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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新詩的誕生和發展，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文學事件之一。這一前無古人的嶄新文體的“截然異質的突起的飛躍”（胡風語），是本世紀中國文學最高成就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為詩齡長達七十多年的老詩人，請您談談“新詩”為什麼名之曰：“新”？
公木：中國新詩亦即現代詩歌，是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學進入了光輝的現代時期而形成的。不僅因為它在時間上屬於現代，更因為它反映了中國詩歌現代化的進程，是現代意義的詩歌，這也就是新詩之所以新的所在。就其主流說，它的特徵主要為：(一)它是以現代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思潮為思想基礎的，集中表現在對於人的命運和人民民運、民族命運的關注，以及創作主體的個性、自我意識和描寫對象社會化的廣度和深度，都得到從未有過的加強。（二）實現了“詩體的大解放”（胡風語），完成了完全獨立於傳統的詩詞之外的嶄新的新詩體，並建立起現代詩歌的新傳統。（三）不斷接受外來影響，使之融化在自己民族風格中，在語言鑄造和詩意運營上，逐漸增加了它的世界性色彩。（四）現代新詩完成了舊傳統的打破和新傳統的建立，但打破或者叫決裂，並不意味著割斷，而只能是揚棄與吸收、批判與繼承，也就是推陳出新。
高昌：無論是“街頭詩”，還是30、40年代的“紅色鼓動詩”（甚至可以包括進蔣光慈、蒲風乃至殷夫的一些作品），都仿佛是分數的分子，如果以時間做分母的話，好像分母越大，其值越小。您在“左聯”時代就已開始文學活動，又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親身參加者，我估計您不會同意我的說法。但無論您承認不承認，我感覺這之中隱含著某種神秘而嚴峻的藝術規律。避開它們在政治和革命中的所謂“巨大作用”，單純地從冷靜的藝術的角度來看，將來將怎樣在文學史（比如您主編的《中國詩歌史》）上書寫這一現象？
公木：一般說來，一切文藝作品，一切詩歌，大都是分母越大，其值越小；只有被賦予了特殊藝術生命的作品或詩篇，可能征服時間，隨著歷史的延伸而增值，因為將會得到更多更多的讀者欣賞、發揮、釋解、再創作，從而也便益發充實豐富起來。
至於你所說的“街頭詩”和“紅色鼓動詩”，我以為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單純地從冷靜的藝術的角度來看”，站的住；大多數“在政治和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就算完成任務了。 至於在你“感覺”之中隱含著的“某種神秘而嚴峻的藝術規律”，是什麼，我一時也概括不出來，反正不會因為貼近“政治”（廣義地說即“人生”）便速朽。“政治”雖然不是詩的固有體，但也絕不是詩的病原體，一個具有堅定政治信念的詩人，也決不妨害他通過智慧的心靈而達到崇高的境界，並進而形象顯現為充實的藝術。評價是不能“避開”其“在政治和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的，避開了，也就無所謂“藝術的角度”。一切都將在文學史上得到實事求是的記載，我想。
高昌：一大批深受“極左路線”迫害的前輩詩人，歷經磨難，飽經風霜，隨便舉個例子，比如被逼得關上大門《哄小兒》的辛酸的流沙河，再比如後來一提起“文革”就大犯牙疼病的公劉，都沒有及時地對那一段特殊歲月做出清醒的認識，倒是一大批作為旁觀的青年詩人較早地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號，並且說“世界……即使你的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您是否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1988年在河北晉縣周家莊採訪勞動模範雷金河公木：我不能代表流沙河、公劉作答，至於我，我欽佩在特定歷史時期喊出“我不相信”的青年詩人，也讚賞他們要做一個“挑戰者”。但是，我不能這樣“喊”，這樣“做”。因為這個時代，不論他還有多少“毛病”，栽過多少“筋斗”，以至跌得多麼“鼻青臉腫”，他總是我們經過戰鬥爭取和開闢出來的。跌倒了，爬起來，掩埋好犧牲的同志，洗刷淨自己身上的血污，再前進。讓喊叫“我不相信”的青年詩人們，睜大眼睛看著吧！我相信未來。過去以至現在，如你所說，還有那麼多“虛偽和陰謀，愚蠢和仇恨”，這之中，我們自己都有份，都有責任，怎麼能輕輕地喊一聲“我不相信”了事呢？“挑戰”，向誰“挑戰”向自己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強行著有志，自勝者強”。把歷史的迷誤推給別人，容易。自己呢，怎麼走過來的？歷史不是由每個具有血肉之軀的感性的具體的個人所創造的嗎？
我佩服真正的“敵人”。如果有真正的“敵人”站出來，“朦朧” 也好，“明朗” 也好……但是不要只是個旁觀者，一叫真格的，又蔫了，縮回去了。
至於吃苦頭，哪個誠實的“勞動者”不吃苦頭呢？這是對“我們落後”的懲罰。怨誰呢？怨我們的列祖列宗和我們自己吧。所以，才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革。這自然也不是輕而易舉的。
公木：中國新詩亦即現代詩歌，是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學進入了光輝的現代時期而形成的。不僅因為它在時間上屬於現代，更因為它反映了中國詩歌現代化的進程，是現代意義的詩歌，這也就是新詩之所以新的所在。就其主流說，它的特徵主要為：(一)它是以現代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思潮為思想基礎的，集中表現在對於人的命運和人民民運、民族命運的關注，以及創作主體的個性、自我意識和描寫對象社會化的廣度和深度，都得到從未有過的加強。（二）實現了“詩體的大解放”（胡風語），完成了完全獨立於傳統的詩詞之外的嶄新的新詩體，並建立起現代詩歌的新傳統。（三）不斷接受外來影響，使之融化在自己民族風格中，在語言鑄造和詩意運營上，逐漸增加了它的世界性色彩。（四）現代新詩完成了舊傳統的打破和新傳統的建立，但打破或者叫決裂，並不意味著割斷，而只能是揚棄與吸收、批判與繼承，也就是推陳出新。
高昌：無論是“街頭詩”，還是30、40年代的“紅色鼓動詩”（甚至可以包括進蔣光慈、蒲風乃至殷夫的一些作品），都仿佛是分數的分子，如果以時間做分母的話，好像分母越大，其值越小。您在“左聯”時代就已開始文學活動，又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親身參加者，我估計您不會同意我的說法。但無論您承認不承認，我感覺這之中隱含著某種神秘而嚴峻的藝術規律。避開它們在政治和革命中的所謂“巨大作用”，單純地從冷靜的藝術的角度來看，將來將怎樣在文學史（比如您主編的《中國詩歌史》）上書寫這一現象？
公木：一般說來，一切文藝作品，一切詩歌，大都是分母越大，其值越小；只有被賦予了特殊藝術生命的作品或詩篇，可能征服時間，隨著歷史的延伸而增值，因為將會得到更多更多的讀者欣賞、發揮、釋解、再創作，從而也便益發充實豐富起來。
至於你所說的“街頭詩”和“紅色鼓動詩”，我以為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單純地從冷靜的藝術的角度來看”，站的住；大多數“在政治和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就算完成任務了。 至於在你“感覺”之中隱含著的“某種神秘而嚴峻的藝術規律”，是什麼，我一時也概括不出來，反正不會因為貼近“政治”（廣義地說即“人生”）便速朽。“政治”雖然不是詩的固有體，但也絕不是詩的病原體，一個具有堅定政治信念的詩人，也決不妨害他通過智慧的心靈而達到崇高的境界，並進而形象顯現為充實的藝術。評價是不能“避開”其“在政治和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的，避開了，也就無所謂“藝術的角度”。一切都將在文學史上得到實事求是的記載，我想。
高昌：一大批深受“極左路線”迫害的前輩詩人，歷經磨難，飽經風霜，隨便舉個例子，比如被逼得關上大門《哄小兒》的辛酸的流沙河，再比如後來一提起“文革”就大犯牙疼病的公劉，都沒有及時地對那一段特殊歲月做出清醒的認識，倒是一大批作為旁觀的青年詩人較早地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號，並且說“世界……即使你的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您是否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1988年在河北晉縣周家莊採訪勞動模範雷金河公木：我不能代表流沙河、公劉作答，至於我，我欽佩在特定歷史時期喊出“我不相信”的青年詩人，也讚賞他們要做一個“挑戰者”。但是，我不能這樣“喊”，這樣“做”。因為這個時代，不論他還有多少“毛病”，栽過多少“筋斗”，以至跌得多麼“鼻青臉腫”，他總是我們經過戰鬥爭取和開闢出來的。跌倒了，爬起來，掩埋好犧牲的同志，洗刷淨自己身上的血污，再前進。讓喊叫“我不相信”的青年詩人們，睜大眼睛看著吧！我相信未來。過去以至現在，如你所說，還有那麼多“虛偽和陰謀，愚蠢和仇恨”，這之中，我們自己都有份，都有責任，怎麼能輕輕地喊一聲“我不相信”了事呢？“挑戰”，向誰“挑戰”向自己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強行著有志，自勝者強”。把歷史的迷誤推給別人，容易。自己呢，怎麼走過來的？歷史不是由每個具有血肉之軀的感性的具體的個人所創造的嗎？
我佩服真正的“敵人”。如果有真正的“敵人”站出來，“朦朧” 也好，“明朗” 也好……但是不要只是個旁觀者，一叫真格的，又蔫了，縮回去了。
至於吃苦頭，哪個誠實的“勞動者”不吃苦頭呢？這是對“我們落後”的懲罰。怨誰呢？怨我們的列祖列宗和我們自己吧。所以，才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革。這自然也不是輕而易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