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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晚會上，我聽到了兩首終生難忘的歌曲。一首是《民主自由歌》（？），其中一段至今記憶猶新：
為什麼十家房子有九家空，為什麼十個人就有九個窮？
都只為舊社會不講民主，軍閥們官僚們到處橫行。
再一首就是《東方紅》。可以肯定地說，這首歌當時已明確以這個名字命名了。而且第一段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第二段是“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哪裡有了共產黨，哪裡人民得解放”。
第五十四章（2）
1985年廈門大學師生合影徐非光說：
我不記得當時是否發過這首歌的歌片，但第二天起，整個煙臺軍民都在高唱這首歌了。接著，這首歌就在整個膠東解放區廣泛流傳開來（當時兩個歌劇的個別唱段甚至也得到流行，例如“王木匠在黎城縣，買了一把銼……”，我們許多年輕人都可以哼哼）。
一首歌曲這樣引起轟動，得到如此迅速的傳播，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得力於它的歌詞反映了時代的呼聲，唱出了群眾的情緒，也得力於它的曲調優美、動聽、歡快。這個文工團的演出，對當時膠東解放區的文化生活產生了很大吸引力和衝擊力，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這首《東方紅》。
徐非光推測說，這裡說的“總政文工團”，大概就是公木同志說的“東北文工團”。因此，我對“《東方紅》首次演出在瀋陽”一說，不能不表示懷疑。因為該團在煙臺的演出，肯定是在瀋陽演出之前。而在煙臺的演出，肯定是已經正式用《東方紅》的歌名了。對於《移民歌》這個名字，我不僅沒有在那次演出中聽到，直至後來也從未聽到過。徐非光認為，《東方紅》早在瀋陽之前，就已在煙臺演出，並在煙臺和膠東半島流傳開了。
對於徐非光的反證，公木於當年4月2日撰文做答。關於自己介入《東方紅》這支歌的編創經歷，他說：
“東北文工團”不是肖向榮同志率領的文工團。徐非光同志說他叫“總政文工團”。這個總政文工團在延安時我沒有聽說過，也許是為赴東北途徑山東而新組成的吧。這些希望能調查一下。不知他們何時從延安出發？到煙臺，目的大概也是渡海赴東北的吧，徐非光同志說，總政文工團在煙臺演唱過《東方紅》。時間如果在9月或10月中旬，最晚20日以前，那便是早於東北文工團在瀋陽的演出。如果在10月底以前至11月以後，那便是在瀋陽演出之後了。這可以再從多方了解了解。徐說：第一段歌詞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其中“幸福”兩個字，肯定是我們改定的。原文是“謀生存”，這不會是“不謀而合”吧。關於“共產黨，像太陽”一段，在我的《出發》中，已記上了，說明我們在行軍途中，大家就這麼編唱的，只是到瀋陽後才寫定下來。開頭那句“照到哪噠哪噠亮”，為了保留陝北風味，後來傳唱中才把“哪噠”改成“哪裡”，是群眾給改的。在寫這段歌詞時，我們還就“哪裡有了共產黨”一句，也經過一番斟酌。因為一路上唱的，有時是“出了共產黨”，有時是“來了共產黨”，直至要正式演出前，不得不寫定下來時，才感到“出了”和“來了”都不合適，經推敲，才想到“有了”兩個字。這事，劉熾、田方、於藍、雷加、嚴文井、王大化等都曾參加過嘀咕，如今不知劉、雷、嚴諸同志還記得否？反正我是印象很深的，因為我是執筆人。
公木推測說：
1993年10月無錫討論會合影煙臺的演唱，如在10月中旬以前，那只可說大家都不謀而合了。如果在10月底或其以後，則只可證明當時山東與東北往來頻繁，流傳很快——《東方紅》用的是“騎白馬”小調，陝北出來的同志都會唱，一聽就會。反正，我們在瀋陽的演出，過去所有的記述，都是千真萬確的。當時我們不曾聽說過還有一個“總政文工團”。
再者，徐非光同志說，他由膠東軍區調到煙臺警備司令部，時間約為9、10月： “我到達煙臺後不久（不會超過11月），就看了由肖向榮率領的‘總政文工團’的一次演出……。”那麼，就算是11月吧，那也很清楚，總政文工團演唱《東方紅》，大有可能是從東北傳唱來的。當時大批幹部和解放軍，穿梭似地往來於山東與東北之間。由瀋陽傳唱到煙臺，太容易了，也極正常。在當時，我們東北文藝工作團，還不曾自己錄音，我們很土，還沒有這一套設備。但是廣播電台似乎制過錄音帶，也曾廣播過（我們連收音機也不曾攜帶，是否在瀋陽廣播過，我不清楚，也記不得了。不過，1946年4月底，我輾轉到了長春，曾在街上路過時，聽到廣播喇叭里播放過《東方紅》）。
對於《移民歌》的搜集整理方面的爭議，公木也作了一些說明：
第五十四章（3）
“關於《移民歌》的採錄，其經過可能如呂驥同志所說，1944年春，魯藝戲音系曾派馬可同志追蹤移民隊，向李增正採錄的。歌詞九段，盡如《陝北民歌選》所載。《陝北民歌選》是我與何其芳同志主持，在1945年春夏間編選的。當時肯定沒有以《東方紅》名篇的民歌；若有，我們不會不採。而且附錄的曲調，也是由當時戲音系提供的，只有《騎白馬》（探家調），而沒有《東方紅》。這便足以證明，45年夏以前，在延安，《移民歌》絕對沒有把“東方紅”獨立出來單獨成為一個歌曲傳唱過。我們編《陝北民歌選》時，確曾向戲音系索取過許多歌詞，其中也包括《移民歌》。這就是呂驥同志所說，交周揚轉何其芳，又讓我修改云云的原始情況。在當時，不是修改，而是編選，我們也確實沒修改過（在編選民歌時，非萬不得已，絕對不自己改動採錄稿）。”
為什麼十家房子有九家空，為什麼十個人就有九個窮？
都只為舊社會不講民主，軍閥們官僚們到處橫行。
再一首就是《東方紅》。可以肯定地說，這首歌當時已明確以這個名字命名了。而且第一段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第二段是“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哪裡有了共產黨，哪裡人民得解放”。
第五十四章（2）
1985年廈門大學師生合影徐非光說：
我不記得當時是否發過這首歌的歌片，但第二天起，整個煙臺軍民都在高唱這首歌了。接著，這首歌就在整個膠東解放區廣泛流傳開來（當時兩個歌劇的個別唱段甚至也得到流行，例如“王木匠在黎城縣，買了一把銼……”，我們許多年輕人都可以哼哼）。
一首歌曲這樣引起轟動，得到如此迅速的傳播，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得力於它的歌詞反映了時代的呼聲，唱出了群眾的情緒，也得力於它的曲調優美、動聽、歡快。這個文工團的演出，對當時膠東解放區的文化生活產生了很大吸引力和衝擊力，很大程度上得力於這首《東方紅》。
徐非光推測說，這裡說的“總政文工團”，大概就是公木同志說的“東北文工團”。因此，我對“《東方紅》首次演出在瀋陽”一說，不能不表示懷疑。因為該團在煙臺的演出，肯定是在瀋陽演出之前。而在煙臺的演出，肯定是已經正式用《東方紅》的歌名了。對於《移民歌》這個名字，我不僅沒有在那次演出中聽到，直至後來也從未聽到過。徐非光認為，《東方紅》早在瀋陽之前，就已在煙臺演出，並在煙臺和膠東半島流傳開了。
對於徐非光的反證，公木於當年4月2日撰文做答。關於自己介入《東方紅》這支歌的編創經歷，他說：
“東北文工團”不是肖向榮同志率領的文工團。徐非光同志說他叫“總政文工團”。這個總政文工團在延安時我沒有聽說過，也許是為赴東北途徑山東而新組成的吧。這些希望能調查一下。不知他們何時從延安出發？到煙臺，目的大概也是渡海赴東北的吧，徐非光同志說，總政文工團在煙臺演唱過《東方紅》。時間如果在9月或10月中旬，最晚20日以前，那便是早於東北文工團在瀋陽的演出。如果在10月底以前至11月以後，那便是在瀋陽演出之後了。這可以再從多方了解了解。徐說：第一段歌詞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其中“幸福”兩個字，肯定是我們改定的。原文是“謀生存”，這不會是“不謀而合”吧。關於“共產黨，像太陽”一段，在我的《出發》中，已記上了，說明我們在行軍途中，大家就這麼編唱的，只是到瀋陽後才寫定下來。開頭那句“照到哪噠哪噠亮”，為了保留陝北風味，後來傳唱中才把“哪噠”改成“哪裡”，是群眾給改的。在寫這段歌詞時，我們還就“哪裡有了共產黨”一句，也經過一番斟酌。因為一路上唱的，有時是“出了共產黨”，有時是“來了共產黨”，直至要正式演出前，不得不寫定下來時，才感到“出了”和“來了”都不合適，經推敲，才想到“有了”兩個字。這事，劉熾、田方、於藍、雷加、嚴文井、王大化等都曾參加過嘀咕，如今不知劉、雷、嚴諸同志還記得否？反正我是印象很深的，因為我是執筆人。
公木推測說：
1993年10月無錫討論會合影煙臺的演唱，如在10月中旬以前，那只可說大家都不謀而合了。如果在10月底或其以後，則只可證明當時山東與東北往來頻繁，流傳很快——《東方紅》用的是“騎白馬”小調，陝北出來的同志都會唱，一聽就會。反正，我們在瀋陽的演出，過去所有的記述，都是千真萬確的。當時我們不曾聽說過還有一個“總政文工團”。
再者，徐非光同志說，他由膠東軍區調到煙臺警備司令部，時間約為9、10月： “我到達煙臺後不久（不會超過11月），就看了由肖向榮率領的‘總政文工團’的一次演出……。”那麼，就算是11月吧，那也很清楚，總政文工團演唱《東方紅》，大有可能是從東北傳唱來的。當時大批幹部和解放軍，穿梭似地往來於山東與東北之間。由瀋陽傳唱到煙臺，太容易了，也極正常。在當時，我們東北文藝工作團，還不曾自己錄音，我們很土，還沒有這一套設備。但是廣播電台似乎制過錄音帶，也曾廣播過（我們連收音機也不曾攜帶，是否在瀋陽廣播過，我不清楚，也記不得了。不過，1946年4月底，我輾轉到了長春，曾在街上路過時，聽到廣播喇叭里播放過《東方紅》）。
對於《移民歌》的搜集整理方面的爭議，公木也作了一些說明：
第五十四章（3）
“關於《移民歌》的採錄，其經過可能如呂驥同志所說，1944年春，魯藝戲音系曾派馬可同志追蹤移民隊，向李增正採錄的。歌詞九段，盡如《陝北民歌選》所載。《陝北民歌選》是我與何其芳同志主持，在1945年春夏間編選的。當時肯定沒有以《東方紅》名篇的民歌；若有，我們不會不採。而且附錄的曲調，也是由當時戲音系提供的，只有《騎白馬》（探家調），而沒有《東方紅》。這便足以證明，45年夏以前，在延安，《移民歌》絕對沒有把“東方紅”獨立出來單獨成為一個歌曲傳唱過。我們編《陝北民歌選》時，確曾向戲音系索取過許多歌詞，其中也包括《移民歌》。這就是呂驥同志所說，交周揚轉何其芳，又讓我修改云云的原始情況。在當時，不是修改，而是編選，我們也確實沒修改過（在編選民歌時，非萬不得已，絕對不自己改動採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