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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排除那種急功近利的庸俗情緒，克服急於成名成家的焦慮，學術是一個志業，也體現研究者對社會或知識的一種關懷，不是撈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在這方面跌跤的人很多。
坦率說，現在一些同學連“為什麼學歷史”都不十分清楚。和歷史系的研究生談這個問題，似乎不合適，這個題目似乎應該對那些還沒有以歷史學作自己第一選擇的人來說的，其實不然：我發現並不是所有學歷史的研究生都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學歷史。
（1）因為現在的情況有些特別，許多人不是因為“熱愛”而選擇學歷史的，只是作為職業選擇的一種過渡性的人生設計或生涯規劃來學歷史的。
（2）也是因為到了所謂的“後現代”，本來就是相對主義，學什麼只是來源於臨時的衝動。
（3）現在歷史學研究和其他所有學科的研究一樣，已不是一種較為單純的“智性”活動，它是和某種計劃性的生產、“體制”的安排相聯繫的，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一種“知識、權力和利益”三邊互動行為。這在本質上已和學術研究的原意大相逕庭了，出現了“行政化的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追求“行政化”的趨勢，大學的行政化，董健教授稱之為“失魂的大學”。
於是就出現了三個現象：一個叫“功利”，一個叫“缺乏對學術的熱情和興趣”，一個叫“無所謂”。對此現象，一些高校老師都頗有感覺：蕭功秦教授告訴我，有的學歷史的博士生連“費正清”都不知道是誰。我見到的一些外地名校的博士生，也有類似問題。可能碩士生的情況更嚴重。怎麼辦？有的學者認為是學生原先的知識構成有問題，因而提出“吐狼奶”。有的則“痛心疾首”，說出一些很重的話，使得不少學生覺得受到傷害。
我的看法是：不要責怪學生，他們是無辜的，要責怪就應責怪教師和我們現存的教育體制。
（1）過去的大學教師是什麼樣的？尤其是名校的大學教授是什麼樣的？是知識中人，是學術和社會的“清流”。可以看看謝泳的文章：《過去的教授》。
（2）過去的大學是什麼樣的？
（3）過去學歷史的人是什麼樣的態度？“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或哀家國之變，懷感時之心。然而我們這裡，前幾十年是“為革命學歷史”，現在是為飯碗學歷史。
（4）也要明確告訴學生，學歷史本來是奢侈的行為，是一種智性的活動，或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行為，從中是得不到財富和權力的。
我說這些不是要給學生壓力，我只是從我的角度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不是要設一個高台，把學生往那兒趕。現在的社會已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人有自己的看法，學歷史從來就是一個孤獨的事情，同時也不是現在這種學法，主要是靠師徒傳藝、青燈黃卷的方式才能摸出門道，然後還要經多年的清鍋冷灶，才能出師學成的。還有就是強烈的愛好，也有自學成功的。
學歷史是要靠內驅力，外力推動是沒用的，生產線、流水線的方法是學不好歷史的。所以我從不去拉學生讀碩讀博，更沒有那種“導師癖”，而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不願，再脫鉤，也都行，絕不阻攔。
在另一方面，作為教師，對學生也要負一份責任，該說還是說，聽和不聽，悉聽尊便。我帶的學生都知道的。
要開闊視野，也得看看別人是怎麼寫的。
這次推薦學生看的書是唐德剛的書，《新中國三十年》。
另外推薦讀幾篇文章：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
蕭功秦：《他坐在那高高的山頂上》、《為什麼我們缺少獨立特行的人生態度》、《晉豫之行手記》。
袁偉時：《察古觀今，樂在其中》。
余英時：《我為什麼寫陳寅恪》。
關於“史識”，我多講一點：劉知幾雲，史家需兼“史才”（要有治史的才學）、“史學”（要有學識和功底）、“史識”（洞察歷史的眼光），三者中間，最重要的就是“史識”。前兩項是可以通過刻苦學習而獲得的，後一項則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閱歷才可接近的。我們中老年學人為什麼讀余英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有很大的觸動，而讀其他一些論知識分子的文章沒感覺呢？就是他的洞察力觸動了我們，把我們有感而沒表達或不會表達的思想很好地表達出來。李澤厚在80年代談“啟蒙和救亡”也有這種效果。
我們現在有些學者多具工匠性，文字也不錯，然而，讀後沒感覺，說到底，就是沒有洞察力，也就是“史識”。
唐德剛的前兩項較弱，但後者是強項，這就是他的著作雖然有不少時間、地點等錯誤，但仍被歡迎的最重要的原因。
學歷史的要有歷史的眼光，而不是那種庸俗的急功近利者，或者等而下之，以此混進身之階者。
我們看看，有多少當年紅極一時的論著，最後被時間所淘汰？湯志鈞的能留下，夏東元的能留下，范文瀾的能留下，陳恭祿的能留下，可那一大堆各種新編近代史，哪一個能經住時間的洗刷？當然，現代人管不了那麼多，在世時好吃好喝，有權有勢就行，於是生活也很公平，人們很快就忘記了他，更忘記了他當年的論著。
坦率說，現在一些同學連“為什麼學歷史”都不十分清楚。和歷史系的研究生談這個問題，似乎不合適，這個題目似乎應該對那些還沒有以歷史學作自己第一選擇的人來說的，其實不然：我發現並不是所有學歷史的研究生都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學歷史。
（1）因為現在的情況有些特別，許多人不是因為“熱愛”而選擇學歷史的，只是作為職業選擇的一種過渡性的人生設計或生涯規劃來學歷史的。
（2）也是因為到了所謂的“後現代”，本來就是相對主義，學什麼只是來源於臨時的衝動。
（3）現在歷史學研究和其他所有學科的研究一樣，已不是一種較為單純的“智性”活動，它是和某種計劃性的生產、“體制”的安排相聯繫的，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一種“知識、權力和利益”三邊互動行為。這在本質上已和學術研究的原意大相逕庭了，出現了“行政化的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追求“行政化”的趨勢，大學的行政化，董健教授稱之為“失魂的大學”。
於是就出現了三個現象：一個叫“功利”，一個叫“缺乏對學術的熱情和興趣”，一個叫“無所謂”。對此現象，一些高校老師都頗有感覺：蕭功秦教授告訴我，有的學歷史的博士生連“費正清”都不知道是誰。我見到的一些外地名校的博士生，也有類似問題。可能碩士生的情況更嚴重。怎麼辦？有的學者認為是學生原先的知識構成有問題，因而提出“吐狼奶”。有的則“痛心疾首”，說出一些很重的話，使得不少學生覺得受到傷害。
我的看法是：不要責怪學生，他們是無辜的，要責怪就應責怪教師和我們現存的教育體制。
（1）過去的大學教師是什麼樣的？尤其是名校的大學教授是什麼樣的？是知識中人，是學術和社會的“清流”。可以看看謝泳的文章：《過去的教授》。
（2）過去的大學是什麼樣的？
（3）過去學歷史的人是什麼樣的態度？“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或哀家國之變，懷感時之心。然而我們這裡，前幾十年是“為革命學歷史”，現在是為飯碗學歷史。
（4）也要明確告訴學生，學歷史本來是奢侈的行為，是一種智性的活動，或是一種高度個人化的行為，從中是得不到財富和權力的。
我說這些不是要給學生壓力，我只是從我的角度談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不是要設一個高台，把學生往那兒趕。現在的社會已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人有自己的看法，學歷史從來就是一個孤獨的事情，同時也不是現在這種學法，主要是靠師徒傳藝、青燈黃卷的方式才能摸出門道，然後還要經多年的清鍋冷灶，才能出師學成的。還有就是強烈的愛好，也有自學成功的。
學歷史是要靠內驅力，外力推動是沒用的，生產線、流水線的方法是學不好歷史的。所以我從不去拉學生讀碩讀博，更沒有那種“導師癖”，而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不願，再脫鉤，也都行，絕不阻攔。
在另一方面，作為教師，對學生也要負一份責任，該說還是說，聽和不聽，悉聽尊便。我帶的學生都知道的。
要開闊視野，也得看看別人是怎麼寫的。
這次推薦學生看的書是唐德剛的書，《新中國三十年》。
另外推薦讀幾篇文章：
金觀濤：《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學》。
蕭功秦：《他坐在那高高的山頂上》、《為什麼我們缺少獨立特行的人生態度》、《晉豫之行手記》。
袁偉時：《察古觀今，樂在其中》。
余英時：《我為什麼寫陳寅恪》。
關於“史識”，我多講一點：劉知幾雲，史家需兼“史才”（要有治史的才學）、“史學”（要有學識和功底）、“史識”（洞察歷史的眼光），三者中間，最重要的就是“史識”。前兩項是可以通過刻苦學習而獲得的，後一項則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閱歷才可接近的。我們中老年學人為什麼讀余英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有很大的觸動，而讀其他一些論知識分子的文章沒感覺呢？就是他的洞察力觸動了我們，把我們有感而沒表達或不會表達的思想很好地表達出來。李澤厚在80年代談“啟蒙和救亡”也有這種效果。
我們現在有些學者多具工匠性，文字也不錯，然而，讀後沒感覺，說到底，就是沒有洞察力，也就是“史識”。
唐德剛的前兩項較弱，但後者是強項，這就是他的著作雖然有不少時間、地點等錯誤，但仍被歡迎的最重要的原因。
學歷史的要有歷史的眼光，而不是那種庸俗的急功近利者，或者等而下之，以此混進身之階者。
我們看看，有多少當年紅極一時的論著，最後被時間所淘汰？湯志鈞的能留下，夏東元的能留下，范文瀾的能留下，陳恭祿的能留下，可那一大堆各種新編近代史，哪一個能經住時間的洗刷？當然，現代人管不了那麼多，在世時好吃好喝，有權有勢就行，於是生活也很公平，人們很快就忘記了他，更忘記了他當年的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