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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在深圳和澳門舉行的“中青年批評家論壇——中國美術批評的轉向”研討會，專門請我去參加，要我談對20世紀中國左翼文化的看法。
今年5月，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浸會——清華大學第六次研討會，主題是“轉型中的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挑戰”，他們請孫立平和我做大會主題發言，孫立平講現在，我從歷史學的角度談50年代的治理方式。
隨著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拓寬，在社會史、經濟史、生活史等領域，引入西方概念成為趨勢，但應“潤物細無聲”，而不是我們所見到的某些研究那樣食洋不化。學歷史與學社科理論不一樣的，後現代，理論先行，有些美國學者也不認同，研究梁漱溟的艾愷教授就極不以為然。所以要有學術的自主性，不要隨西人而舞，心中無定力，跟在別人的後面亦步亦趨。
3.西人或海外在對1949年後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幾種敘述框架：
（1）極權主義敘述
（2）“偉大的中國革命”敘述——“革命民族主義”
（3）“全能主義”敘述——“國家與社會”
（4）“新左”敘述
（5）“歷史延續性”敘述——“傳統帝制復辟”敘述
除了“極權主義”和“新左”的敘述，都不是完整理論在研究中的運用，而基本上是一種分析視角，是一種碎片化的融入。特別到90年代後，幾種敘述有綜合化的趨向，這很可以理解：中國之複雜，不是一個整體性概念就可窮盡解釋的。
4.歷史學是人文學，不是社會科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人類學都有很大的數據調查的要求，要有統計，要有可供驗證的條件，也要驗證，必不可少需要有理論和方法，使其走向更細緻更精密的地步。芝加哥大學是方法學的重鎮，十分之四的諾獎得主出自芝大。
但是歷史學所面對現象更複雜，我不太同意所謂掌握了科學的方法就能完全認識人類思維和活動的一切現象，我更不同意學好了史學方法就可成為一個傑出的史家。我們看到，一些學者，就是以研究方法為志業，但一輩子也沒寫出有影響的史學著作。
我覺得“人文科學”這個詞也不準確。真正優秀的歷史研究不是那種滿紙理論，而是建立在豐富資料基礎上的分析性敘述。它需要研究者對所研究的歷史現象有深入理解，這不是讀幾本方法論的書籍就能解決的。運用西洋理論，最後還是要落到對中國歷史的敘述，是好是差，一眼就能夠看出來。兩者有結合得好的，也有結合得不好的。
結合得好的：余英時的家國情懷，濃郁的歷史文化意識，個體生命對歷史的體會和理解是歷史學的最高境界，沒有那種體悟，學余英時是學不來的；許倬雲，他有西方的東西，但潤進了他的作品中，寫的東西氣勢磅礴，他寫的《萬古江河》，沒有格局的人是寫不出的；張灝，精細的剖析，“幽暗意識”的發掘；唐德剛，豐富的歷史感覺，等等。
也有許多結合不理想的：只是用一點歷史資料，把西洋概念連接起來，歷史學的元素很少。這是快速、躍進型的研究路徑，現在頗為流行，是一朵“奇葩”，但不會是歷史學的主流。
等而下之的，不知道是在說什麼。歷史學研究不是理論研究，首先要尋找事實，然而要探究形成這個事實的諸多因素、條件、環節，關鍵是要清楚。如果是用西洋理論來敘述西洋歷史，那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我們看一看，那些優秀的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敘述，哪一個是洋八股化的？越是在西方受過教育的，越懂這個道理。
最重要的是史學研究者應具有一種思想境界，這更不是讀“理論和方法”就能獲得的。它包括：視野，遼闊的視野，大氣，目光貫穿於中外，貫穿於過去、現在和將來，不是眼觀鼻、鼻觀心。理解現實生活的能力，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的各種現象。所謂察古觀今，樂在其中對知識的追求和興趣，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如果你不能從學問中獲得陶醉感，那就離學術遠一點”。對人，對人類基本問題的詩意的關懷。
要有一種獨立自由的人生態度，既不脫離現實，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阿倫特說過：坐在在垃圾山上也能看到光明。最後，要有某種歷史感的高度。
5.歷史學的家法：史料和敘述。
搜集史料。
辨別史料（史料有真假，辨別史料要有功底）。
分析史料（這是一個無底的過程，要有穿透史料的能力，不能簡單地堆積史料）。
建立敘述框架。
邏輯性。
文字。述而不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般人若聲稱自己述而不作，那只能說明他不會作。
規範。歷史敘述要有規範地表達出來，所有東西要有依據，回答命題的學術史回顧。大家也可以反規範，文章並無定法，只要你寫得好，史景遷、黃仁宇都是大家。
擺脫功利的思想境界，視野，關懷，接觸和觀察社會、生活,閱讀體會，師徒交流，學友間的交流和切磋，加上歷史學的“家法”的訓練，悟性的提高，歷史學要長期積累、閱讀，閱讀中有體會。優秀的書要反覆讀，每次讀後都有感悟。我以為這才是正確的歷史學的學習過程，也是一個立志以歷史學研究為職志的學習者或研究者的生活方式。
今年5月，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浸會——清華大學第六次研討會，主題是“轉型中的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挑戰”，他們請孫立平和我做大會主題發言，孫立平講現在，我從歷史學的角度談50年代的治理方式。
隨著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拓寬，在社會史、經濟史、生活史等領域，引入西方概念成為趨勢，但應“潤物細無聲”，而不是我們所見到的某些研究那樣食洋不化。學歷史與學社科理論不一樣的，後現代，理論先行，有些美國學者也不認同，研究梁漱溟的艾愷教授就極不以為然。所以要有學術的自主性，不要隨西人而舞，心中無定力，跟在別人的後面亦步亦趨。
3.西人或海外在對1949年後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幾種敘述框架：
（1）極權主義敘述
（2）“偉大的中國革命”敘述——“革命民族主義”
（3）“全能主義”敘述——“國家與社會”
（4）“新左”敘述
（5）“歷史延續性”敘述——“傳統帝制復辟”敘述
除了“極權主義”和“新左”的敘述，都不是完整理論在研究中的運用，而基本上是一種分析視角，是一種碎片化的融入。特別到90年代後，幾種敘述有綜合化的趨向，這很可以理解：中國之複雜，不是一個整體性概念就可窮盡解釋的。
4.歷史學是人文學，不是社會科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人類學都有很大的數據調查的要求，要有統計，要有可供驗證的條件，也要驗證，必不可少需要有理論和方法，使其走向更細緻更精密的地步。芝加哥大學是方法學的重鎮，十分之四的諾獎得主出自芝大。
但是歷史學所面對現象更複雜，我不太同意所謂掌握了科學的方法就能完全認識人類思維和活動的一切現象，我更不同意學好了史學方法就可成為一個傑出的史家。我們看到，一些學者，就是以研究方法為志業，但一輩子也沒寫出有影響的史學著作。
我覺得“人文科學”這個詞也不準確。真正優秀的歷史研究不是那種滿紙理論，而是建立在豐富資料基礎上的分析性敘述。它需要研究者對所研究的歷史現象有深入理解，這不是讀幾本方法論的書籍就能解決的。運用西洋理論，最後還是要落到對中國歷史的敘述，是好是差，一眼就能夠看出來。兩者有結合得好的，也有結合得不好的。
結合得好的：余英時的家國情懷，濃郁的歷史文化意識，個體生命對歷史的體會和理解是歷史學的最高境界，沒有那種體悟，學余英時是學不來的；許倬雲，他有西方的東西，但潤進了他的作品中，寫的東西氣勢磅礴，他寫的《萬古江河》，沒有格局的人是寫不出的；張灝，精細的剖析，“幽暗意識”的發掘；唐德剛，豐富的歷史感覺，等等。
也有許多結合不理想的：只是用一點歷史資料，把西洋概念連接起來，歷史學的元素很少。這是快速、躍進型的研究路徑，現在頗為流行，是一朵“奇葩”，但不會是歷史學的主流。
等而下之的，不知道是在說什麼。歷史學研究不是理論研究，首先要尋找事實，然而要探究形成這個事實的諸多因素、條件、環節，關鍵是要清楚。如果是用西洋理論來敘述西洋歷史，那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我們看一看，那些優秀的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敘述，哪一個是洋八股化的？越是在西方受過教育的，越懂這個道理。
最重要的是史學研究者應具有一種思想境界，這更不是讀“理論和方法”就能獲得的。它包括：視野，遼闊的視野，大氣，目光貫穿於中外，貫穿於過去、現在和將來，不是眼觀鼻、鼻觀心。理解現實生活的能力，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歷史的各種現象。所謂察古觀今，樂在其中對知識的追求和興趣，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如果你不能從學問中獲得陶醉感，那就離學術遠一點”。對人，對人類基本問題的詩意的關懷。
要有一種獨立自由的人生態度，既不脫離現實，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阿倫特說過：坐在在垃圾山上也能看到光明。最後，要有某種歷史感的高度。
5.歷史學的家法：史料和敘述。
搜集史料。
辨別史料（史料有真假，辨別史料要有功底）。
分析史料（這是一個無底的過程，要有穿透史料的能力，不能簡單地堆積史料）。
建立敘述框架。
邏輯性。
文字。述而不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般人若聲稱自己述而不作，那只能說明他不會作。
規範。歷史敘述要有規範地表達出來，所有東西要有依據，回答命題的學術史回顧。大家也可以反規範，文章並無定法，只要你寫得好，史景遷、黃仁宇都是大家。
擺脫功利的思想境界，視野，關懷，接觸和觀察社會、生活,閱讀體會，師徒交流，學友間的交流和切磋，加上歷史學的“家法”的訓練，悟性的提高，歷史學要長期積累、閱讀，閱讀中有體會。優秀的書要反覆讀，每次讀後都有感悟。我以為這才是正確的歷史學的學習過程，也是一個立志以歷史學研究為職志的學習者或研究者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