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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義
另一種與世界組織相關的觀點就是讓國家首先在一些特殊的或“功能性的”領域進行合作，這樣它們就會看到，彼此合作比雙方衝突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由於不斷增加的相互信任，它們之間會逐漸建立起一種穩定的和平。功能主義合作會產生一種“溢出”效應。幾十個與聯合國相關的機構如今正在疾病控制、食品生產、天氣預報、民航、核能及其他領域促進國際間的合作。即使是一些敵對國家有時也能坐下來在特定的領域解決一個共同的問題。
但這沒有產生“溢出”效應，它們仍然處於敵對狀態。有時，這些功能性組織會變成一個衝突的舞台，比如發展中國家集團將以色列和南非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驅逐出去，還有美國退出處於蘇聯控制之下的教科文組織。即使與聯合國相關的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提供了幫助，使受困的經濟體擺脫了困境時也會產生衝突，因為受助國經常表示，在世界貨幣基金會組織要求下的經濟改革干涉了自己的主權。功能主義的途徑為世界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些幫助，但它卻沒有觸及最大的問題——戰爭。
關鍵概念 ◇ 民主和平論
兩個民主政體間從未有過戰爭。你能夠說出兩個民主政體間相互鬥爭的任何實例嗎？有人說美國內戰，但當時的南方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1982年阿根廷和英國在馬爾維納斯群島上的鬥爭？但當時阿根廷是軍事獨裁政權。印度反對巴基斯坦看起來是一個可能的候選事例，但巴基斯坦如今由將軍來統治。民主和平的理論是強大的。
從邏輯上看，為什麼民主會帶來和平呢？民主使領導者普遍對公民負責，他們傾向于謹慎行事並遵守弗里德里希那個著名的“預期反應法則”。他們會想，“如果我把國家帶入了戰爭，那麼選民會怎樣反應呢？嗯，我認為還是不要戰爭為好。”當詹森總統在越南問題上忽視了這種謹慎——因為他覺得如果共產主義者勝利了，那麼選民就會反對他，他的聲望會急劇下滑，且無法繼續連任。小布希總統在伊拉克戰爭和占領上遭遇了類似的問題。獨裁者沒有這樣的限制，他們也許傾向於不計後果的錯誤冒險，就像1979年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或薩達姆·海珊於1990年入侵科威特一樣。
民主政體，因為很容易被自由媒體廣而告之，因此不太容易妖魔化其他民主政體（它們妖魔化非民主政體）。法國與美國定期性地惹怒對方，但它們都沒有把對方描述成敵人。獨裁國家通過控制媒體，可以說服國民誰是有威脅的敵對力量。和平事業得益於民主的擴散。
第三方協助
一種解決爭議的方式是讓一個未捲入衝突的第三方穿梭於爭論雙方之間，以試圖找到一個中間地帶。第三方來回傳遞消息，澄清各種問題並提出各種妥協方案，如1949年聯合國的拉爾夫·邦奇（Ralph Bunche）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斡旋，卡特總統1978年在戴維營對貝京（Begin）和薩達特（Sadat）進行調停，以及理察·霍爾布魯克（Ri插rd Holbrooke）1995年在代頓所做的那樣。第三方有助於緩和緊張的局勢並找到妥協的方法，但前提是爭議方必須想要找到解決的辦法。如果不想解決的話，第三方的協助是不會有效果的。
外交
最古老的維持和平的途徑是通過外交接觸，將一國首腦的使節派往另一國。一位優秀的外交家對所有的權力因素以及所涉及國家的利益了如指掌，並能提出一些有助於達成至少雙方部分滿意的妥協建議。這時最關鍵的是：必須存在妥協的意願。但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國家通常廣泛限定了其主要的、不可妥協的利益，並且不願意將它們削減至需要妥協的程度。經過幾年緊張的談判，在美國的主持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還是在它們認為屬於自己的關鍵利益上無法妥協。
如果成功的話，外交家就會簽訂需要經過批准和遵守的條約。如果一個國家感到某一條約損害了它的利益，那麼就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阻止它選擇退出該條約，就像小布希總統在2002年宣布退出1972年美蘇簽訂的《反彈道飛彈條約》一樣。國家加入並遵守條約是因為它符合自身的利益。一些觀察家認為，美國和蘇聯都是世界強權政治的新手，它們在外交上缺乏技巧，並且不願意妥協。它們之間的不信任氣氛是冷戰的特徵之一。
維和
與外交有關的運用第三方的軍事力量來支持停火、休戰以結束戰鬥的思想。這些武裝力量，戴著聯合國的藍盔，幫助穩定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鄰居、希臘和土耳其在賽普勒斯的停戰線。這些力量無法通過制止正在進行的衝突來“強制實施和平”。唯一的辦法是在戰爭中支持一方，但這又與維和背道而馳。因此，期望國際維和部隊（UNPROFOR）來拉開並平息波士尼亞的戰爭各方肯定是不現實的。國際維和部隊接受了不可能的任務，使自己蒙羞。但從國際維和部隊那裡接管此事的執行部隊（IFOR）卻是不同和成功的，因為它是在三方——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同意在代頓由美國斡旋達成和平協議之後來到的。執行部隊同樣裝備精良，而且獲准在遭到進攻時可以予以反擊。這些強有力的交戰規則阻止了某些粗暴事件的發生，而這些是國際維和部隊無法做到的。一些人建議，在未來的維和行動中應採用執行部隊的模式，但這樣的行動只有在事先已達成和平協議的情況下才起作用。
另一種與世界組織相關的觀點就是讓國家首先在一些特殊的或“功能性的”領域進行合作，這樣它們就會看到，彼此合作比雙方衝突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由於不斷增加的相互信任，它們之間會逐漸建立起一種穩定的和平。功能主義合作會產生一種“溢出”效應。幾十個與聯合國相關的機構如今正在疾病控制、食品生產、天氣預報、民航、核能及其他領域促進國際間的合作。即使是一些敵對國家有時也能坐下來在特定的領域解決一個共同的問題。
但這沒有產生“溢出”效應，它們仍然處於敵對狀態。有時，這些功能性組織會變成一個衝突的舞台，比如發展中國家集團將以色列和南非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驅逐出去，還有美國退出處於蘇聯控制之下的教科文組織。即使與聯合國相關的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提供了幫助，使受困的經濟體擺脫了困境時也會產生衝突，因為受助國經常表示，在世界貨幣基金會組織要求下的經濟改革干涉了自己的主權。功能主義的途徑為世界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些幫助，但它卻沒有觸及最大的問題——戰爭。
關鍵概念 ◇ 民主和平論
兩個民主政體間從未有過戰爭。你能夠說出兩個民主政體間相互鬥爭的任何實例嗎？有人說美國內戰，但當時的南方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1982年阿根廷和英國在馬爾維納斯群島上的鬥爭？但當時阿根廷是軍事獨裁政權。印度反對巴基斯坦看起來是一個可能的候選事例，但巴基斯坦如今由將軍來統治。民主和平的理論是強大的。
從邏輯上看，為什麼民主會帶來和平呢？民主使領導者普遍對公民負責，他們傾向于謹慎行事並遵守弗里德里希那個著名的“預期反應法則”。他們會想，“如果我把國家帶入了戰爭，那麼選民會怎樣反應呢？嗯，我認為還是不要戰爭為好。”當詹森總統在越南問題上忽視了這種謹慎——因為他覺得如果共產主義者勝利了，那麼選民就會反對他，他的聲望會急劇下滑，且無法繼續連任。小布希總統在伊拉克戰爭和占領上遭遇了類似的問題。獨裁者沒有這樣的限制，他們也許傾向於不計後果的錯誤冒險，就像1979年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或薩達姆·海珊於1990年入侵科威特一樣。
民主政體，因為很容易被自由媒體廣而告之，因此不太容易妖魔化其他民主政體（它們妖魔化非民主政體）。法國與美國定期性地惹怒對方，但它們都沒有把對方描述成敵人。獨裁國家通過控制媒體，可以說服國民誰是有威脅的敵對力量。和平事業得益於民主的擴散。
第三方協助
一種解決爭議的方式是讓一個未捲入衝突的第三方穿梭於爭論雙方之間，以試圖找到一個中間地帶。第三方來回傳遞消息，澄清各種問題並提出各種妥協方案，如1949年聯合國的拉爾夫·邦奇（Ralph Bunche）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斡旋，卡特總統1978年在戴維營對貝京（Begin）和薩達特（Sadat）進行調停，以及理察·霍爾布魯克（Ri插rd Holbrooke）1995年在代頓所做的那樣。第三方有助於緩和緊張的局勢並找到妥協的方法，但前提是爭議方必須想要找到解決的辦法。如果不想解決的話，第三方的協助是不會有效果的。
外交
最古老的維持和平的途徑是通過外交接觸，將一國首腦的使節派往另一國。一位優秀的外交家對所有的權力因素以及所涉及國家的利益了如指掌，並能提出一些有助於達成至少雙方部分滿意的妥協建議。這時最關鍵的是：必須存在妥協的意願。但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國家通常廣泛限定了其主要的、不可妥協的利益，並且不願意將它們削減至需要妥協的程度。經過幾年緊張的談判，在美國的主持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還是在它們認為屬於自己的關鍵利益上無法妥協。
如果成功的話，外交家就會簽訂需要經過批准和遵守的條約。如果一個國家感到某一條約損害了它的利益，那麼就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阻止它選擇退出該條約，就像小布希總統在2002年宣布退出1972年美蘇簽訂的《反彈道飛彈條約》一樣。國家加入並遵守條約是因為它符合自身的利益。一些觀察家認為，美國和蘇聯都是世界強權政治的新手，它們在外交上缺乏技巧，並且不願意妥協。它們之間的不信任氣氛是冷戰的特徵之一。
維和
與外交有關的運用第三方的軍事力量來支持停火、休戰以結束戰鬥的思想。這些武裝力量，戴著聯合國的藍盔，幫助穩定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鄰居、希臘和土耳其在賽普勒斯的停戰線。這些力量無法通過制止正在進行的衝突來“強制實施和平”。唯一的辦法是在戰爭中支持一方，但這又與維和背道而馳。因此，期望國際維和部隊（UNPROFOR）來拉開並平息波士尼亞的戰爭各方肯定是不現實的。國際維和部隊接受了不可能的任務，使自己蒙羞。但從國際維和部隊那裡接管此事的執行部隊（IFOR）卻是不同和成功的，因為它是在三方——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同意在代頓由美國斡旋達成和平協議之後來到的。執行部隊同樣裝備精良，而且獲准在遭到進攻時可以予以反擊。這些強有力的交戰規則阻止了某些粗暴事件的發生，而這些是國際維和部隊無法做到的。一些人建議，在未來的維和行動中應採用執行部隊的模式，但這樣的行動只有在事先已達成和平協議的情況下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