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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我就不敢說以生命為詩了，我的生命不但說不上有聲有色，而且經常處在惶恐、迷亂、動搖、失誤中。即使“真誠”，也只是懸為追求的目標。如果真誠地說，“真誠”也往往是打折扣的。至於“以生命的熱情”，或者可以這樣說，詩總是用情感寫出來的，雖然不一定是“熱”的。陰暗、淡漠以至冷峻，都屬情感範疇。
你說，“世界上有那麼多虛偽和陰謀，愚蠢和仇恨”。是的，詩正是為了消滅他們才存在。所以，以我說，詩人便是要在生活中發現“陽光”的人。因此，在自己“主體意識”中首先要“充滿陽光”。要想達到“真實”，前提便是“真誠”。——這很難，要儘可能。我是把它懸為追求的目標的。
高昌：90年代以來，許多作家和評論家都敏感地意識到當代文學已發生著重大的轉折，新的文學狀態正在形成。《文藝爭鳴》雜誌和《鐘山》雜誌曾在1994年聯合發表宣言，將這種新走向文學稱之為“新狀態文學”，他們認為“新狀態文學”是“走出80年代的文學”，是“寫狀態”的文學，是“90年代的文學”，是“回到文學自身的文學”。其中的《文藝爭鳴》雜誌社就在您所生活的長春市，相信您對此一話題必有關注。
1993年，公木在河北辛集家鄉與部分親屬合影，前排幼兒是其孫女的一對孿生兒女公木：“回歸文學”是厭煩現實、逃離社會的一種狀態，在擺脫“政治侍婢”的地位這一方面，起過一定積極作用。但是它基本上違反意識反映現實、生活是唯一源泉的藝術規律。絕對化走到極端，便意味著回到象牙之塔，回到薄薄的大腦皮層，自我掏空，自我封閉。凡疏離人民者，自然也會被人民所疏離。新狀態正應該走出這一困境，而不是再更深陷進去。我這麼想，至於這一命題或口號的提出者是怎麼想的，我說不準。 我以為，新狀態是一種祝願，一種趨勢，既然有了文學的新狀態，自然也便會有新狀態文學。它是在形成中、發現中，它富開放性，其包容量沒有邊界。不好如此這般在表現手法或寫作手法上加以規定。假如作家們都這麼來“執行”，那還有什麼新狀態？豈不成了老一套？
高昌：您的作詩、治學、為人之道？
公木：理論（文藝）建設意識，學術（創作）自由心態，真理（審美）追求精神，道德（綱紀）遵守觀念。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時，不媚俗；不唯書，不唯上。心嚮往之，願共勉丹！
附記：1990年第4期《河北文學》和1998年第9期《詩刊》曾分別發表過我與公木的兩篇對話錄。這裡將這兩篇文章合在了一起。除個別重複的地方外，文字均按原樣收錄。其中有六題問答收入公木詩集《我愛·後記》和《人類萬歲·附錄》，因整理角度不同，與本處收錄的文字略有出入。
第五十九章（1）
第五十九章我們怎樣懷念公木銅雕，蕭寬創作公木紀念館內景人間多風雨。回望過去一年，多個名流相繼謝世。僅筆者任職的報紙上編發過訃告的即有巴金、啟功、劉白羽、馮亦代、陳逸飛等等。
他們留下了不少的唏噓感嘆，也留下不盡的淚水和思念。當一個個曾經熟悉的名字像流星一樣隕落，一下子讓人們直面了死亡，也讓人們更加懂得了珍視生命、敬重生命。
在報刊上讀了不少的悼亡文章，陪著人家灑了不少的眼淚。同時，也引起我對悼亡文章的一些思考。我們應該怎樣懷念？這本不是個問題。因為懷念是一種個人化的感情，正如眼淚，人家願怎樣流就怎樣流吧。可是，悼亡文章讀多了，還是忍不住想幾句，因為我讀到的大多是這樣的路數：寫一些亡者對自己的恩德，寫自己跟亡者的一兩次交往，不痛不癢地嚎上兩嗓子，甚至還有聰明人，借亡者的名義表揚自己和自己的文章，來個死無對證。
倘若亡者對自己有過一點點恩惠，就滿眼都是光輝燦爛；或者又因為一時的一點點雞蟲之爭，就又一無是處了。這樣的悼亡文章的作者，未免太淺薄了吧？
真正認識和評價一個人，需要準確完整地研究他的人生軌跡和作品，並不是浮光掠影地只是敘說些不著邊際的個人恩典。我記得在《人民日報》曾讀過王小妮一篇《回想公木老師》，作者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公木老師只教過我們這一個班的本科學生：吉林大學中文系七七級。他的課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浪漫主義。我們表面上聽課，實際是在下面翻歐洲小說和新被介紹過來的西方思潮。有很多時候，我們不過只是坐在公木老師的課堂上……”王小妮並沒有把公木寫得多麼高大光輝，但字裡行間卻總有一種濃情在蕩漾著。
我還在２００５年２月的《作家》讀到邵燕祥懷念胡昭的一篇文章。作者沒有花多少筆墨寫自己和胡昭的卿卿我我的私交，而是詳細披露了胡昭當年在一次全國新詩評獎中怎樣和舒婷、傅天琳一起成為“二等獎”得主的過程。讀來讓人感受到一種真誠的力量，同時也在事隔２０多年後，引發人們對社會和人生的反思。
公木與廠民（左）、邵燕祥合影我們應該怎樣懷念？這裡不妨看看巴金給講真話列的標準：“講自己心裡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邵燕祥和王小妮的這兩篇悼亡文章，都沒有私交和私惠的內容，卻都以“說真話”感動人心，以“抒真情”打動讀者。可是，在我近來讀過的悼亡文章中，太多的作家選擇了世故的處世哲學，在各種媒體用各種得體的方式積極主動地說著關於亡者的各種美麗的假話。
你說，“世界上有那麼多虛偽和陰謀，愚蠢和仇恨”。是的，詩正是為了消滅他們才存在。所以，以我說，詩人便是要在生活中發現“陽光”的人。因此，在自己“主體意識”中首先要“充滿陽光”。要想達到“真實”，前提便是“真誠”。——這很難，要儘可能。我是把它懸為追求的目標的。
高昌：90年代以來，許多作家和評論家都敏感地意識到當代文學已發生著重大的轉折，新的文學狀態正在形成。《文藝爭鳴》雜誌和《鐘山》雜誌曾在1994年聯合發表宣言，將這種新走向文學稱之為“新狀態文學”，他們認為“新狀態文學”是“走出80年代的文學”，是“寫狀態”的文學，是“90年代的文學”，是“回到文學自身的文學”。其中的《文藝爭鳴》雜誌社就在您所生活的長春市，相信您對此一話題必有關注。
1993年，公木在河北辛集家鄉與部分親屬合影，前排幼兒是其孫女的一對孿生兒女公木：“回歸文學”是厭煩現實、逃離社會的一種狀態，在擺脫“政治侍婢”的地位這一方面，起過一定積極作用。但是它基本上違反意識反映現實、生活是唯一源泉的藝術規律。絕對化走到極端，便意味著回到象牙之塔，回到薄薄的大腦皮層，自我掏空，自我封閉。凡疏離人民者，自然也會被人民所疏離。新狀態正應該走出這一困境，而不是再更深陷進去。我這麼想，至於這一命題或口號的提出者是怎麼想的，我說不準。 我以為，新狀態是一種祝願，一種趨勢，既然有了文學的新狀態，自然也便會有新狀態文學。它是在形成中、發現中，它富開放性，其包容量沒有邊界。不好如此這般在表現手法或寫作手法上加以規定。假如作家們都這麼來“執行”，那還有什麼新狀態？豈不成了老一套？
高昌：您的作詩、治學、為人之道？
公木：理論（文藝）建設意識，學術（創作）自由心態，真理（審美）追求精神，道德（綱紀）遵守觀念。不拜神，不拜金；不崇古，不崇洋；不媚時，不媚俗；不唯書，不唯上。心嚮往之，願共勉丹！
附記：1990年第4期《河北文學》和1998年第9期《詩刊》曾分別發表過我與公木的兩篇對話錄。這裡將這兩篇文章合在了一起。除個別重複的地方外，文字均按原樣收錄。其中有六題問答收入公木詩集《我愛·後記》和《人類萬歲·附錄》，因整理角度不同，與本處收錄的文字略有出入。
第五十九章（1）
第五十九章我們怎樣懷念公木銅雕，蕭寬創作公木紀念館內景人間多風雨。回望過去一年，多個名流相繼謝世。僅筆者任職的報紙上編發過訃告的即有巴金、啟功、劉白羽、馮亦代、陳逸飛等等。
他們留下了不少的唏噓感嘆，也留下不盡的淚水和思念。當一個個曾經熟悉的名字像流星一樣隕落，一下子讓人們直面了死亡，也讓人們更加懂得了珍視生命、敬重生命。
在報刊上讀了不少的悼亡文章，陪著人家灑了不少的眼淚。同時，也引起我對悼亡文章的一些思考。我們應該怎樣懷念？這本不是個問題。因為懷念是一種個人化的感情，正如眼淚，人家願怎樣流就怎樣流吧。可是，悼亡文章讀多了，還是忍不住想幾句，因為我讀到的大多是這樣的路數：寫一些亡者對自己的恩德，寫自己跟亡者的一兩次交往，不痛不癢地嚎上兩嗓子，甚至還有聰明人，借亡者的名義表揚自己和自己的文章，來個死無對證。
倘若亡者對自己有過一點點恩惠，就滿眼都是光輝燦爛；或者又因為一時的一點點雞蟲之爭，就又一無是處了。這樣的悼亡文章的作者，未免太淺薄了吧？
真正認識和評價一個人，需要準確完整地研究他的人生軌跡和作品，並不是浮光掠影地只是敘說些不著邊際的個人恩典。我記得在《人民日報》曾讀過王小妮一篇《回想公木老師》，作者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公木老師只教過我們這一個班的本科學生：吉林大學中文系七七級。他的課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浪漫主義。我們表面上聽課，實際是在下面翻歐洲小說和新被介紹過來的西方思潮。有很多時候，我們不過只是坐在公木老師的課堂上……”王小妮並沒有把公木寫得多麼高大光輝，但字裡行間卻總有一種濃情在蕩漾著。
我還在２００５年２月的《作家》讀到邵燕祥懷念胡昭的一篇文章。作者沒有花多少筆墨寫自己和胡昭的卿卿我我的私交，而是詳細披露了胡昭當年在一次全國新詩評獎中怎樣和舒婷、傅天琳一起成為“二等獎”得主的過程。讀來讓人感受到一種真誠的力量，同時也在事隔２０多年後，引發人們對社會和人生的反思。
公木與廠民（左）、邵燕祥合影我們應該怎樣懷念？這裡不妨看看巴金給講真話列的標準：“講自己心裡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邵燕祥和王小妮的這兩篇悼亡文章，都沒有私交和私惠的內容，卻都以“說真話”感動人心，以“抒真情”打動讀者。可是，在我近來讀過的悼亡文章中，太多的作家選擇了世故的處世哲學，在各種媒體用各種得體的方式積極主動地說著關於亡者的各種美麗的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