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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認為，小布希政府時期我們施行的是單邊主義，無視盟友並拒絕大部分國家加入的條約（反對全球變暖、細菌戰、地雷及其他議題）。在小布希政府中居於主導的新保守派，將我們的歐洲盟友貶低為膽怯懦弱的。然而，如果我們實施單邊主義的時間足夠長，那就有可能會造成盟友們反對我們並將自己陷於孤立的境地。過多地使用美國的權力實際上會使美國失去影響別人的力量。記住，權力是一個國家召集其他國家一起去做某些事情的能力。
經典論述 ◇ 克林伯格的交替理論
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弗蘭克·L·克林伯格（Frank L Klingberg）通過使用諸如海軍開支、兼併、武裝派遣、外交壓力以及總統演講和政黨論壇中對外交事務的關注程度等指標，發現了交替的“內向性”階段（平均21年）和“外向性”階段（平均27年）。克林伯格還提道：“如果美國的第四個外向性階段（於 1940年左右開始）可以像目前的外向性階段那樣持續，那麼它就不會在20世紀 60年代境況變好前結束。”克林伯格關於1950年的論述，沒有提及越南，但他幾乎預測到了越戰的影響，因為恰恰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1940年再加上 27年），美國公眾和國會已經普遍對越南戰爭和干預感到厭煩，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奇的準確預測。我們如今是處在一個新的外向性階段，還是美國人依然對海外派兵保持謹慎呢？
因為孤立主義意味著冷漠，一些人更傾向於使用不干涉主義這個詞，它意味著不願在海外使用美國的軍隊。從共和國誕生到1898年同西班牙的戰爭，美國很少干預海外事務，而是集中於本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導致美國大量干預海外事務。越南戰爭後20多年來，我們大都對在海外使用武力持謹慎態度，選取一種規避風險的策略。這表明美國對一個世界領導者的角色不完全感到滿意。“9·11”事件改變了美國，但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美國歷史上最長時間的兩次戰爭——導致美國人開始迴避捲入更多的國際事務。美國是否應該干預海外事務以阻止並未直接影響美國國家利益的恐怖活動呢？
經典論述 ◇ 凱南的恐龍類比
1950年在芝加哥大學所作的一次著名且其稿子經常翻印再版的演講中，外交歷史學家喬治·F·凱南（George F. Kennan, 1904—2005）將美國的民主政體比作一隻只有豌豆般大小腦袋的恐龍，它毫不顧及周圍潛在的威脅而安心地坐在沼澤地上。但是，一旦被某個對手傷害，這隻恐龍就會爆發而陷入暴力狂熱的境地中，這不僅摧毀了對手而且也破壞了自己的棲息地。“對它來說，在早些時候更多地投入興趣來了解發生了什麼，以及觀察是否無法預防其中一些情況的出現，而不是繼續由一種不加區別的冷漠到一種神聖的、同樣不加區別的憤怒，這樣是否會更加明智？”凱南在這裡提到了美國參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他的建議同樣適合最近出現的許多盲目的美國民眾憤怒事件。將注意力再往前移。2002年，98歲的凱南就提出警告，認為美國對伊拉克的勝利將伴隨著一個艱難和混亂的後果。
美國身處一個危險的世界
外交政策是最困難的治理領域之一，因為我們不僅需要考慮自身的能力和偏好，而且還要考慮其他許多國家的能力和偏好。我們會犯兩種截然相反的錯誤（且經常如此），這些錯誤都和錯覺這個問題相關。我們會低估自身所面臨的危險。在20世紀30年代末，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雲籠罩時，我們認為大西洋和太平洋將作為兩個巨大的戰壕，庇護我們免於戰爭。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震撼使美國人意識到自己無法置身事外。
然而，冷戰期間，我們常常過高地估計了某個區域的重要性，認為全球各個角落對我們的國家安全都是同等和非常重要的。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陷入越南，以不愉快的結果收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共產主義者接管越南南部的政權15年後，我們贏得了冷戰。這主要歸於該政權的經濟無效率。如今美國公司利用廉價的越南勞動力，在那裡生產運動員的服裝和球鞋。
因此，美國外交政策面臨一個雙重問題：（1）一個常常反抗我們影響的雜亂的外在世界，（2）美國民眾和政府對於使這個世界有秩序不感興趣或不想投入。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像凱南那樣的外交政策的明智實踐者，極力主張冷靜、理智和耐心，避免情緒化和極端。軍事力量有時是必要的，但應該謹慎使用，因為戰爭的後果常常帶來一個權力真空。
我們最近在自身的外交事務上已處在一個情緒化和易怒的時期。這已經導致過於簡單化和無法預料的後果。不管在外交政策辯論中你站在哪一方，恐慌或絕望通常很少是正當合理的。我們這一代人在冷戰的恐懼中度日且有時還反應過度。如今我們意識到，我們常常會獲得勝利。目前的威脅並非微不足道，但我們一定不要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形式感到恐慌。不論如何，它是有可能要衰退的，因為它無法把食物端上飯桌。
經典論述 ◇ 修昔底德關於戰爭的論述
恐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前404）摧毀了雅典。一位被革職的雅典將軍修昔底德，變成一位思考這場戰爭中所犯錯誤的歷史學家。“隨著雅典權勢的上升和斯巴達對此的恐懼，”他寫道，“戰爭開始變得不可避免。”漫長且殘酷的戰爭使雙方都陷入了瘋狂。希臘文明由此倒退了一大步且再也沒有完全復興。政治論述開始被貶低：
經典論述 ◇ 克林伯格的交替理論
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弗蘭克·L·克林伯格（Frank L Klingberg）通過使用諸如海軍開支、兼併、武裝派遣、外交壓力以及總統演講和政黨論壇中對外交事務的關注程度等指標，發現了交替的“內向性”階段（平均21年）和“外向性”階段（平均27年）。克林伯格還提道：“如果美國的第四個外向性階段（於 1940年左右開始）可以像目前的外向性階段那樣持續，那麼它就不會在20世紀 60年代境況變好前結束。”克林伯格關於1950年的論述，沒有提及越南，但他幾乎預測到了越戰的影響，因為恰恰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1940年再加上 27年），美國公眾和國會已經普遍對越南戰爭和干預感到厭煩，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奇的準確預測。我們如今是處在一個新的外向性階段，還是美國人依然對海外派兵保持謹慎呢？
因為孤立主義意味著冷漠，一些人更傾向於使用不干涉主義這個詞，它意味著不願在海外使用美國的軍隊。從共和國誕生到1898年同西班牙的戰爭，美國很少干預海外事務，而是集中於本土。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導致美國大量干預海外事務。越南戰爭後20多年來，我們大都對在海外使用武力持謹慎態度，選取一種規避風險的策略。這表明美國對一個世界領導者的角色不完全感到滿意。“9·11”事件改變了美國，但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美國歷史上最長時間的兩次戰爭——導致美國人開始迴避捲入更多的國際事務。美國是否應該干預海外事務以阻止並未直接影響美國國家利益的恐怖活動呢？
經典論述 ◇ 凱南的恐龍類比
1950年在芝加哥大學所作的一次著名且其稿子經常翻印再版的演講中，外交歷史學家喬治·F·凱南（George F. Kennan, 1904—2005）將美國的民主政體比作一隻只有豌豆般大小腦袋的恐龍，它毫不顧及周圍潛在的威脅而安心地坐在沼澤地上。但是，一旦被某個對手傷害，這隻恐龍就會爆發而陷入暴力狂熱的境地中，這不僅摧毀了對手而且也破壞了自己的棲息地。“對它來說，在早些時候更多地投入興趣來了解發生了什麼，以及觀察是否無法預防其中一些情況的出現，而不是繼續由一種不加區別的冷漠到一種神聖的、同樣不加區別的憤怒，這樣是否會更加明智？”凱南在這裡提到了美國參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他的建議同樣適合最近出現的許多盲目的美國民眾憤怒事件。將注意力再往前移。2002年，98歲的凱南就提出警告，認為美國對伊拉克的勝利將伴隨著一個艱難和混亂的後果。
美國身處一個危險的世界
外交政策是最困難的治理領域之一，因為我們不僅需要考慮自身的能力和偏好，而且還要考慮其他許多國家的能力和偏好。我們會犯兩種截然相反的錯誤（且經常如此），這些錯誤都和錯覺這個問題相關。我們會低估自身所面臨的危險。在20世紀30年代末，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雲籠罩時，我們認為大西洋和太平洋將作為兩個巨大的戰壕，庇護我們免於戰爭。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震撼使美國人意識到自己無法置身事外。
然而，冷戰期間，我們常常過高地估計了某個區域的重要性，認為全球各個角落對我們的國家安全都是同等和非常重要的。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陷入越南，以不愉快的結果收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共產主義者接管越南南部的政權15年後，我們贏得了冷戰。這主要歸於該政權的經濟無效率。如今美國公司利用廉價的越南勞動力，在那裡生產運動員的服裝和球鞋。
因此，美國外交政策面臨一個雙重問題：（1）一個常常反抗我們影響的雜亂的外在世界，（2）美國民眾和政府對於使這個世界有秩序不感興趣或不想投入。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像凱南那樣的外交政策的明智實踐者，極力主張冷靜、理智和耐心，避免情緒化和極端。軍事力量有時是必要的，但應該謹慎使用，因為戰爭的後果常常帶來一個權力真空。
我們最近在自身的外交事務上已處在一個情緒化和易怒的時期。這已經導致過於簡單化和無法預料的後果。不管在外交政策辯論中你站在哪一方，恐慌或絕望通常很少是正當合理的。我們這一代人在冷戰的恐懼中度日且有時還反應過度。如今我們意識到，我們常常會獲得勝利。目前的威脅並非微不足道，但我們一定不要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形式感到恐慌。不論如何，它是有可能要衰退的，因為它無法把食物端上飯桌。
經典論述 ◇ 修昔底德關於戰爭的論述
恐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前404）摧毀了雅典。一位被革職的雅典將軍修昔底德，變成一位思考這場戰爭中所犯錯誤的歷史學家。“隨著雅典權勢的上升和斯巴達對此的恐懼，”他寫道，“戰爭開始變得不可避免。”漫長且殘酷的戰爭使雙方都陷入了瘋狂。希臘文明由此倒退了一大步且再也沒有完全復興。政治論述開始被貶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