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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平衡 最古老和最常見的理論認為，當幾個國家增強它們的國家力量並組成聯盟、相互平衡的時候，和平就會出現。那些擴張主義者將會受到遏制。根據權力平衡理論學者的觀點，那些主要的相對和平階段——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到由法國大革命（1792—1814年）所引發的戰爭，以及從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1914年——都是歐洲國家權力相互平衡的時期。一旦平衡被打破，戰爭就會爆發。波士尼亞的戰事能在1995年平息下來，也是在那裡的權力大致平衡的情況下才得以實現的。當塞爾維亞人當政時，他們沒有動力去解決問題；當他們處於守勢時，他們決定阻止爭鬥。許多思想家認為，冷戰是一種重要和持久的權力平衡體系，並以此解釋為什麼相對和平——至少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持續了40多年。
權力等級 其他分析者則反對權力平衡理論。對權力的計算就很成問題，因此不可能知道什麼時候權力才是平衡的。和平階段發生在權力失去平衡的時候，此時從權力的角度看，各個國家按等級次序來排列。於是每個國家從相對權力的階梯中，都知道自己處在什麼位置。但在轉型時期，當權力等級的界限模糊時，國家間就有可能陷入戰爭。在有確定結果的戰爭結束後，由於相對的權力很清楚，所以和平就出現了。
錯覺
一些思想家將微觀和宏觀的途徑結合起來，關注於“想像”或“感覺”，並認為它們是戰爭的關鍵。領導人所察覺到的情況而不是真實的情況（這很難知道），促使他們決定要戰爭還是要和平。當看到其他國家的敵意和威脅時，他們經常會有錯覺，而將自己的行為看作防禦性的舉動。約翰·甘迺迪描繪了蘇聯對於美國的“飛彈優勢”，以此（作為理由）推進美國的飛彈項目。但實際上蘇聯是落後於美國的，它也將美國的努力看作一種威脅而必須追趕。這種錯覺導致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的爆發，差一點將我們帶入第三次世界大戰。伊拉克建造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在20世紀90年代，這些武器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被拆除了。小布希政府相信伊拉克恢復了建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於2003年發動戰爭消除這個不存在的威脅。在“9·11”事件之後的情緒化和愛國氣氛中，美國是憤怒和懷疑他人的。情報資料被刻意歪曲以展示行政當局想要表達的意願。錯覺可能比事實更有用。
錯覺或想像理論認為，心理世界和真實世界會在政治領袖們的腦海里相互撞擊。他們認為自己是在防衛，但他們對情況的認識可能是錯誤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值得注意的一個有趣現象是，沒有一個國家不認為自己的行動是保衛。美國人在越南和伊拉克認為他們在保衛自由世界；俄羅斯人在喬治亞認為自己在保衛自己的國家。
領導人常常使用意識形態及其大眾傳媒來引導國民憤怒，從而發動戰爭。在狂熱的民族主義領導下，多數德國人和日本人也認為二戰時期他們是在反對敵對勢力以保衛自己的國家。一旦相信自己將被攻擊，通常愛好和平的人們也會幹出各種殘暴的行為。
外交政策本質上是一種精英遊戲，通常是精英來確定國家利益。除非存在戰爭或大的威脅，否則多數人很少關注或不關注外交政策。在“9·11”事件發生前，外交政策幾乎沒有出現在美國的選舉議題中。在民主政體中，大眾也許會影響外交政策比如美國人對越戰和伊拉克戰爭感到憤怒，但這種影響只在那些通常秘密作出的基本決定後，過了一段很長時間才會形成。即使在民主國家，外交政策的決定通常也是由12人左右來作出。看看美國的外交決策過程是多麼平靜，總統和少數的顧問制定外交政策，然後向通常情況下都附和政策的美國人民和國會宣布。2001年年底，小布希總統決定入侵伊拉克，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幾年後美國才真正展開了關於伊拉克戰爭是否明智的討論。
維持和平
不管戰爭的起因是什麼，我們可以做什麼來阻止或限制戰爭呢？對此提出的建議很多，但沒有一個真正起作用。
世界政府
許多學者聲稱，戰爭的真正元兇是主權本身。國家應該讓渡出一部分主權——進行戰爭的能力——給一個能夠阻止戰爭的國際委員會，這就如同單個國家能在自己的疆域內維護和平一樣。但哪會有國家會放棄自己的主權呢？美國肯定不會。伊朗會聽從聯合國要求其開放核設施接受國際檢查的要求嗎？沒有主權作為一種有效的手段，聯合國將成為一個爭論的地方，除了對外交接觸有用外就沒什麼作用了。
集體安全
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試圖要貫徹集體安全。國聯的成員們（不包括美國）要求在反對任何侵略國的經濟和軍事行動上立即參加。例如，如果日本侵略中國，每一個其他國家都將中斷和日本的貿易關係並派軍來保衛中國，以此迫使侵略者投降。這是理論上的重大成果，在實踐中卻是失敗的。當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國的東北時，國聯僅派了委員會來研究形勢。日本聲稱是“中國挑起了戰爭”（這是個謊言），而其他國家對於捲入一場沒有自身利益存在的遠方衝突則沒有興趣。國聯不具備一種能使其他國家作出必要反應的機制。同樣的事情發生在1935年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的時候。日本、義大利和德國為進行更大規模的侵略退出了國聯，隨著二戰的開始，國聯也解體了。
權力等級 其他分析者則反對權力平衡理論。對權力的計算就很成問題，因此不可能知道什麼時候權力才是平衡的。和平階段發生在權力失去平衡的時候，此時從權力的角度看，各個國家按等級次序來排列。於是每個國家從相對權力的階梯中，都知道自己處在什麼位置。但在轉型時期，當權力等級的界限模糊時，國家間就有可能陷入戰爭。在有確定結果的戰爭結束後，由於相對的權力很清楚，所以和平就出現了。
錯覺
一些思想家將微觀和宏觀的途徑結合起來，關注於“想像”或“感覺”，並認為它們是戰爭的關鍵。領導人所察覺到的情況而不是真實的情況（這很難知道），促使他們決定要戰爭還是要和平。當看到其他國家的敵意和威脅時，他們經常會有錯覺，而將自己的行為看作防禦性的舉動。約翰·甘迺迪描繪了蘇聯對於美國的“飛彈優勢”，以此（作為理由）推進美國的飛彈項目。但實際上蘇聯是落後於美國的，它也將美國的努力看作一種威脅而必須追趕。這種錯覺導致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的爆發，差一點將我們帶入第三次世界大戰。伊拉克建造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在20世紀90年代，這些武器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被拆除了。小布希政府相信伊拉克恢復了建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於2003年發動戰爭消除這個不存在的威脅。在“9·11”事件之後的情緒化和愛國氣氛中，美國是憤怒和懷疑他人的。情報資料被刻意歪曲以展示行政當局想要表達的意願。錯覺可能比事實更有用。
錯覺或想像理論認為，心理世界和真實世界會在政治領袖們的腦海里相互撞擊。他們認為自己是在防衛，但他們對情況的認識可能是錯誤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值得注意的一個有趣現象是，沒有一個國家不認為自己的行動是保衛。美國人在越南和伊拉克認為他們在保衛自由世界；俄羅斯人在喬治亞認為自己在保衛自己的國家。
領導人常常使用意識形態及其大眾傳媒來引導國民憤怒，從而發動戰爭。在狂熱的民族主義領導下，多數德國人和日本人也認為二戰時期他們是在反對敵對勢力以保衛自己的國家。一旦相信自己將被攻擊，通常愛好和平的人們也會幹出各種殘暴的行為。
外交政策本質上是一種精英遊戲，通常是精英來確定國家利益。除非存在戰爭或大的威脅，否則多數人很少關注或不關注外交政策。在“9·11”事件發生前，外交政策幾乎沒有出現在美國的選舉議題中。在民主政體中，大眾也許會影響外交政策比如美國人對越戰和伊拉克戰爭感到憤怒，但這種影響只在那些通常秘密作出的基本決定後，過了一段很長時間才會形成。即使在民主國家，外交政策的決定通常也是由12人左右來作出。看看美國的外交決策過程是多麼平靜，總統和少數的顧問制定外交政策，然後向通常情況下都附和政策的美國人民和國會宣布。2001年年底，小布希總統決定入侵伊拉克，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幾年後美國才真正展開了關於伊拉克戰爭是否明智的討論。
維持和平
不管戰爭的起因是什麼，我們可以做什麼來阻止或限制戰爭呢？對此提出的建議很多，但沒有一個真正起作用。
世界政府
許多學者聲稱，戰爭的真正元兇是主權本身。國家應該讓渡出一部分主權——進行戰爭的能力——給一個能夠阻止戰爭的國際委員會，這就如同單個國家能在自己的疆域內維護和平一樣。但哪會有國家會放棄自己的主權呢？美國肯定不會。伊朗會聽從聯合國要求其開放核設施接受國際檢查的要求嗎？沒有主權作為一種有效的手段，聯合國將成為一個爭論的地方，除了對外交接觸有用外就沒什麼作用了。
集體安全
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試圖要貫徹集體安全。國聯的成員們（不包括美國）要求在反對任何侵略國的經濟和軍事行動上立即參加。例如，如果日本侵略中國，每一個其他國家都將中斷和日本的貿易關係並派軍來保衛中國，以此迫使侵略者投降。這是理論上的重大成果，在實踐中卻是失敗的。當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國的東北時，國聯僅派了委員會來研究形勢。日本聲稱是“中國挑起了戰爭”（這是個謊言），而其他國家對於捲入一場沒有自身利益存在的遠方衝突則沒有興趣。國聯不具備一種能使其他國家作出必要反應的機制。同樣的事情發生在1935年義大利入侵衣索比亞的時候。日本、義大利和德國為進行更大規模的侵略退出了國聯，隨著二戰的開始，國聯也解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