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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從文自傳》所涉及的年代進行推算，沈從文此次看到的《辭源》，應該是設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五年發行的第一版。《辭源》於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開始編撰，直到清室遜位後四年才完成。
當文秘書問少年從文“看不看報”，從文答曰“老子從不看報，老子不想看什麼報”。於是文秘書從《辭源》中翻出“老子”條目給沈從文看，從文才明白“老子”原來就是民間所說的“太上老君”，羞愧的他從此再也不敢自稱“老子”了。
受了刺激的沈從文，和文秘書及另一位同袍，三人各出四毛錢，訂閱了兩個月的《申報》。
通過閱讀《申報》和查閱《辭源》，沈從文方才知道外面世界的廣闊，外面的生活是那樣的多彩，他知道了以前在大山里聞所未聞的“氫氣”“參議院”“淮南子”等等。
可以說，是《申報》和《辭源》種下了沈從文嚮往外面世界的因子。不過他最終下決心離開湘西還得幾年後，促使其成行的又是一份來自上海的報刊《創造周報》（該報由政學系人物控股的泰東書局出版發行）。
當時沈從文因為給統治湘西的軍閥陳渠珍做文秘，受到了器重，被派到一個新創辦的報館工作。在報館裡他和一位來自省城長沙的印刷工頭住在同一間房。這個年輕工人推薦沈從文閱讀《創造周報》，並鼓勵他用白話文寫作。他告訴從文，“白話文最要緊處是‘有思想’，若無思想，不成文章。”
多年後沈從文回憶這些往事，感慨道：“為了讀過些新書，知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我明白人活到社會裡應當有許多事情可做，應當為現在的別人去設想，為未來的人類去設想，應當如何去思索生活，且應當如何去為大多數人犧牲，為自己一點點理想受苦，不能隨便馬虎過日子，不能委屈過日子了。”
此時，沈從文下了決心，“我想我得進一個學校，去學些我不明白的問題，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聽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離開了他熟悉的、有老長官舊同事關照的家鄉湘西，去外面闖蕩了。
沈從文選擇走出湘西的第一個落腳點不是順江可達的上海，而是古老的北京城。原因很簡單，當時他的舅父——大藝術家黃永玉的祖父黃老先生，正跟著鳳凰縣所出的大人物熊希齡先生在北京辦香山慈幼院，少年去陌生的地方闖蕩，當然要考慮能否有可以投靠的親友。
沈從文來到北京時是一九二二年。出了前門火車站，就如現在一些從小地方到大城市打工的青年一樣，他被“黑車”司機騙了一道，這是大城市教給他的第一課。拉排車的北京漢子答應沈從文可以拉他去要去的地方，卻把他拉到西河沿的一個小客店。
這一年，沈從文二十歲。沈先生去上海還得六年以後，在郁達夫、徐志摩等早有文名的作家幫助下，沈從文陸續在《晨報副刊》《語絲》《現代評論》《小說月報》上發表作品，其才華得到了文壇的認可。
一九二八年，沈從文從北京來到上海，與胡也頻、丁玲籌辦雜誌。次年，這位只有高小學歷的鄉巴佬，進入上海公學任教。在上海公學，他瘋狂地追求女學生張兆和。在胡適先生的撮合下，出身名門的張兆和接受了沈從文的愛情。這個鼓足勇氣走出大山的湘西少年，終於在大都市占有了一席之地。
如果不是偶然間接觸到《申報》《辭源》和《創造周報》，沈從文的命運將如何？也許他會成為湘西大山中一個俗不可耐的軍官，娶幾房姨太太，買一些田地，在某個酒席上被仇敵殺害。
從沈從文這一個案或可看出，在清末民初，以上海為基地的新知識、新思想對湘西這類保守封閉的內陸地區的輻射和影響，超過了今天我們的想像。
一位餘姚青年的上海夢
上海自開埠以來，一直是外地少年心目中的“黃金之地”，對周邊江浙等地的少年來說，尤其如此。許多窮小子，闖進了這座遠東最大的都市，因為勤奮，再加上一些好運氣，他們發了財，回家鄉買地蓋房、興學修路。直到多年後，雖經一場場政治運動，故鄉依然有他們的傳說。比如寧波鎮海人、曾經是上海第一華商的虞洽卿。
戰場上，只有當了將軍的軍人，其人生傳奇被人記下來並流傳，而更多默默無聞的士兵要麼解甲歸田要麼戰死疆場，他們與草木同腐，除了自己的親人，無人會在他們死後提起其名字。商場亦是如此，上海灘那些富商，無論是來自寧波鄉下的虞洽卿還是來自國外的猶太人哈同，他們的傳奇故事今日仍然被演繹，而多數去上海謀生的人，他們的人生故事早就湮沒在歷史塵埃里。
還好，有些普通人的故事被記錄下來了。
一個晚上，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歷史”網站看到了《雪泥偶留——胡守禮回憶錄（一九一四～一九四九）》，一讀之下，就放不下滑鼠了，直到東方既白。
胡守禮先生生於一九一四年，於一九九九年因病辭世。他生前很普通，最高職位做到中國人民銀行徐匯支行的會計科長。退休後筆耕不輟，寫下了這部三十多萬字的回憶錄，為一九四九年前在上海的“屌絲”奮鬥歷程留下了一部原生態的記錄。
當文秘書問少年從文“看不看報”，從文答曰“老子從不看報，老子不想看什麼報”。於是文秘書從《辭源》中翻出“老子”條目給沈從文看，從文才明白“老子”原來就是民間所說的“太上老君”，羞愧的他從此再也不敢自稱“老子”了。
受了刺激的沈從文，和文秘書及另一位同袍，三人各出四毛錢，訂閱了兩個月的《申報》。
通過閱讀《申報》和查閱《辭源》，沈從文方才知道外面世界的廣闊，外面的生活是那樣的多彩，他知道了以前在大山里聞所未聞的“氫氣”“參議院”“淮南子”等等。
可以說，是《申報》和《辭源》種下了沈從文嚮往外面世界的因子。不過他最終下決心離開湘西還得幾年後，促使其成行的又是一份來自上海的報刊《創造周報》（該報由政學系人物控股的泰東書局出版發行）。
當時沈從文因為給統治湘西的軍閥陳渠珍做文秘，受到了器重，被派到一個新創辦的報館工作。在報館裡他和一位來自省城長沙的印刷工頭住在同一間房。這個年輕工人推薦沈從文閱讀《創造周報》，並鼓勵他用白話文寫作。他告訴從文，“白話文最要緊處是‘有思想’，若無思想，不成文章。”
多年後沈從文回憶這些往事，感慨道：“為了讀過些新書，知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我明白人活到社會裡應當有許多事情可做，應當為現在的別人去設想，為未來的人類去設想，應當如何去思索生活，且應當如何去為大多數人犧牲，為自己一點點理想受苦，不能隨便馬虎過日子，不能委屈過日子了。”
此時，沈從文下了決心，“我想我得進一個學校，去學些我不明白的問題，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聽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離開了他熟悉的、有老長官舊同事關照的家鄉湘西，去外面闖蕩了。
沈從文選擇走出湘西的第一個落腳點不是順江可達的上海，而是古老的北京城。原因很簡單，當時他的舅父——大藝術家黃永玉的祖父黃老先生，正跟著鳳凰縣所出的大人物熊希齡先生在北京辦香山慈幼院，少年去陌生的地方闖蕩，當然要考慮能否有可以投靠的親友。
沈從文來到北京時是一九二二年。出了前門火車站，就如現在一些從小地方到大城市打工的青年一樣，他被“黑車”司機騙了一道，這是大城市教給他的第一課。拉排車的北京漢子答應沈從文可以拉他去要去的地方，卻把他拉到西河沿的一個小客店。
這一年，沈從文二十歲。沈先生去上海還得六年以後，在郁達夫、徐志摩等早有文名的作家幫助下，沈從文陸續在《晨報副刊》《語絲》《現代評論》《小說月報》上發表作品，其才華得到了文壇的認可。
一九二八年，沈從文從北京來到上海，與胡也頻、丁玲籌辦雜誌。次年，這位只有高小學歷的鄉巴佬，進入上海公學任教。在上海公學，他瘋狂地追求女學生張兆和。在胡適先生的撮合下，出身名門的張兆和接受了沈從文的愛情。這個鼓足勇氣走出大山的湘西少年，終於在大都市占有了一席之地。
如果不是偶然間接觸到《申報》《辭源》和《創造周報》，沈從文的命運將如何？也許他會成為湘西大山中一個俗不可耐的軍官，娶幾房姨太太，買一些田地，在某個酒席上被仇敵殺害。
從沈從文這一個案或可看出，在清末民初，以上海為基地的新知識、新思想對湘西這類保守封閉的內陸地區的輻射和影響，超過了今天我們的想像。
一位餘姚青年的上海夢
上海自開埠以來，一直是外地少年心目中的“黃金之地”，對周邊江浙等地的少年來說，尤其如此。許多窮小子，闖進了這座遠東最大的都市，因為勤奮，再加上一些好運氣，他們發了財，回家鄉買地蓋房、興學修路。直到多年後，雖經一場場政治運動，故鄉依然有他們的傳說。比如寧波鎮海人、曾經是上海第一華商的虞洽卿。
戰場上，只有當了將軍的軍人，其人生傳奇被人記下來並流傳，而更多默默無聞的士兵要麼解甲歸田要麼戰死疆場，他們與草木同腐，除了自己的親人，無人會在他們死後提起其名字。商場亦是如此，上海灘那些富商，無論是來自寧波鄉下的虞洽卿還是來自國外的猶太人哈同，他們的傳奇故事今日仍然被演繹，而多數去上海謀生的人，他們的人生故事早就湮沒在歷史塵埃里。
還好，有些普通人的故事被記錄下來了。
一個晚上，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歷史”網站看到了《雪泥偶留——胡守禮回憶錄（一九一四～一九四九）》，一讀之下，就放不下滑鼠了，直到東方既白。
胡守禮先生生於一九一四年，於一九九九年因病辭世。他生前很普通，最高職位做到中國人民銀行徐匯支行的會計科長。退休後筆耕不輟，寫下了這部三十多萬字的回憶錄，為一九四九年前在上海的“屌絲”奮鬥歷程留下了一部原生態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