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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是寧波府餘姚縣人，家境貧困，因父親望子成龍，勒緊褲帶送他讀完初小（小學四年級）。一九二六年才十二周歲的他，不得不輟學，沿著故鄉無數少年走過的老路，經同鄉介紹，去大上海找“出路”。這些鄉下少年的出路，基本上是到各個工廠或店鋪做學徒。胡先生也不例外，他先到靜安寺瑞成銅鐵機器號當徒工，後來去了曹家渡增裕新煙紙店做學徒。
舊上海做學徒是很苦的，不但三年內除了師父供給其食宿外，沒有任何報酬，節假日有沒有紅包，全看師父的人品和對學徒的印象。而且除了做工外，還要充當師父一家的傭工，幫師娘買菜，替師娘帶孩子。師父、師娘稍不高興，對學徒進行體罰是常有的事情。
胡守禮的運氣不好，其老闆朱某虐待學徒幾近變態的地步。據胡先生的回憶錄描述：“半天工作告一段落，這時往往也就下午二點多鐘了。有時老闆會叫你送貨，送貨全是用手提或肩背。我最怕送煤油了，一大聽煤油五加侖，三十斤，既不好提又不好背，沒有辦法只好提提背背，一瓶煤油送到聖約翰大學教授家裡，我已經筋疲力盡，狼狽不堪。到四點鐘又要淘夜飯米，泡水燒飯，小開學堂里回來，要去買點心，吃過晚飯又是泡洗臉水洗腳水，汰碗掃地要忙到八點鐘才空下來。有時還要給老闆擦水煙筒，揉紙燃子，做不完的事，一天跑老虎灶就要十多次。等到十點鐘打烊，上排門搭鋪（學徒睡在店堂里，早上折鋪晚上搭鋪），一睡下去就像死人一樣。如果自己要汰汰衣裳，那就要睡得更晚了。”有一次老闆娘誣他偷了店鋪五十個大洋，打得遍體鱗傷，後水落石出查明乃另一個學徒偷了錢，老闆和老闆娘對其沒有半點歉意的表示。
但胡先生在這樣的環境下，卻沒有自暴自棄。只有初小學歷的他，酷愛學習。三年滿師後他留在店裡當店員，朱老闆給的待遇很低，因為明白他底細，欺負他在上海無親友，胡守禮只能任老闆盤剝。在店裡，他和另外兩個學徒張福林、程東明結為莫逆，三個年輕人常在一起相互砥礪，想努力改變命運。胡守禮有一本《交際大全》，內容是各種契約合同文書，有尺牘，有對聯，有電報文件、呈文範例等等——這就是一本做買賣的應用文大全。張福林有一套《古文觀止》。三個青年交換這些少得可憐的藏書閱讀，並相約每天少睡兩個小時，用來讀書寫字。胡先生把十二冊的《古文觀止》全部抄寫了一遍。胡先生的回憶錄敘述層次清晰，描摹場景生動細緻，大概是得益於這番用功。
對胡守禮的人生道路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鄒韜奮先生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及周刊社出版的新書。回憶錄中一個細節可窺見當時上海普通市民的眼界與素養——胡守禮接觸《生活》周刊的機緣是：他所在的煙紙店隔壁的茶葉店門口“設攤賣小菜的陸阿毛，他的兒子在日本紗廠做工，訂了一份《生活》周刊，每周星期六出版。因為是郵寄到茶葉店轉遞，所以我得以有機會借來看看。”除《生活》周刊外，胡守禮閱讀最勤的是《申報》，他特別喜歡《申報》的言論欄目“自由談”。《申報》的“本埠附刊”另有“職業專刊”、“讀者問答”欄目，對自學者很有幫助，胡先生曾對照“讀者問答”開出的書目自學社會科學。因憂於自己的前途，他給“職業專刊”寫信，訴說自己對前途的困惑。報上給登了出來，並附有編輯部的答覆，鼓勵他下決心尋找“出路”，不要耽誤前途。
一九三四年十月，《新生》刊登了該刊代江西裕民銀行招考二十名練習生的GG，主持其事者是《新生》周刊和中華國貨產銷合作社的負責人杜重遠。報名者的文化程度為“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只有初小學歷的胡守禮決定一試，他在自薦書最後誠懇地寫道：“在這失業像波濤一般的社會，中學以上的青年捲入這波濤者，如恆河沙數；故對貴社之招考，不敢存分毫的奢望。惟竊念雖未進過貴族之學府，卻受過幾年商業之訓練和上海市商會商業職業學校通問班初中三年級課文的補習，雖不能並駕齊驅，卻想追隨其後，此乃無希望中求希望也。”
也許是這番誠心感動了招聘者，他得以進場考試。筆試試題分國文、珠算、常識、英文諸方面內容，自學成才的胡守禮通過了筆試，面試，被正式錄取。不久，他離開了大上海，遠赴江西，在南昌通過一段崗前培訓和在南昌總行的實習後，被派往遂川辦事處當出納。從此，胡先生一生再也沒有離開過金融業。他在江西裕民銀行工作時，正值日寇侵華，在戰火紛飛中，他輾轉於泰和、贛州。辦事勤奮、業務能力高而又清廉的胡先生很快成為銀行的骨幹，在抗戰最艱難的時期，他被派往銀行駐陪都重慶辦事處充當會計——這當然是個讓人艷羨的肥差。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胡守禮帶著妻兒東返，先回到餘姚老家探望父母。哪想到，就在日軍宣布投降後，胡的父親和原地待命等待遣送的日軍兵士起衝突，被日寇殘害致死。料理完家裡的事情後，從上海起步的胡守禮先生不願意再回到南昌，他想帶著全家在上海紮根。因為他已經是一位資深的銀行職員，經人介紹，進了孔祥熙開辦的山西裕華銀行上海總部。當時山西裕華銀行剛剛把總部遷到上海，大力拓展業務，急需要江浙籍的金融人才，胡先生碰到了這個好機會。
舊上海做學徒是很苦的，不但三年內除了師父供給其食宿外，沒有任何報酬，節假日有沒有紅包，全看師父的人品和對學徒的印象。而且除了做工外，還要充當師父一家的傭工，幫師娘買菜，替師娘帶孩子。師父、師娘稍不高興，對學徒進行體罰是常有的事情。
胡守禮的運氣不好，其老闆朱某虐待學徒幾近變態的地步。據胡先生的回憶錄描述：“半天工作告一段落，這時往往也就下午二點多鐘了。有時老闆會叫你送貨，送貨全是用手提或肩背。我最怕送煤油了，一大聽煤油五加侖，三十斤，既不好提又不好背，沒有辦法只好提提背背，一瓶煤油送到聖約翰大學教授家裡，我已經筋疲力盡，狼狽不堪。到四點鐘又要淘夜飯米，泡水燒飯，小開學堂里回來，要去買點心，吃過晚飯又是泡洗臉水洗腳水，汰碗掃地要忙到八點鐘才空下來。有時還要給老闆擦水煙筒，揉紙燃子，做不完的事，一天跑老虎灶就要十多次。等到十點鐘打烊，上排門搭鋪（學徒睡在店堂里，早上折鋪晚上搭鋪），一睡下去就像死人一樣。如果自己要汰汰衣裳，那就要睡得更晚了。”有一次老闆娘誣他偷了店鋪五十個大洋，打得遍體鱗傷，後水落石出查明乃另一個學徒偷了錢，老闆和老闆娘對其沒有半點歉意的表示。
但胡先生在這樣的環境下，卻沒有自暴自棄。只有初小學歷的他，酷愛學習。三年滿師後他留在店裡當店員，朱老闆給的待遇很低，因為明白他底細，欺負他在上海無親友，胡守禮只能任老闆盤剝。在店裡，他和另外兩個學徒張福林、程東明結為莫逆，三個年輕人常在一起相互砥礪，想努力改變命運。胡守禮有一本《交際大全》，內容是各種契約合同文書，有尺牘，有對聯，有電報文件、呈文範例等等——這就是一本做買賣的應用文大全。張福林有一套《古文觀止》。三個青年交換這些少得可憐的藏書閱讀，並相約每天少睡兩個小時，用來讀書寫字。胡先生把十二冊的《古文觀止》全部抄寫了一遍。胡先生的回憶錄敘述層次清晰，描摹場景生動細緻，大概是得益於這番用功。
對胡守禮的人生道路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鄒韜奮先生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及周刊社出版的新書。回憶錄中一個細節可窺見當時上海普通市民的眼界與素養——胡守禮接觸《生活》周刊的機緣是：他所在的煙紙店隔壁的茶葉店門口“設攤賣小菜的陸阿毛，他的兒子在日本紗廠做工，訂了一份《生活》周刊，每周星期六出版。因為是郵寄到茶葉店轉遞，所以我得以有機會借來看看。”除《生活》周刊外，胡守禮閱讀最勤的是《申報》，他特別喜歡《申報》的言論欄目“自由談”。《申報》的“本埠附刊”另有“職業專刊”、“讀者問答”欄目，對自學者很有幫助，胡先生曾對照“讀者問答”開出的書目自學社會科學。因憂於自己的前途，他給“職業專刊”寫信，訴說自己對前途的困惑。報上給登了出來，並附有編輯部的答覆，鼓勵他下決心尋找“出路”，不要耽誤前途。
一九三四年十月，《新生》刊登了該刊代江西裕民銀行招考二十名練習生的GG，主持其事者是《新生》周刊和中華國貨產銷合作社的負責人杜重遠。報名者的文化程度為“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只有初小學歷的胡守禮決定一試，他在自薦書最後誠懇地寫道：“在這失業像波濤一般的社會，中學以上的青年捲入這波濤者，如恆河沙數；故對貴社之招考，不敢存分毫的奢望。惟竊念雖未進過貴族之學府，卻受過幾年商業之訓練和上海市商會商業職業學校通問班初中三年級課文的補習，雖不能並駕齊驅，卻想追隨其後，此乃無希望中求希望也。”
也許是這番誠心感動了招聘者，他得以進場考試。筆試試題分國文、珠算、常識、英文諸方面內容，自學成才的胡守禮通過了筆試，面試，被正式錄取。不久，他離開了大上海，遠赴江西，在南昌通過一段崗前培訓和在南昌總行的實習後，被派往遂川辦事處當出納。從此，胡先生一生再也沒有離開過金融業。他在江西裕民銀行工作時，正值日寇侵華，在戰火紛飛中，他輾轉於泰和、贛州。辦事勤奮、業務能力高而又清廉的胡先生很快成為銀行的骨幹，在抗戰最艱難的時期，他被派往銀行駐陪都重慶辦事處充當會計——這當然是個讓人艷羨的肥差。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胡守禮帶著妻兒東返，先回到餘姚老家探望父母。哪想到，就在日軍宣布投降後，胡的父親和原地待命等待遣送的日軍兵士起衝突，被日寇殘害致死。料理完家裡的事情後，從上海起步的胡守禮先生不願意再回到南昌，他想帶著全家在上海紮根。因為他已經是一位資深的銀行職員，經人介紹，進了孔祥熙開辦的山西裕華銀行上海總部。當時山西裕華銀行剛剛把總部遷到上海，大力拓展業務，急需要江浙籍的金融人才，胡先生碰到了這個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