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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一個組織可以真正地平息和穩定世界的動亂地區。是否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組織，或者文明世界應該形成一系列的特別安排？
美國外交政策：捲入或孤立？
冷戰創造了一個清晰卻危險的兩極體系：美國對陣蘇聯。而許多人描述現在的格局為多極化，這是一個更複雜的體系，也喚起了一個古老的問題：美國是否應該在近海或遠洋保衛其利益？在美國的大部分歷史中，我們一般認為應該留在自己的陸地上，海外極少與我們真正有關。有人說，美國人是天生的孤立主義者。然而，隨著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孤立主義被拋棄了，而代之以大規模地捲入國際事務，首先是贏得了二戰的勝利，然後是發動冷戰。孤立主義不再是一種選擇。那麼是否是我們現在的選擇？
隨著冷戰的結束和財政的緊縮，美國軍事武裝規模縮小。老布希總統和柯林頓總統幾乎沒有在海外使用軍隊。“9·11”事件之後，小布希把美國軍隊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直到戰線無力拉長。鮮有建議形成草案，這需要國會採取行動。超過70％的美國人在2003年支持對伊拉克作戰，但到2006年同樣多的人認為這是個錯誤。正如我們在第8章所看到的，公眾的意見是變化的。
關鍵概念 ◇ 經濟的重要性
如今經濟在國際關係中分量很重，也許已經是最大的單個因素。冷戰兩極體系的一大缺陷是，它幾乎撇下了經濟這個毀滅蘇聯的重要因素。用哥倫比亞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的話說，就是“市場贏了”。但市場未來會一直是勝利者嗎？從歷史上看，不少國家已經顯示出控制、調節或擁有自己工業的強烈趨勢。也許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就是美國。歐洲版圖已經構建起超大範圍和代價高昂的福利國家，其控制與關稅對於興辦新企業具有不利的影響。東亞區域依靠國家力量來引導和補貼那些被認為是關鍵的工業，以實現快速增長和支配某些市場。許多人認為，亞當·斯密關於自由經濟的思想僅僅是理論，很少有人能完全實行。
調控經濟的思想被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夫人的關於福利國家和促進資本主義的言論所震動。“柴契爾主義”散播到許多國家，導致更自由的市場。一些國家——其多數是由於國內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抵制自由市場的進入，它們習慣於受進口關稅和配額的庇護。少數國家簡單地限制一定的外國進口，例如日本，幾十年來不允許進口大米。許多國內利益集團有充足的影響力來阻止外國商品的進口。
通過減少關稅和其他障礙來保障世界貿易的開放，這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任務，其宗旨是更自由的貿易，它還擁有化解爭端的裁決權。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是1995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雖然GATT做著和WTO—樣的事情，但它卻沒有強制的權力。GATT和WTO這兩個組織都作了許多貢獻。關稅一直處在低水平，而且多數商品在全球範圍內無障礙地流動，但如今非關稅壁壘卻逐漸攪亂了國際經濟關係，其涉及的多是非工業產品。一些國家（包括加拿大和法國）限制美國的電影和電視娛樂節目，認為它們會取代本土產品並威脅當地的文化和國家的認同感。有的國家將美國的銀行與搜尋引擎拒於國門之外，認為這樣關鍵的領域應由國家控制。我們認為，如果在電視和網絡技術領域美國做得最好，那麼美國的產品就應流向有消費者的任何地方。保持世界貿易的開放是一個無止境的任務，因為新工業一直在發展，因此一些國家不斷提出排斥新的外國商品的理由。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引發了新的一輪保護主義浪潮，因為一個接一個的國家都焦慮地試圖把工作機會留在本國。
如果WTO體系瓦解，世界退回到保護性市場中，我們會看到另一次大蕭條。美國在1930年大蕭條開始時提出的非常高的霍利－斯摩特關稅，意在保護美國製造商免受外國的競爭，它遭到我們的貿易夥伴的報復，使蕭條更加嚴重、持久和廣泛，成為導致希特勒興起和隨後二戰爆發的最大因素。
一些人認為全球化是最大的趨勢。多數國家成為全球市場中的經濟成員，全球市場很大程度上是資本家的競爭，其中商品、資金和創意可輕易流入有消費者的地方。全球化體系的格言是：要掙錢不要戰爭。但全球化也有許多問題存在。全球化是和平的原因還是其結果？兩者是彼此共贏的嗎？如果是這樣，那麼如果當其中的一方混亂時，會對另一方產生怎樣的影響？那些經濟間的相互依賴將阻止戰爭的預言（在一戰前普遍得到認同）被證明是錯誤的。在19世紀那個由英國引領的全球化時代，卻隨一戰而崩潰了。二戰後，在美國的領導下，這種時代再次重現。現在一些人認為全球化正在走向反面——去全球化。
繁榮並不一定帶來和平。確實，新近富裕的國家常常要求獲得尊重、資源，有時是領土。同時，全球化帶來仇恨，尤其是穆斯林和其他有自豪感、不同文化傳統的地區，它們對全球化體系中的美式資本主義文化——麥當勞世界——感到強烈不滿。整個世界並不希望變成美國。
美國外交政策周期
美國的外交政策容易在干預主義和孤立主義之間搖擺。我們能找到一個穩定與溫和的中間地帶嗎？許多學者認為不能。他們已提出理論表明，美國的外交政策就像鐘擺一樣，在極端的過度介入和不捲入之間擺動。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覺察到了“美國外交關係的兩個節拍”——在“撤軍階段（或完全撤軍不可能的話則優先考慮國內焦點）和幾乎像是救世主降臨世間一樣的活躍階段”間來回交替。漢斯·摩根索把美國政策看作“在不加區別的孤立主義極端和同樣不加區別的國際主義或全球主義之間進退”。更具體地說，歷史學家德克斯特·帕金斯將美國外交關係劃分成“相對平靜的感覺”、“勇敢的好戰和戰爭”、“戰後本國優越感”，隨後又回到“相對平靜的感覺”這樣的先後循環周期。如果帕金斯是對的，那麼我們如今又處於周期的哪個階段呢？
美國外交政策：捲入或孤立？
冷戰創造了一個清晰卻危險的兩極體系：美國對陣蘇聯。而許多人描述現在的格局為多極化，這是一個更複雜的體系，也喚起了一個古老的問題：美國是否應該在近海或遠洋保衛其利益？在美國的大部分歷史中，我們一般認為應該留在自己的陸地上，海外極少與我們真正有關。有人說，美國人是天生的孤立主義者。然而，隨著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孤立主義被拋棄了，而代之以大規模地捲入國際事務，首先是贏得了二戰的勝利，然後是發動冷戰。孤立主義不再是一種選擇。那麼是否是我們現在的選擇？
隨著冷戰的結束和財政的緊縮，美國軍事武裝規模縮小。老布希總統和柯林頓總統幾乎沒有在海外使用軍隊。“9·11”事件之後，小布希把美國軍隊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直到戰線無力拉長。鮮有建議形成草案，這需要國會採取行動。超過70％的美國人在2003年支持對伊拉克作戰，但到2006年同樣多的人認為這是個錯誤。正如我們在第8章所看到的，公眾的意見是變化的。
關鍵概念 ◇ 經濟的重要性
如今經濟在國際關係中分量很重，也許已經是最大的單個因素。冷戰兩極體系的一大缺陷是，它幾乎撇下了經濟這個毀滅蘇聯的重要因素。用哥倫比亞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的話說，就是“市場贏了”。但市場未來會一直是勝利者嗎？從歷史上看，不少國家已經顯示出控制、調節或擁有自己工業的強烈趨勢。也許最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就是美國。歐洲版圖已經構建起超大範圍和代價高昂的福利國家，其控制與關稅對於興辦新企業具有不利的影響。東亞區域依靠國家力量來引導和補貼那些被認為是關鍵的工業，以實現快速增長和支配某些市場。許多人認為，亞當·斯密關於自由經濟的思想僅僅是理論，很少有人能完全實行。
調控經濟的思想被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夫人的關於福利國家和促進資本主義的言論所震動。“柴契爾主義”散播到許多國家，導致更自由的市場。一些國家——其多數是由於國內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抵制自由市場的進入，它們習慣於受進口關稅和配額的庇護。少數國家簡單地限制一定的外國進口，例如日本，幾十年來不允許進口大米。許多國內利益集團有充足的影響力來阻止外國商品的進口。
通過減少關稅和其他障礙來保障世界貿易的開放，這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任務，其宗旨是更自由的貿易，它還擁有化解爭端的裁決權。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是1995年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雖然GATT做著和WTO—樣的事情，但它卻沒有強制的權力。GATT和WTO這兩個組織都作了許多貢獻。關稅一直處在低水平，而且多數商品在全球範圍內無障礙地流動，但如今非關稅壁壘卻逐漸攪亂了國際經濟關係，其涉及的多是非工業產品。一些國家（包括加拿大和法國）限制美國的電影和電視娛樂節目，認為它們會取代本土產品並威脅當地的文化和國家的認同感。有的國家將美國的銀行與搜尋引擎拒於國門之外，認為這樣關鍵的領域應由國家控制。我們認為，如果在電視和網絡技術領域美國做得最好，那麼美國的產品就應流向有消費者的任何地方。保持世界貿易的開放是一個無止境的任務，因為新工業一直在發展，因此一些國家不斷提出排斥新的外國商品的理由。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引發了新的一輪保護主義浪潮，因為一個接一個的國家都焦慮地試圖把工作機會留在本國。
如果WTO體系瓦解，世界退回到保護性市場中，我們會看到另一次大蕭條。美國在1930年大蕭條開始時提出的非常高的霍利－斯摩特關稅，意在保護美國製造商免受外國的競爭，它遭到我們的貿易夥伴的報復，使蕭條更加嚴重、持久和廣泛，成為導致希特勒興起和隨後二戰爆發的最大因素。
一些人認為全球化是最大的趨勢。多數國家成為全球市場中的經濟成員，全球市場很大程度上是資本家的競爭，其中商品、資金和創意可輕易流入有消費者的地方。全球化體系的格言是：要掙錢不要戰爭。但全球化也有許多問題存在。全球化是和平的原因還是其結果？兩者是彼此共贏的嗎？如果是這樣，那麼如果當其中的一方混亂時，會對另一方產生怎樣的影響？那些經濟間的相互依賴將阻止戰爭的預言（在一戰前普遍得到認同）被證明是錯誤的。在19世紀那個由英國引領的全球化時代，卻隨一戰而崩潰了。二戰後，在美國的領導下，這種時代再次重現。現在一些人認為全球化正在走向反面——去全球化。
繁榮並不一定帶來和平。確實，新近富裕的國家常常要求獲得尊重、資源，有時是領土。同時，全球化帶來仇恨，尤其是穆斯林和其他有自豪感、不同文化傳統的地區，它們對全球化體系中的美式資本主義文化——麥當勞世界——感到強烈不滿。整個世界並不希望變成美國。
美國外交政策周期
美國的外交政策容易在干預主義和孤立主義之間搖擺。我們能找到一個穩定與溫和的中間地帶嗎？許多學者認為不能。他們已提出理論表明，美國的外交政策就像鐘擺一樣，在極端的過度介入和不捲入之間擺動。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覺察到了“美國外交關係的兩個節拍”——在“撤軍階段（或完全撤軍不可能的話則優先考慮國內焦點）和幾乎像是救世主降臨世間一樣的活躍階段”間來回交替。漢斯·摩根索把美國政策看作“在不加區別的孤立主義極端和同樣不加區別的國際主義或全球主義之間進退”。更具體地說，歷史學家德克斯特·帕金斯將美國外交關係劃分成“相對平靜的感覺”、“勇敢的好戰和戰爭”、“戰後本國優越感”，隨後又回到“相對平靜的感覺”這樣的先後循環周期。如果帕金斯是對的，那麼我們如今又處於周期的哪個階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