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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新年剛過，這篇論文出現在《當代文藝思潮》雜誌。引起軒然大波。由於當時一位領導將徐敬亞的文章定性為“背離了社會主義文藝方向”，並親筆刪掉了名字後面的“同志”兩個字，事情變得異常可怕，在基層，吉林省的“討論”力度尤其重大。已經不是“同志”的他所在的單位領導讓他寫一篇檢討，修改多次通過後，徐敬亞發現這檢討被正式發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很快，《文藝報》、《詩刊》、《文學研究》等報刊全部進行轉載。在駁斥《崛起的詩群》的會議上，公木為了替這篇稿子說一點公平話，不得不中斷發言，在台上吃心臟病的藥……與來訪的舒婷等合影
第五十二章（4）
一年多以後，一個新的詩歌浪潮席捲而至。《當代文藝思潮》再次向徐敬亞約稿。他於是寫了《圭臬之死》一文。誰料這篇文章竟導致《當代文藝思潮》最終停刊。詩人王燕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一位負責人在作家、評論家、文學編輯座談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他在最後談到培養接班人時說：我們培養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那個寫了《圭臬之死》的青年，就是我們的掘墓人嘛。這個掘墓人就是徐敬亞。”
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徐敬亞和王小妮遷往深圳，198５年1月3日，他們致信公木說：“一直等到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消息時，再給您寫信，但一直不能最後得到安定。半年來波波折折……目前我們已基本定下來。爭取明年回長春搬家，接老母……。呂貴品同我們情況類似……。我們首先的憂慮是興奮中心——創作。小妮正寫散文集，我和貴品已寄了一些詩。同時對新型大學生詩作儘快熟悉。我們三人狀態較好。86年我訂了一百元書刊。雖然工作忙仍嘗試古文人的生活滋味，我們會逐漸戰勝與內地隔絕、文化人的荒漠和文化人的貶值的觀念。沒有人恭維，沒有高尚的地位，也不會感到空曠，做個普普通通的文人，可能是新社會角色需要。聽胡昭信說，您去北京檢查，是良性疾病，我們這才放下心來，望您不可過急，每天用1至2個小時看花觀草散散步，不會耽擱您的計劃，要壓抑一下緊迫感。其實世間上的事，常常不是那麼緊急。遙遠祝願只有通過信作宗教式虔誠的表達。小妮向您問好，已經幾年沒到您那小屋去坐坐了。坐，說什麼呢？什麼也別說。需要什麼國外藥，只要寫詳細，一定盡力弄到。在我們遇到的世人中，哪裡還見像您這樣的好人！……祝身體總是好！問吳師母好！”從字裡行間，可以想見幾位詩人在深圳創業的情懷和他們師生之間的感情。
1997年8月1日，公木逝世一年多之前，他忽然想起了徐敬亞和王小妮，隨手寫了這樣一首奇怪的詩：
“煙說戒就斷，身有癢不撓，斯人多內向，慎莫與深交。此徐敬亞語，王小妮說的。初不以為然，也許有道理。”
2002年5月，王小妮、徐敬亞夫婦專程從深圳到河北省辛集市的公木墓前拜祭。並參觀了這裡為公木設立的紀念館。臨別的時候，徐敬亞潑墨揮毫，用極具特色的左手寫下“赤子之心”四個蒼勁有力的大字。他說：“當年公木老師為我們詩社題寫了赤子心，現在，我把這幾個字還給他……”
1985年2月號《詩刊》頭條刊載了由公木、嚴辰、屠岸、辛笛、魯黎、艾青等18位老詩人聯署的、題為《為詩一呼》的文章。這是他們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為促進新詩走向繁榮而採取的聯合行動。在這篇文章中，他們同時向“各級文藝領導同志”、評論界、出版社和文學刊物發出了籲請，籲請他們(“重要的是各級文藝領導同志”)“應該重視新詩，要給予真正的關懷和實際的支持，要通過各種途徑和採取各種方法，推動新詩的發展。” 這種籲請，似乎沒有回聲。
詩人徐敬亞和王小妮夫婦悼念公木
第五十三章（1）
第五十三章雙八百詩文書畫室公木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工作著，除了進行正常的詩歌創作和文學評論外，還有紛繁的學術會議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活動和“案頭未了的應酬文”。一個人的體力究竟能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呢？
1981年，公木在修訂審讀下冊《歷代寓言詩選》文稿時，由於過分勞累，猝發心肌梗塞，一時間病情相當嚴重，連續幾天昏迷不醒。經過醫院醫生的奮力搶救，終於脫險。當病情穩定下來以後，公木到大連幹部療養院去療養。大連幹部療養院庭院內，植木瓜、海棠三四十株，既春華秋實，複葉落枝枯；而冬天到了，一夜北風，枝頭上又含苞累累，且見重華，粉紅嫣紫，盈路飄香。公木因此寫了幾首絕句，其中之一寫道：“鬥豔爭妍怎得了，謊花不果逞虛好。流光已去豈重回，空把胭脂塗老鴇。”顯然，這是諷刺某些沒有自知之明的老人家的。
1985年肖像病中公木還在為一位青年詩人因為幾首“詩傳單”入獄的事情不能釋念，先後致信有關“賢明的領導”，試圖幫助他解決困境。因為病重，無法參加當年的作協理事會。會後，作協理事會的十七位同志聯名寫來一封慰問信。信中說：“這次作協理事會上，寫詩的朋友們聚首，談到您在病中，全都不勝馳念。特此‘快郵代電’遙致慰問，祝願早日康復，繼續執筆一鳴此盛世。天寒，敬希珍攝。一一同您握手。”
第五十二章（4）
一年多以後，一個新的詩歌浪潮席捲而至。《當代文藝思潮》再次向徐敬亞約稿。他於是寫了《圭臬之死》一文。誰料這篇文章竟導致《當代文藝思潮》最終停刊。詩人王燕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一位負責人在作家、評論家、文學編輯座談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他在最後談到培養接班人時說：我們培養的有的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那個寫了《圭臬之死》的青年，就是我們的掘墓人嘛。這個掘墓人就是徐敬亞。”
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徐敬亞和王小妮遷往深圳，198５年1月3日，他們致信公木說：“一直等到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消息時，再給您寫信，但一直不能最後得到安定。半年來波波折折……目前我們已基本定下來。爭取明年回長春搬家，接老母……。呂貴品同我們情況類似……。我們首先的憂慮是興奮中心——創作。小妮正寫散文集，我和貴品已寄了一些詩。同時對新型大學生詩作儘快熟悉。我們三人狀態較好。86年我訂了一百元書刊。雖然工作忙仍嘗試古文人的生活滋味，我們會逐漸戰勝與內地隔絕、文化人的荒漠和文化人的貶值的觀念。沒有人恭維，沒有高尚的地位，也不會感到空曠，做個普普通通的文人，可能是新社會角色需要。聽胡昭信說，您去北京檢查，是良性疾病，我們這才放下心來，望您不可過急，每天用1至2個小時看花觀草散散步，不會耽擱您的計劃，要壓抑一下緊迫感。其實世間上的事，常常不是那麼緊急。遙遠祝願只有通過信作宗教式虔誠的表達。小妮向您問好，已經幾年沒到您那小屋去坐坐了。坐，說什麼呢？什麼也別說。需要什麼國外藥，只要寫詳細，一定盡力弄到。在我們遇到的世人中，哪裡還見像您這樣的好人！……祝身體總是好！問吳師母好！”從字裡行間，可以想見幾位詩人在深圳創業的情懷和他們師生之間的感情。
1997年8月1日，公木逝世一年多之前，他忽然想起了徐敬亞和王小妮，隨手寫了這樣一首奇怪的詩：
“煙說戒就斷，身有癢不撓，斯人多內向，慎莫與深交。此徐敬亞語，王小妮說的。初不以為然，也許有道理。”
2002年5月，王小妮、徐敬亞夫婦專程從深圳到河北省辛集市的公木墓前拜祭。並參觀了這裡為公木設立的紀念館。臨別的時候，徐敬亞潑墨揮毫，用極具特色的左手寫下“赤子之心”四個蒼勁有力的大字。他說：“當年公木老師為我們詩社題寫了赤子心，現在，我把這幾個字還給他……”
1985年2月號《詩刊》頭條刊載了由公木、嚴辰、屠岸、辛笛、魯黎、艾青等18位老詩人聯署的、題為《為詩一呼》的文章。這是他們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為促進新詩走向繁榮而採取的聯合行動。在這篇文章中，他們同時向“各級文藝領導同志”、評論界、出版社和文學刊物發出了籲請，籲請他們(“重要的是各級文藝領導同志”)“應該重視新詩，要給予真正的關懷和實際的支持，要通過各種途徑和採取各種方法，推動新詩的發展。” 這種籲請，似乎沒有回聲。
詩人徐敬亞和王小妮夫婦悼念公木
第五十三章（1）
第五十三章雙八百詩文書畫室公木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工作著，除了進行正常的詩歌創作和文學評論外，還有紛繁的學術會議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活動和“案頭未了的應酬文”。一個人的體力究竟能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呢？
1981年，公木在修訂審讀下冊《歷代寓言詩選》文稿時，由於過分勞累，猝發心肌梗塞，一時間病情相當嚴重，連續幾天昏迷不醒。經過醫院醫生的奮力搶救，終於脫險。當病情穩定下來以後，公木到大連幹部療養院去療養。大連幹部療養院庭院內，植木瓜、海棠三四十株，既春華秋實，複葉落枝枯；而冬天到了，一夜北風，枝頭上又含苞累累，且見重華，粉紅嫣紫，盈路飄香。公木因此寫了幾首絕句，其中之一寫道：“鬥豔爭妍怎得了，謊花不果逞虛好。流光已去豈重回，空把胭脂塗老鴇。”顯然，這是諷刺某些沒有自知之明的老人家的。
1985年肖像病中公木還在為一位青年詩人因為幾首“詩傳單”入獄的事情不能釋念，先後致信有關“賢明的領導”，試圖幫助他解決困境。因為病重，無法參加當年的作協理事會。會後，作協理事會的十七位同志聯名寫來一封慰問信。信中說：“這次作協理事會上，寫詩的朋友們聚首，談到您在病中，全都不勝馳念。特此‘快郵代電’遙致慰問，祝願早日康復，繼續執筆一鳴此盛世。天寒，敬希珍攝。一一同您握手。”