾篇文章建構了他本人對中國革命的解釋框架，毛澤東在此前基礎上發展，他的解釋大致能說明問題，所以說中共傳統的解釋覆蓋面很大。
孫中山和蔣中正的解釋與毛澤東的解釋有共通之處。孫中山的重點在滿漢對立，滿人對漢人長期欺壓，對中國文化壓制，使中國的立國精神喪失，這與唐君毅和牟宗三有了交匯。新儒家不是在象牙塔里做學問的，他們感時而發，唐君毅有強烈的歷史文化精神，1978年病逝後安葬在台北，他說台灣是中華文化最後的乾淨地。
孫、蔣說中國是“次殖民地國家”，與“半殖民地國家”差不多。1927年以前國共的理論分界是很模糊的，中共方面左翼主題並不突出。1927年以前為“國民革命”，與以後的“工農革命”有重大區別。1927年後中共階級意識出現了，1935年後“中國”概念也突出了。
中國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為國民黨，中共在毛澤東掌權後開始中國化，毛澤東對中共的精神氣質有重大改變，此前中共的國際色彩很重。
近代的主題是建立民族獨立國家，背景乃東西洋對中國全面的侵略，如果沒有他們打進來，則中國處在改朝換代的循環中，東西方列強的入侵促使中國變化。
毛澤東和蔣介石對歷史的解釋都有有效性和局限性。中國傳統文化崩潰（特別是1905年廢除科舉後），毛對此不太在意，新儒家注意到了，可以參看唐君毅的文章。
中國舊制度自我更新慢了，研究20世紀中國第一個十年很有意思。那是大幅改革時期，中國在發生巨變，全方位的改革。清政府想改革，但又為何失敗了？革命往往產生於改革時，改革是危險的，不改是安全的。
鄒讜的新敘述之“新”在於突出了外部因素對20世紀中國革命的影響問題。國共都淡化了這個問題。對國民革命和工農革命以及後來的人民革命，外部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
蘇聯對中國的影響
蘇聯為20世紀中國的政治集團提供了強有力的治國新模式，國共都吸取了。中共吸取列寧主義上、下端，上端是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下端是黨治、黨軍。國民黨只要階級調和，孫中山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病態的反映。日本沒有提供整體性東西，而蘇聯提供了很多。
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是持續的，從20年代到70年代。大陸敘述肯定了蘇聯對中國的幫助：（1）蘇聯在大革命時期對中國的幫助。（2）抗戰初期蘇聯對中共的幫助。但是30年代中期前，蘇聯對中共的支持一般不提，因為當時在黨內是留蘇派掌權。（3）40年代後期對中共的幫助。（4）建國後對中國的幫助。
60年代對蘇敘述開始大變（1960—1970），對於蘇聯的幫助一般只提列寧，史達林對中國的幫助一筆代過。敘述有矛盾之處，一方面指責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焚屍揚灰”，另一方面又批評史達林對中國的霸權主義。
1956年蘇共二十大對中國國內政局的發展有持續性影響，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對毛澤東晚年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有重大的影響，1957年把批評史達林大國主義的知識分子打成反蘇、反共分子。毛澤東自己可以批評史達林，但不允許群眾對史達林有任何批評。陸定一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宣部部長，他跟在毛澤東後面批評史達林，結果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史達林分子。1960—1970年的敘述突出了史達林的大國主義和史達林對王明的支持。史達林和中共的交往及毛澤東和史達林的交往別人是不能插手的，毛與斯討價還價，表面看起來毛更高明，但中國還是吃了史達林許多悶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