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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內戰期間，聯合國直升飛機運載援助物資到剛果難民營。聯合國的資源對於巨大的剛果民主共和國來說只是杯水車薪。（Uriel Sinai/Getty Images）
怎麼做 ◇ 避免“他們”
注意像“他們”這樣的集合名詞，通常會被濫用。當你使用“他們”時，總要問一下這個詞代表著什麼。從語法上看，“他們”指代前文提到的複數名詞。許多學習國際關係的新生經常使用“他們”，好像整個國家的人民在執行決定和行動似的，而實際上只有少部分的高層決策者在這麼做。法國領導人常批評美國的政策。隨後一些美國人就說“法國人”在反對他們。實際上99.99％的法國人不是沒有興趣就是根本沒有關注外交政策，而且許多人還是喜歡美國的。
要警惕那些“他們”所帶有的過度寬泛化，這種寬泛沒有特指誰在採取行動——法國總統、外交部長或者奧賽碼頭（法國外交部）——或者使用首都的名字來代替高層的決策者——“巴黎”代表法國的外交政策精英，“莫斯科”代表俄羅斯，“北京”代表中國。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甚至沒有多少個“我們”。多數美國人不關注或很少關注外交事務，極少有人對外交政策決定有意見的輸入。許多人不支持行政政策。即使在“環內”（環繞哥倫比亞特區的公路），每一種政策都會激發相互衝突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應該用某個人的名字和∕或組織來代替“華盛頓”這個詞以支持這樣的觀點：“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有時發現自己和白宮、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意見不合。”明確一點會更好。
超越主權？
冷戰和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具暴力色彩的世紀的終結，使人們對主權這個國際政治的基本要素產生了疑問——主權在消失嗎？國際社會的行為正以某種方式逐漸侵入主權國家的內部運轉。幾十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告訴那些想要貸款的國家，要求它們放棄導致通貨膨脹的經濟政策。這些建議接受者經常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干涉它們的主權感到憤怒，但如果它們想要貸款就必須接受建議，就像希臘在2010年所做的那樣。
從1945—1946年的紐倫堡戰爭罪犯審判開始，國際法律越來越不把主權作為大屠殺的藉口。對東京戰爭罪犯的審判和在以色列對艾希曼的審判，強化了紐倫堡的這種先例。波士尼亞和盧安達大屠殺的兇手在國際法庭受到了審判。（薩達姆·海珊在一個獲得國際強烈支持的伊拉克法庭接受了審判。）這樣的事情在二戰之前從未發生過。國際法律正逐漸蠶食著國家主權。
1991年，以美國為首的聯合部隊將伊拉克驅逐出科威特之後，聯合國的調查員徹底搜查了伊拉克，調查其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能力。巴格達的獨裁者叫嚷說伊拉克的主權正受到侵犯。確實是這樣，但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對此感到高興。當一個專制者正擴張力量以消滅鄰國時，國際社會該袖手旁觀嗎？同樣，當蘇丹政府支持對其人民實行種族滅絕時，文明社會應該袖手旁觀嗎？歐洲的其他國家應該對巴爾幹的屠殺漠不關心嗎？作為新思想的“保護責任”，正在不斷增長，並有可能壓倒主權。
世界看上去正在發生變化，想要超越主權並形成某種秩序。但問題在於沒人知道會是哪種秩序。老布希總統用新世界秩序一詞來建立聯盟對抗伊拉克，但他在對此的爭論剛剛開始時就拋棄了這一說法。面對蘇聯解體所帶來的混亂，應該做些什麼？頗為矛盾的是，世界在冷戰期間更為有序，因為兩個超級大國控制並限制著各自的聯盟和勢力範圍。
沒人希望美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那些超國家（國家之上）的實體是否已準備好，去承擔某些目前與單個國家的主權相關的責任了呢？一種新的“世界秩序”議題已經出現，比如全球變暖問題，這些問題是無法由單個國家自己來解決的。有哪一個組織能夠承擔這種角色呢？
聯合國
聯合國迅速進入人們的腦海，並且其確實在冷戰之後發揮了比其在冷戰期間更好的作用。但它仍然存在問題。作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俄羅斯有權否決任何它不喜歡的事情，比如對向伊朗施加壓力迫使其接受核設施檢查。俄羅斯不願做任何反對塞爾維亞的事情，它一直將斯拉夫人看作“小兄弟”。聯合國派了許多維和部隊去監視休戰，例如在中東和巴爾幹，但這些來自小國的人數少、裝備簡單的武裝部隊無力鞏固和平。沒有強制的權力且又分裂為幾個陣營，聯合國仍主要是一個“空談俱樂部”。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被公認是設計得最好的防禦聯盟。那些原是共產黨統治的東歐國家很樂意地加入了該組織，因為它能夠確保它們的自由和安全。從1949年開始，一旦受到蘇聯的攻擊，它就協調西歐和北美的行動，並作為一個防禦者在統一的領導下採取行動。但《北大西洋公約》已經限制了它的活動範圍——對其歐洲或北美任一成員的攻擊都被視為對所有成員的攻擊——不適用於該範圍以外的任何國家，比如中東、巴爾幹或是高加索，這些都是“區域外”。北約成員能夠並且肯定會在區域之外進行合作，但這要以純粹的自願為基礎，正如它們在波士尼亞與阿富汗所做的那樣。但在這些地區起作用的東西在別的地方未必起作用。因此，北約並不是一支可靠的維和力量。
怎麼做 ◇ 避免“他們”
注意像“他們”這樣的集合名詞，通常會被濫用。當你使用“他們”時，總要問一下這個詞代表著什麼。從語法上看，“他們”指代前文提到的複數名詞。許多學習國際關係的新生經常使用“他們”，好像整個國家的人民在執行決定和行動似的，而實際上只有少部分的高層決策者在這麼做。法國領導人常批評美國的政策。隨後一些美國人就說“法國人”在反對他們。實際上99.99％的法國人不是沒有興趣就是根本沒有關注外交政策，而且許多人還是喜歡美國的。
要警惕那些“他們”所帶有的過度寬泛化，這種寬泛沒有特指誰在採取行動——法國總統、外交部長或者奧賽碼頭（法國外交部）——或者使用首都的名字來代替高層的決策者——“巴黎”代表法國的外交政策精英，“莫斯科”代表俄羅斯，“北京”代表中國。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甚至沒有多少個“我們”。多數美國人不關注或很少關注外交事務，極少有人對外交政策決定有意見的輸入。許多人不支持行政政策。即使在“環內”（環繞哥倫比亞特區的公路），每一種政策都會激發相互衝突的看法。在這種情況下，應該用某個人的名字和∕或組織來代替“華盛頓”這個詞以支持這樣的觀點：“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有時發現自己和白宮、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意見不合。”明確一點會更好。
超越主權？
冷戰和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具暴力色彩的世紀的終結，使人們對主權這個國際政治的基本要素產生了疑問——主權在消失嗎？國際社會的行為正以某種方式逐漸侵入主權國家的內部運轉。幾十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告訴那些想要貸款的國家，要求它們放棄導致通貨膨脹的經濟政策。這些建議接受者經常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干涉它們的主權感到憤怒，但如果它們想要貸款就必須接受建議，就像希臘在2010年所做的那樣。
從1945—1946年的紐倫堡戰爭罪犯審判開始，國際法律越來越不把主權作為大屠殺的藉口。對東京戰爭罪犯的審判和在以色列對艾希曼的審判，強化了紐倫堡的這種先例。波士尼亞和盧安達大屠殺的兇手在國際法庭受到了審判。（薩達姆·海珊在一個獲得國際強烈支持的伊拉克法庭接受了審判。）這樣的事情在二戰之前從未發生過。國際法律正逐漸蠶食著國家主權。
1991年，以美國為首的聯合部隊將伊拉克驅逐出科威特之後，聯合國的調查員徹底搜查了伊拉克，調查其製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能力。巴格達的獨裁者叫嚷說伊拉克的主權正受到侵犯。確實是這樣，但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對此感到高興。當一個專制者正擴張力量以消滅鄰國時，國際社會該袖手旁觀嗎？同樣，當蘇丹政府支持對其人民實行種族滅絕時，文明社會應該袖手旁觀嗎？歐洲的其他國家應該對巴爾幹的屠殺漠不關心嗎？作為新思想的“保護責任”，正在不斷增長，並有可能壓倒主權。
世界看上去正在發生變化，想要超越主權並形成某種秩序。但問題在於沒人知道會是哪種秩序。老布希總統用新世界秩序一詞來建立聯盟對抗伊拉克，但他在對此的爭論剛剛開始時就拋棄了這一說法。面對蘇聯解體所帶來的混亂，應該做些什麼？頗為矛盾的是，世界在冷戰期間更為有序，因為兩個超級大國控制並限制著各自的聯盟和勢力範圍。
沒人希望美國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那些超國家（國家之上）的實體是否已準備好，去承擔某些目前與單個國家的主權相關的責任了呢？一種新的“世界秩序”議題已經出現，比如全球變暖問題，這些問題是無法由單個國家自己來解決的。有哪一個組織能夠承擔這種角色呢？
聯合國
聯合國迅速進入人們的腦海，並且其確實在冷戰之後發揮了比其在冷戰期間更好的作用。但它仍然存在問題。作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俄羅斯有權否決任何它不喜歡的事情，比如對向伊朗施加壓力迫使其接受核設施檢查。俄羅斯不願做任何反對塞爾維亞的事情，它一直將斯拉夫人看作“小兄弟”。聯合國派了許多維和部隊去監視休戰，例如在中東和巴爾幹，但這些來自小國的人數少、裝備簡單的武裝部隊無力鞏固和平。沒有強制的權力且又分裂為幾個陣營，聯合國仍主要是一個“空談俱樂部”。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被公認是設計得最好的防禦聯盟。那些原是共產黨統治的東歐國家很樂意地加入了該組織，因為它能夠確保它們的自由和安全。從1949年開始，一旦受到蘇聯的攻擊，它就協調西歐和北美的行動，並作為一個防禦者在統一的領導下採取行動。但《北大西洋公約》已經限制了它的活動範圍——對其歐洲或北美任一成員的攻擊都被視為對所有成員的攻擊——不適用於該範圍以外的任何國家，比如中東、巴爾幹或是高加索，這些都是“區域外”。北約成員能夠並且肯定會在區域之外進行合作，但這要以純粹的自願為基礎，正如它們在波士尼亞與阿富汗所做的那樣。但在這些地區起作用的東西在別的地方未必起作用。因此，北約並不是一支可靠的維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